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沾河濕地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沾別拉”系滿語，意為急流河，這條湍急的河流位于黑龍江省遜克縣西部，滋養了兩岸豐茂的自然生態系統。《沾別拉》從一個伐木工人家庭鋪陳開來，以深沉的情感和冷峻的筆調，展現了近百年來四代森工人與森林、大河、動物的密切聯系，以及森工人的愛與奉獻。

《沾別拉》從抗戰時期的東北森工寫起，一直延續到當下的森工轉型，使小說具有了歷史的厚重感。自近代中東鐵路修建以來，東北大小興安嶺的廣袤森林便承受了過多的血與火、開發與建設。《沾別拉》開頭的故事頗富傳奇性。薛喜君塑造的老一輩伐木工人與北宋名將楊繼業同名，這位伐木工人表現出戰將的勇武，斧劈妄圖放火毀林的日本兵，而他的兒子楊石山、孫女楊春洛等也都成了林業人，共同承擔起開發山林、守護山林的歷史重任。

森林工業從伐木支援建設到停伐護林的轉折，在楊石山的身上有著充分的展現。到楊石山任隊長時，采伐隊已從50多人發展到200多人，采伐工具也從過去的彎把手鋸變成了油鋸。但在采伐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時，森工人卻要面對育林速度遠遠跟不上采伐速度的困局。山河林業局轄區的老爺嶺生長著紅松、落葉松、冷杉等珍貴樹種，而這些樹種生長速度極慢。楊石山退出采伐隊，改去種樹，正是預見到森林工業的這種困局，意識到山林已經受了重傷，到了必須全力醫治、養護的時候了。

《沾別拉》流露出強烈的生態保護意識，在立足書寫森工發展的同時，著力展現森工人與山林的復雜關系。楊石山是伐木能手，但他每次伐木前都在心里默念一首鄂倫春族的民歌，表達對有靈的大樹的敬畏之情。薛喜君非常重視對民族、民間文化資源的開掘，因為他認識到游牧、狩獵民族的人們與自然環境的聯系更為緊密，他們更懂得敬畏生命，有節制地獲取自然資源。《沾別拉》中的鄂倫春族老獵人早就為森工發展敲響了警鐘，“山上的樹越來越稀疏，空氣也越來越差了”。這樣發展下去，不僅是“鄂倫春獵人的路”會斷，“黑瞎子”“傻狍子”等動物的路會斷，森工發展的道路也會斷。

在《沾別拉》描繪的森林中，人和樹木、動物的命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楊石山的師父劉昌明躲過了“坐殿樹”，卻為了救徒弟，在“回頭棒”下丟了性命。高守利、楊春洛夫婦孤寂的守塔生活，因紅狐貍的到來而多了一些情趣，紅狐貍充滿了靈性，和守塔人共同譜寫了和諧相處的生命樂章。在《沾別拉》敘寫的一個個故事中，體現了萬物平等的森林倫理，人不具有高于動物、植物的存在意義，而是在索取自然、回饋自然、守護自然中實現了自身的價值。

《沾別拉》刻畫了各具特色的森工人群體形象，大力頌揚幾代森工人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林區的冬天入九以后溫度低至零下三十八九攝氏度，而森工人面對的困難不只有嚴寒，還有各種各樣的難題。《沾別拉》中有很多細節讓人印象深刻，集材隊靠牲畜跟不上采伐隊的速度，就只能用肩扛，肩膀的皮薄，皮破了就只能磨骨頭，因此被稱為“磨骨頭隊”。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森工人仍然保持了樂觀積極的工作態度。“撐起腰啊——哎嗨呦——”透亮的勞動號子在林間回蕩，展現出集體勞動中的精神凝聚力與野性生命力。

相比熱火朝天的集體勞動，森工人孤獨的堅守更為不易。林業工作地點偏遠，生活單調枯燥，與世隔絕感強。一代代林業工人、技術人員、管理人員，數十年如一日扎根深山，以林場為家，與樹木為伴。營林、觀測、防火、管護，都一絲不茍，精益求精。楊春洛和高守利婚后不久，就有了去守“夫妻塔”的想法。在贍養老人的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后，他倆就毅然決然地擔起了駐守551瞭望塔的任務。“森工瞭望員是前沿的哨兵、森林的眼睛”，楊春洛25年如一日，多次觀測到火情，使山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這種在平凡崗位上默默耕耘、甘于寂寞的執著與堅守值得肯定。

在《沾別拉》中，從楊繼業到楊春洛的兒子高石頭，四代森工人深知肩上擔負的使命。“多出木材，出好木材，支援國家建設”；讓山林“休養生息，再為子孫后代造福”，這些都是他們樸素而又堅定的信念。他們長年累月奮戰在林區一線，舍小家顧大家，犧牲個人利益和健康，將寶貴的青春、汗水甚至生命獻給了祖國的林業事業。楊石山倒在了他精心培育的紅松林里，葛彤、曲黎敏為救采山的百姓被山洪卷走，肖旺才、王知順、高守利在撲救山火的戰役中窒息而死，他們既是普通的林業工人，更是與山林同生的民間英雄。

《沾別拉》記錄了沾河森工從“破冰攻堅”到“破繭成蝶”的歷史進程，在歷史與自然的張力之間，既見證了工業文明對森林的索取，也預言了生態覺醒的必然，同時展現了森工人面對時代變遷時的無私與無畏。《沾別拉》的價值不僅在于保存這段行業發展的記憶，更在于為人與自然如何共處提供了文學維度的思考。在推動生態文學繁榮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沾別拉》為“美麗中國”注入了人文溫度。

（作者系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