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25年第4期刊發了學者、作家王彬的長篇小說《花楸樹下》，這是一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主題力作。

歷史場景的細節還原，是《花楸樹下》時代質感的基石。

《花楸樹下》以“1945年8月9日蘇聯突然出兵中國東北對日作戰”“關東軍迅速崩潰”“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一伙作鳥獸散”這一連串歷史事件為敘事背景，從偽滿洲國“皇后”婉容逃亡途中被溥儀丟下、形單影只攜帶一只據說藏有珍寶的黑色手提箱流落到長白山腳下臨溪市說起，用約20萬字的篇幅細細描述了抗日戰爭剛剛勝利、硝煙還未散盡時，中國共產黨、國民黨與蘇軍、日本關東軍殘部、當地土匪等正邪多方勢力在白山黑水間激烈斗爭的傳奇故事。作者以其深厚的學養，扒開歷史“縫隙”，讓我們窺見陰謀與諜戰的驚險、暴動與反擊的殘酷，時時沉浸于親情與離亂、愛情與背叛的傷感——亂世浮沉，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身不由己，生命脆弱不堪，青春曇花一現，作者深長的感喟化作題在卷首的寥寥詩行：“花楸樹/銀白色的樹枝/在風中招展。”

而時光如白駒過隙，雪上空留馬行處，天知道歷史的真相是會隨著歲月流逝而水落石出還是更加撲朔迷離，但作者最終傳遞給我們的，還是其對長存世間者終不外正義戰勝邪惡、光明驅除黑暗的滄桑正道的信念。

“那年秋天，樹枝銀白色的花楸樹，落霞似的漿果又大又甜，而那年冬雪格外浩瀚，仿佛寒冷山林里的傳說民謠，綿密而悠遠，臨溪人說許多年沒見過這樣的大雪了。”這是小說的最后一段，像《紅樓夢》等多數中國古典小說一樣，結尾照應開篇，誰起頭，誰歸結，不管是形式還是內涵，要把故事“圓起來”。這是滲透到中國作家血脈骨髓里的先天文化基因，不是誰覺著老套隨便發布個文學宣言想舍棄就能輕易舍棄的。如果說卷首的那三行小詩流露出的是一位作家感性而略帶憂傷的文學氣質，那么尾句中果實的“又大又甜”、冬雪的“格外浩瀚”，這些耀眼的文字正折射出一位當代有責任感的歷史文化學者嵌入骨髓的唯物史觀的理性、堅定，樂觀、遠見。

王彬在附在小說后面以《從生活中尋覓描寫歷史的出口》為題的創作談中提到，對比《三國志》與《三國演義》中火燒赤壁前后的文字，便可以看出小說源于歷史記載的地方與在主體情節上的堅守，是一絲一毫也不會錯謬的，并緊跟一句，這是歷史小說的基本寫法。王彬是一位致力于敘事學、傳統文化、北京歷史地理研究的卓有成就的學者，同時又是一位創作勤奮的作家。他的學術著作中，我讀過《紅樓夢敘事》《無邊的風月》《水滸的酒店》等，并關注他近兩年在《光明日報》發表的關于北京歷史地理文化研究的系列文章；他的文學作品，我主要看過長篇歷史小說《豐泰庵》、散文集《袒露在金陵》等。記得他在紅學研究文集《無邊的風月》的《爐瓶三事》一文中寫道：“同樣是香爐，在形式上也要有所不同而采取了文王鼎這樣莊重的禮器形態，這當然屬于細節描述，是《紅樓夢》作者的精細之處，然而細微之處見精微，中國當下小說鮮有經典，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文化符號的精準運用，為時代質感注入了精神內核。 王彬的創作觀，自然首先貫徹在他本人的歷史小說寫作中。我還是援引他在《花楸樹下》創作談中舉例提到的一段描寫——盛薇似乎看到了風在樹中流動的形態，青碧的樹枝翩翩飛舞，不時發出嘆息似的微響聲，是風吹動了樹，還是樹吹動了風，一時不禁有些恍惚，突然想到北平家中的四合院，大紅柱子，綠色欄桿，垂花門上蓮花蓓蕾一樣的柱頭，描畫著深藍、墨綠、緋紅的花瓣，風擺柳一樣向里面旋轉，美麗的抄手游廊把正房與廂房連接，嬌嫩的花蕊將春夢似的金粉灑落在美人蕉艷麗的大紅色花瓣上。

盛薇是小說的女主角，一位堅強的革命者，原是北平富家小姐。作者寫她回憶當年離家投身抗日洪流時，順便描寫了她家的四合院。我前幾天剛好有機會去北京，在南池子沿街住戶門前駐足，古都富裕人家住宅低調的奢華、內斂的大氣從容，立刻讓我想到了王彬小說里關于盛薇家四合院垂花門的這段描述真的是細致入微、由景傳情，正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通過作者筆下對蓮花柱頭等的形狀與色彩的描寫，盛薇的家庭狀況已盡在不言中地展示出來，這就是王彬在其創作談中強調的“沉靜入心，深潛歷史肌理，通過語境獲得時代質感”“而質感是歷史小說的重要元素，是不可以或缺的”。

對于一位并未親歷“那段歲月”、又有志以“史筆”活脫脫再現歷史的作家來說，“教授小說”并不是一個帶有譏諷意味的概念。《故事新編》陸續發表時，有人曾譏笑說這是“教授小說”，魯迅先生接過這話頭，說即使是“教授小說”也不容易寫。比如他的《故事新編》，除了“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之外，還要“博考文獻，言必有據”，并且加以精心組織。可見，他所謂“教授小說”是指“歷史小說”的一種優秀品質，既充分合理地利用歷史材料，又發揮想象融入當代活人的思想，還要精心組織，使古人和今人真正打成一片（語出郜元寶《關于“學者型作家”和“教授小說”》，2014年7月20日《文學報》）。王彬在《花楸樹下》寫到溥儀逃離天津這段歷史時，就將自己多次去靜園的親身體驗和對溥儀《我的前半生》及日本《文藝春秋》雜志相關史實的研讀所得“精心組織”起來，從而呈現給讀者一段盡管篇幅不大但卻“時代質感”滿滿的“信史”文字。當這些有機聚攏起來的文字又被“融入當代活人的思想”時，就成了一位學者、作家駕馭像《花楸樹下》《豐泰庵》這種鴻篇巨制時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