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國內大學還沒有“211”“985”“雙一流”這樣一些標簽。在許多地方高校，還有不少具有全國影響的知名學者，文史學科尤其如此，湖南師范大學馬積高教授就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位。

馬積高先生1925年11月29日出生于湖南省衡陽縣一個清寒的書香之家。1944年至1948年就讀于國立師范學院國文系，受教于馬宗霍、駱鴻凱、錢基博、陳天倪等著名學者，在文學、經學和諸子學、史學及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等方面打下堅實基礎。1948年秋起在衡陽的中學任教，曾擔任幾所中學的校長。1958年初起任教于湖南師范學院（1984年更名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曾任系副主任、主任。1991年被評為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范并被授予人民教師獎章。還兼任過湖南省古代文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韻文學會常任理事兼賦學研究會理事長等職。2001年5月20日在長沙病逝,享年76歲。

馬積高先生不帶名校光環，沒有“居高聲自遠”的優勢，他本人也保持老一輩正直學人謙遜而清高的風范，但在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領域內，全國以至海外的同行，都對他的學術貢獻給予高度評價。今年適逢他誕辰100周年，整理出版《馬積高全集》，可以比較完整地展現馬先生的學術成就，有利于后來者重溫他的學術思想，感受其“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赤子情懷，這是對馬先生最好的紀念。

專精：構筑中國古代賦史研究的新框架

對中國古代賦體文學的研究，無疑是馬積高先生用力最多、貢獻最鉅的領域。他撰寫的《賦史》是有史以來第一部中國賦體文學通史，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該書以發展的眼光看待賦體流變，完整呈現賦這一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文學體裁的發展歷程，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見解。

例如，關于賦體的起源和早期流變，學界歷來異見紛呈。馬積高先生指出，“賦”實際上由先秦時期多種來源匯合而成，亦包含多種類別，其源流大致有“三源三派”：一是由“詩三百”篇演變而來的詩體賦，如屈原的《天問》、荀卿的《賦篇》等；二是由楚聲歌辭衍變而來的騷賦或騷體賦（也稱辭），如屈原的《離騷》《九章》等；三是從戰國策士的說辭和諸子的問答體演變而來的以韻語為主體、散韻夾雜的文賦，相傳為屈原所作的《卜居》《漁父》和宋玉的《風賦》等即是這類賦的先導。

歷來論者高度重視漢賦，認為它是漢代文學的“一代之勝”。馬先生則認為，與楚賦相比，漢賦雖在藝術手法等方面有一些新的發展，但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不如前者廣闊。此時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王朝建立，需要賦家來替他們“潤色鴻業”，故賦不能不打上帝王愛好的印記。就漢賦本身而論，也不必過于看重其中的大賦，而應更多地注意那些抒情意味較濃的短賦，以及描寫某一較小的事物或場景的較短的賦。

整個魏晉南北朝文學歷來被視為形式主義的典型，人們對魏晉南北朝賦的評價也不高。馬先生則認為，魏晉南北朝的賦同漢賦相比有很大進步，其題材內容遠比漢賦廣泛豐富，藝術上也比漢賦有長足進步。后者的結構大都比較呆板，少變化；前者則因題制宜，不拘一格。后者離奇古怪而意象模糊的形容詞語多，生動的描寫少；前者詞采雖秾麗而艱深的字句漸少，抒情、敘事、詠物賦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準。

與歷來論者推崇漢賦為賦體文學的頂峰不同，馬積高先生認為，中國古代賦體文學發展的高峰在唐代。唐賦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更為廣泛，所蘊含的思想也更深刻。唐代還出現了大量的諷刺小賦，短小精悍，對世態人情、社會弊端剖析入微，其批判性之強，筆力之悍勁，實屬前無古人，后鮮來者。唐賦的體裁和藝術構思更加多樣化，語言風格漸趨平易，刻畫事物更加細膩生動，抒情更加真實感人。

馬先生指出，宋以后的賦在思想內容和體式上都沒有重大的發展。除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外，在文學內部，宋以后詞、曲、戲劇、小說等新興通俗文體興起，而文人詩、賦、古文等文體則漸趨邊緣，賦體文學的衰落與整個古典雅文學的衰落的命運是一致的。

1996年，受中華書局邀約，馬積高先生承擔了傅璇琮先生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中《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一書的撰寫，2001年4月正式出版。該書分“上篇：歷代辭賦及研究概述”和“下篇：辭賦要籍敘錄”，為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賦體文學指引門徑。

自1990年起，馬先生組織賦學界同行六十余人編撰《歷代辭賦總匯》。該書共收辭賦作家7391人，辭賦作品30789首，分26冊，總字數達2800多萬字。凡題目標明“賦”“騷”或“辭”者，一并收入；配有作者小傳及作品校記，對作者的時代和作品的歸屬做了必要考證。其收集之廣，體例之清，考訂之精，均遠超前人，是中國古代各種文體中第一種通代全編。由于該書體量龐大，且賦體作品多用典故奇字，許多寫本難以辨識，因此搜集和編校難度極高。馬先生親力親為，“幾乎傾注了晚年的全部心血”（“前言”）。該書1994年進入湖南文藝出版社編輯程序，因為出版經費等原因，直到2014年1月才正式出版。

《賦史》《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歷代辭賦總匯》三者相結合，構筑了當代賦史研究的新框架。后來研究者對賦學文獻的收集還可以補苴罅漏，對賦史的研究更可以后出轉精，但都離不開這個基礎。

橫通：開拓新時期古代思想史與文學史綜合研究的新途徑

馬積高先生的學術研究，雖以賦史為重點，但并未局限于此。他繼承前輩學者的優良傳統，追求“直通”與“橫通”（《憶郭晉稀》）。這既指學者的知識素養，也指研究方法。就一個主要從事古代文學研究者而言，所謂“橫通”，就是不僅僅就文學論文學，而是打通文學與語言學、哲學、史學、宗教學、藝術學以及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領域的界限，注意考察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馬先生在這方面撰寫了《宋明理學與文學》（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崇文書局2023年再版）和《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湖南出版社1996年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

《宋明理學與文學》共十四章，考察宋初到明末清初各個時期理學的流變及其與當時文學發展的相互關系，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啟發性的見解，這里僅舉數例以見一斑。

第一章“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思想風貌與理學、文學”中指出，以往人們認為，宋代詩文崇尚說理的風尚，是受宋代理學的影響。但宋代詩文崇尚說理的風尚在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文學家的創作中已經形成，而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理學開創者比他們都要晚出生十年左右，說前者受到后者的影響，沒有根據。宋代詩文崇尚說理的風尚，主要是由宋代政治制度所形成的當時士大夫保守性、內向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決定的。

第五章“元雜劇的盛衰與科舉、理學”在考察元雜劇和元代科舉及理學的發展歷程后指出，元雜劇的興盛固然與當時的經濟條件、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有某種聯系，但與金元之際蒙古統治者的文化政策，特別是與停科舉和尚未確定理學為官方哲學有更密切關系。雜劇的衰落，也不僅僅由于它的體制不如南戲，而是與恢復科舉和理學在思想文化界占統治地位有關。

第八章“明代中期學術思想的變化與詩文復古運動”在國內學術界較早提出應全面準確認識明代復古派，指出：以往研究者將明代復古派簡單視為剽竊模擬，予以全盤否定，實際上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的宗旨是批判程朱理學，倡導詩文表達真情實感。復古派作家積極關注政治，他們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之多，對黑暗現象的批判之尖銳，在明代詩文作家中首屈一指。

第十四章“明清之際文學思潮的變化與金圣嘆、王夫之的文學思想”指出：“從思想路線看，金圣嘆的思想是對左派王學的修正，王船山是對程朱理學的修正，但都不是單純的修正，而是有發展，文學觀也是如此。從作為文學指導思想的人性論來說，金圣嘆的修正側重在保存禮法，船山的修正側重在照顧人情，相反而實相成。但究之金氏仍偏重人情，船山仍偏重性理……船山的詩論可以說是性理化了的抒情詩論，金圣嘆的文學理論則基本上是以表現個性為中心的文學理論。故從對文學理論的貢獻來說，金氏的貢獻顯然要大得多，盡管從思想發展史來看，船山的貢獻要比金氏大得多。”

《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共八章，重點考察清代考據學和理學的流變及其對文學的影響。其第三章“清代考據學與駢文的復興”，針對籠統認為清代駢文復興與考據學興盛相關的觀點，指出清代駢文復興是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

清代重要駢文家33人，兼為考據學者只有9人；考據學注重博學，對駢文創作的影響有利有弊；考據學聲勢浩大，強調漢、宋之別，有利于駢文家避開宋明理學的影響，這是考據學對駢文創作的主要積極作用。

第四章“乾、嘉的漢宋學術之爭與詩風的嬗變”指出：考據學者對宋明理學的態度并不完全一致，其詩文宗尚也不一樣；博學精考據者未必一定不能詩，但既精考據又崇理學者，其詩必然不足觀；沈德潛的詩論較近于經學家，而較遠于理學家，故較重視詩歌內容的豐富多樣性；翁方綱的“肌理說”是理學家兼考據家的詩論，主要是把方苞的古文義法論移之于詩，只是他本人精于金石考據，每在詩中作考證，其詩押韻之文較多。

第五章“清前期的反理學思潮與小說”指出：《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小說的重要價值，在于包含一種具有探索性的人生價值觀。它與當時學術思想沒有多少關系，而是遠承晚明的思想潮流。

第七章“晚清學術思想的變革與文學”認為，嚴復、康有為、章太炎、譚嗣同、孫中山等人對中國改革與發展前途命運的思考，對今人仍有重要啟示意義；西方文學的引入對中國文學的觀念、文體、技法等產生重要影響。馬先生特別指出：“正如沒有晚清啟蒙思想家的努力，就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樣，僅從文學上看，沒有晚清一些先驅者的努力，也就沒有‘五四’新文學運動。”值得注意的是，馬先生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在1995年9月以前（見該書“后記”）。

縱通：奮力疏鑿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源流

所謂“直通”（縱通），就古代文學研究來說，即不局限于某個時段或某個點的文學，而是注意從總體上把握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源流。即使研究某個時段或某個點的文學，也必須將它放在這個大的源流背景中考察。

《關漢卿的生平及其作品》是馬先生“文革”前撰寫的唯一著作，195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先生特別注意將關漢卿戲劇放在元代民族歧視、政治腐敗的特定歷史背景中，分析其現實意義，但對當時古典文學研究中出現的庸俗社會學傾向，如有的學者將《哭存孝》中的康君立和李存信牽強附會為元代的翻譯官，馬先生則明確表示不同意見。

雖然該書側重闡發關漢卿戲劇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但對它們的藝術特點和成就也做了深入分析。如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認為《竇娥冤》“列之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馬先生則曰“其實，豈止無愧色而已”；《拜月亭》是古代最杰出的愛情戲曲，因為劇中王瑞蘭與蔣世隆的愛情是在一場巨大的歷史性災難中形成的，比起平常時期才子佳人一見傾心的愛情更為珍貴和合理；其他戲劇常常描寫像紅娘那樣為小姐的幸福而斗爭的侍婢，卻很難發現為自己的幸福而斗爭的侍婢的形象，《詐妮子》中塑造的燕燕彌補了這個缺陷；《玉鏡臺》有庸俗的一面，但劇中溫嶠教劉倩英寫字一段、他們成親一段，把一個老文人的癡情和一個少女的憎惡，都寫得很生動。

1961年，馬積高先生在《湖南文學》第10期發表《從金圣嘆談起》一文，指出金圣嘆固然反對農民起義，但也有同情和贊美水滸英雄的一面，其思想存在著深刻矛盾。他的《水滸》評點中某些精湛的藝術分析，如對人物性格描寫的討論，對作家觀察生活與藝術虛構關系的分析，都超過了他以前和與他同時的小說批評家。我們必須對古代人物及其思想的復雜性有充分認識。生活在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思想中都難免有落后保守的一面，如果因此就予以簡單否定，則古代文化遺產將被一筆抹殺。在當時提出這樣的見解需要極大勇氣。

馬先生在湖南師范學院中文系主辦的《語文教學》（雙月刊）上，從1978年1月第1期到1980年5月第3期，連載《中國古代文學史話》，共十五講，雖以普及為主要目的，但也表達了許多重要見解。如第十四講“唐詩的繁榮與初唐詩人的貢獻”，有別于把社會歷史的發展與文學的發展混為一談的說法，明確把唐代歷史的“初盛中晚”與唐詩的“初盛中晚”分開，指出唐詩的第一期從開國到玄宗開元以前，基本與歷史的初唐吻合；第二期從玄宗開元年間到代宗大歷年間，這是唐詩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時期，在歷史上則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轉變時期；第三期從德宗建中年間起，到宣宗大中年間，這是唐中央政權與割據藩鎮、朝官與宦官互相爭斗、相互消長的時期，也是唐詩發展的第二個高潮時期；第四個階段從唐懿宗咸通初到唐亡，唐朝走向全面崩潰，唐詩也走進尾聲。

在中國文學史研究方面，馬先生還另外發表了數十篇論文，對有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提出了許多重要見解，試舉數例：

《〈文心雕龍〉與〈昭明文選〉中對“文”的看法的比較》指出，劉勰關于“文”的觀念雜糅古今，徘徊于古今之間，正反映了當時“文”的觀念處于變化中的狀態。當其論文體時，他是按照古時孔子等人“文學”的概念（將禮樂等文化制度和用文字記載的典籍文書都稱為“文學”）；當其總結創作經驗時，他又主要用當時“文章”（主要是文藝性作品）的概念，并著眼于魏晉以后文章寫作中正反兩面的經驗。《文心雕龍》的上篇與下篇其實不對應。而蕭統《文選》則反映魏晉以來對文章的看法，代表著文學特別是抒情性文學要求獨立發展的進步潮流。

《論宮體與佛教》首先辨明，“宮體”的準確含義是指梁簡文帝蕭綱作太子時，其東宮文人集團所倡導的文體。接著指出，宮體決不等于艷體，從軍國大事、邊塞征戍到離愁別恨、兒女私情等，在宮體詩賦中均有表現，但艷情詩賦確在宮體詩賦中占較大比重。蕭綱等人崇信佛教，同時又寫了不少艷情詩賦，這說明文學自有其發展邏輯，與哲學、宗教等方面的關系非常復雜，有時不一定受它們的制約。

《唐代的科舉考試與詩的繁榮》經過考證指出：唐詩發展的高潮到來的時候，正是進士考試詩賦的制度逐漸定下來的時候，二者顯然有著某種因果關系；唐代科舉制度對唐詩發展的影響，并不限于考詩賦，更在于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漫談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有關的一些問題》針對杜甫該詩“非律非古，亦律亦古”的藝術特點，指出杜甫所謂“晚年漸于詩律細”的確切含義，并非指更加講究聲律，實際上是指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對體裁限制的突破兩個方面。

《李杜優劣論和李杜詩歌的歷史命運》認為，盡管李、杜所處的時代相銜接，但他們所代表的卻是以“安史之亂”為界的兩種不同時代精神和兩種不同藝術傾向。李白所代表的是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中的一個極為光輝的時代。他雖活到安史之亂興起以后，但他并沒有完成思想上和認識上的轉變。杜甫代表的是我國封建社會歷史走向衰落的時代，他較早地開始了這個轉變，而且終于完成了這個轉變，成為新的歷史時期詩歌的開拓者。杜甫的詩歌無疑更符合唐以后歷代人的總體思想觀念和藝術趣味，因此中唐以后出現揚杜抑李論并取得支配地位是必然的。揭示李杜優劣論所蘊含的歷史文化意義，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主要價值所在。

在考察大量具體文學史現象的基礎上，馬積高先生還將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進行比較，探討中國古代文學的總體特征，指出中國古代文學具有“大文學、雜文學”的特點。早在1982年發表的《漫談文章學的研究與文章的教學》中，馬先生就提出，中國古代的“文學”與“文章”的概念，既包括后世所謂文學，也包括各種應用性文章。但近代以來運用“文學”來翻譯西方的“文學”即英文中的literature，用古代本來很大的概念來翻譯一個狹義的概念，就造成“文章”無處擺放。既然現在的“文學”（文藝學）不講論說文和其他許多應用文章，而它們在實際生活中很需要，也有規律可循，就應該有一個學科來研究它，所以有了文藝學還要文章學。

1992年5月，馬積高、黃鈞兩位先生主編、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學科教師共同編寫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三冊）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1997年和1998年分別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和臺灣萬卷樓圖書公司出版修訂版和繁體字版，十余年間海峽兩岸印刷不下十余次。2008年再次修訂，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09年5月出版，至2021年8月，該修訂版已印刷20次。據修訂版“后記”，該書“大部分編章都經過馬先生審校”。書中的一些重要文學史觀念，都與馬先生一貫的學術觀念一致。該書設置“漢代辭賦”“魏晉南北朝辭賦”“魏晉南北朝駢文與散文”“唐代的賦和駢文”“清代散文與駢文”等專章，也體現了以馬先生等為代表的湖南師范大學古代文學學科學術研究的特色。

匯通：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審視

湖湘學風向有規模宏闊、注重經世致用的特點，馬先生繼承這一優良傳統，是當代湖湘學術的杰出代表。他雖然以文學為專業，但關注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重大問題，重視學術研究對當代社會發展的借鑒意義，體現出一個真正人文學者的擔當。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電視系列片《河殤》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不少人隨聲附和，馬先生立即表示強烈義憤。他在《戊辰（1988）歲暮書感》中說道：“斗室憂天下，風云入夢來。鹍鵬方振翮，竅穴早吹灰。日見乘桴去，時聞買櫝回。罪河真妙策，拔地信悠哉！ 自注：時有電視片《河殤》，以中國近代之不振，歸罪黃河、長城及黃土文化。”

九十年代后，傳統文化熱興起，風向大變，有些人又把中國傳統文化說得天花亂墜。馬積高先生則主張保持客觀理性的態度。針對當代社會有人把所謂“天人合一”說抬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他撰寫了《荀學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崇文書局2023年再版）。他在該書“前言”中指出：“我國古代確實有很深很長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傳統，可以說從殷、周以來長期在文化思想史上占據統治地位。但它并不是我國古代關于天、人關系的唯一的學說，我國古代還有由荀子開創的天人相分的學說，并在后世得到繼承和發展，形成了另一個思想傳統。兩相比較，我認為，后一傳統價值更大，尤其不能忘記。”

馬先生指出，所謂“天人合一”說，根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產物。它雖包含一些合理成分，在中國歷史上起過某些積極作用，在當代仍有一定借鑒意義，但它“并不是人與自然界的關系的科學的認識和說明，而只是從天、人間相通相類那一部分事實出發所作的玄想或神秘幻想的推衍”。所謂天人合一觀與天人統一觀之間存在根本區別。天人統一觀承認人與天是不同的事物，有各自的特點和規律，只是互相聯系，處于一個統一體中，有某些共同的規律。天人合一觀則傾向于忽視天與人之間的區別，既不利于把自然界之物當作獨立的對象來深入研究，也不能完全擺脫天命論的影響，認識人類社會本身的客觀規律，還容易成為假借“天意”阻擾社會變革的思想依據。

馬先生認為，與天人合一說相反，由荀子開始提出的“天人相分”說，較接近于天人統一觀。它強調天（整個自然界）就是物，而不是什么神靈；天的運行規律與人間治亂的規律不同；人類對天必須物蓄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應時而使之、騁能而化之，即努力認識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這實際上是迄今人類在自然界中的所作所為的基本概括。至于人類因為沒有認識自然界的規律而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那不是人類要利用甚至“征服”自然這個命題的錯誤，更不是荀子的錯誤，而是愚昧無知的錯誤。荀子很注重不破壞自然規律，他曾鄭重說道：“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

殺生時，則草木殖……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鳣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王制》）

馬先生指出，荀子的“天人觀”是周王朝崩潰、天命的權威性消解的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他的人性論、治國論都以其天人觀為基礎。他將天人分開，就否定了人性受天之命而本善的可能性；基于性惡論，他把群而有分、遵守禮法作為政治設計的總出發點。漢以后的政治莫不是禮、法兼施，可說基本上循著荀學的思路發展，只是采納法家學說的成分更多一點而已。但在意識形態領域，荀學長期不顯，宋明時期甚至被當作儒學異端與法家受到自命正統的儒學家的嚴厲批判，這是因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君權專制體制需要假借天意作為自己統治的依據，荀子的“天人相分”說觸犯了“天”的權威，實際上也就觸犯了帝王的權威；另一方面，小農經濟力量弱小，對自然界和神力的依賴、崇拜、恐懼難以消除，這就形成了“天人合一”說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強固基礎。這種情況不改變，形式色色的天人合一說就必然在思想界占主導地位。

赤忱：對國家民族的熾熱之愛

馬先生一生喜愛吟詠，但早年作品未嘗存稿，現在留下來的只是晚年的部分作品，編為《風雨樓晚年詩鈔》，岳麓書社2007年出版。中外詩論均有“詩如其人”之說，持之以衡古今詩人詩作，或不盡合，然馬先生之詩如其人，則確乎無疑。他的詩作都是有感而發，在藝術上皆不假雕飾，氣韻沉雄，語質味深，總體上遠摹魏晉風骨，以古樸蒼勁為特色。

馬先生這一代人，生活在中華民族多災多難的年代，飽經國破家亡之苦。他晚年所作《蘭州黃河母親塑像》憶及少時生活云：“怡然躺臥對黃河，懷抱嬰兒玉色和。我見慈親殊異此，艱難長是淚痕多。”情意愴惻，令人動容。改革開放后，國家發展出現新的氣象，他為之無限欣喜，同時也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憂患意識。約作于1980年的《寄贈洞庭詩社雅集諸君子》云：“愧負迎春約，飛夢岳陽樓。危欄一極目，九域何悠悠。暖風自東來，生意出平疇。浩浩洞庭水，佳氣與云浮。對景增慷概，愴然念昔游（自注：一九七四年余曾因便一登岳陽樓）。于時妖氛豁，國命如綴旒；呼天不可聞，登臨翻百憂。剝極終來復，天柱障橫流。赤日欣再耀，治國見嘉猷。書生多意氣，當年苦未酬。時矣思騁力，惜哉才不侔。緬懷范公言，逸樂安敢求。舊學與新知，相期且窮搜。”作于1997年4月的《香港即將回歸志感》，為香港回歸祖國懷抱而欣慰，又為臺灣還處于分裂狀態而憂心：“少時親見寇強橫，夢里中流擊楫聲。長恨弱貧供宰割，每從醒醉識衰榮。南瞻喜見風方好，東顧猶憐海未寧。舉國同歡吾不外，百年憂患總難平。”作于1999年12月6日即新千年到來前夕的《近今五百年歌》，歷數五百年來整個人類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成就，同時為世界“共榮共富恨未及”“南北東西不同情，異國殊群有炎寒”感到遺憾。當時全球化浪潮一路高歌，舉世洋溢著樂觀情緒。馬先生則預測“人以群分利害殊，和合之道益多艱……大同之世吾所求，前路盤旋待躋攀。未來千載期太平，別異萬世恐難刊。和合信美難孤行，珠玉堪賞不可餐。”當今全球化發生逆轉，硝煙四起，族群、階層撕裂，馬先生可謂不幸而言中。此詩體現出來的馬先生對整個人類未來命運的深沉關注，民胞物與的博大胸襟，以及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深邃洞察力，令人欽佩。

馬先生的登臨感慨之作，特別推重古往今來那些特立獨行的仁人志士，即魯迅先生所說的或舍生求法、或為民請命、堪稱民族之脊梁的人。他的懷舊憶人之作，縷述對師友的懷念，感情真摯而綿長。自抒懷抱之作，則表現出他崇尚自由的傲岸風骨。其《登湘西桑植天平山》云：“險境平生慣，天平最不平。路旋千仞上，車在半空行。木古余斑斕，林深入杳冥。向來慕幽興，曳杖意縱橫。”《平生》（一九八九年三月病中作）又云：“平生好尚不尋常，不慕繁華愛雪霜。但有文章酬厚地，更無禱告到穹蒼。人間風月饒千變，夢里伊人在一方。心狹賈生長痛哭，時從煙雨看晨光。”其《已巳孟夏游君山有感（二首）》之一：“一點青瑩映遠空，也無奇石也無峯。深藏勁骨無人識，只在江湖煙雨中”，更是他的人格精神的自我寫照。

我于1978年3月進入湖南師范學院中文系學習，馬先生沒有給我們開設完整的課程，但應同學們的強烈要求，曾為我們講過一堂課，講的是“宋詩的特點”。先生不疾不徐，娓娓道來，容納一百幾十人的大教室里，似乎落下一根針也能聽得見，同學們被真正的名師風采深深折服了。畢業前夕，幾位任課教師推薦我留校任教，馬先生讓系里的秘書通知我去見他，我此前從未與馬先生單獨交流。那天晚上我穿著一件舊棉襖，帶著自己寫的一些所謂論文稿，怯生生地敲開馬先生的家門。不久我留校之事在學校遇阻，馬先生以辭職相爭，時任系副主任樊籬先生亦與馬先生共進退，方得解決。1983年秋，我進入馬先生門下攻讀碩士學位，從此度過耳提面命、如坐春風的三年時光。碩士畢業留校工作半年后，我前往杭州大學，在徐朔方先生門下攻讀博士學位，1989年底畢業后留校工作。每次回長沙，我都會去拜見先生師母。他總是坐在書桌前，總是穿著洗白的中山裝，忙著撰寫論著，只是白發逐年蕭疏。1995年11月，湖南師范大學為先生舉辦七十華誕壽慶，我曾作為學生代表發言。2001年5月20日，我正在香港開會，忽然接到電話，得知先生去世，我悲慟無比，迅即趕回長沙。在先生的告別儀式上，我又作為學生代表發言。在場的學生和其他吊唁者，在先生遺體旁齊刷刷跪成一片，哭聲震地。撫今思昔，先生的音容笑貌儼在目前，但他已離開我們二十四年了。此次出版先生全集，我花兩三個月將先生的著作又拜讀一遍，不斷為先生的真知洞見所震撼，每每中夜繞屋，不能自已，幸運自己能成為先生的學生，憶念先生慈父般的關愛，慚愧自己辜負先生和其他老師的期望，百感交集，化作夜空中無邊的思念。

（作者為湖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