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詞語的盡頭寫出廣闊人間
我出生的地方,語言像風一樣自然。人們不說“我愛你”,只說“鍋里的肉給你留了最肥的一塊”;不說“我悲傷”,只說“今天的云彩壓得牦牛都抬不起頭”。我的文學啟蒙,不是安徒生童話或格林童話,而是外祖母在牛糞火爐邊,用糌粑團在掌心捏出的一個個精靈故事。講完后,她把手一攤,糌粑回歸糌粑,故事則鉆到我的心里。
那時,我們家剛從鄉下搬到縣城,父母為蓋房欠下一身債。我很小就懂生活的重負,總想做些什么以補貼家用。熱愛寫作的我,最終選擇了用文字掙稿費。那些稿子稚嫩粗糙,卻總能換來母親欣慰的笑。她說:“只要你愿意寫,寫到能發表了,準會拿回稿費?!备赣H也總念叨:“媽媽是這世上最偉大的人,值得我們崇拜。”我從沒想過當一名大作家,只盼望能為家里減輕一點負擔。這份因生活而生的書寫,成了我與世界最初的聯結。
外祖母的故事與父母的期盼,共同塑造了我最初的文學觀:語言不是用來占有和展示的,而是像呼吸一樣,是用來完成生命交換的。后來,我擁有了漢語這第二種“呼吸”大學時,父親建議我選漢語言文學系,他說:“你的藏文基礎不錯,但漢語會讓你擁有更廣闊的表達天地?!蔽译m顧慮會加重家里的經濟負擔,卻還是聽從了建議,明白這不僅是語言的探索,更是對未來的期許。
我無意做文化的展演者,可早期創作仍成了一場“返鄉之旅”:我拼命書寫草原、雪山、白牦牛和煨桑的煙霧,像文化人類學家般用漢語“翻譯”故鄉??珊芸煳蚁萑肫款i——寫出的只是精美的明信片,有奇崛的風景卻無真實、貼切的情感。讀者贊嘆我筆下風景的神秘壯美,鄉親們卻會憨厚一笑:“這寫的不就是咱們天天見的嘛?”我終于意識到,自己成了景觀的“搬運工”,寫的是記憶而非真實的在場,是在堆砌概念而非展現有質感的生命。那段時間,我極度苦悶,幾乎擱筆,反復詰問自己:如何確保真誠不被損耗?寫作是為了解釋“他者”,還是尋找迷失的“自我”?
直到我看到了玉樹地震后的廢墟。面對滿目瘡痍的土地,我問自己:除了寫作,還能為這片土地做些什么?我只能忠實地記錄這里最純真的民俗。于是我開始搜集整理稱多的民俗文化,在那些樸素日常里,重新看見生命的力量——就像從前冬天回故鄉時,鄰居默默修補被狼咬壞的羊圈,不咆哮,不悲傷,只是沉默地加固木欄,最后坐在雪地里抽煙,哼起蒼涼的調子。那調子不是哀歌,是與荒野、生死的對話,比我寫的所有華麗篇章都更接近文學的本質。
自此,我的創作進入新階段:從“書寫文化”轉向“勘探存在”。我不再追求故事的傳奇性,而是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神性微光”。我寫暴風雪中找牦牛的老人,核心的意義不是尋找,而是他在絕境里憑本能的方向感與風雪達成默契。我寫拒絕搬去縣城、守著老木屋的老奶奶,寫她黃昏倚門送光,說“光走了我得送送它,明天它才認得路回來”。這些人面對的不是時代洪流,是風、雪、光與死亡,他們身上的“自然人格”——視自己為自然循環的一環而非主宰,藏著現代都市人失落的智慧與尊嚴。
我漸漸明白,真正的焦慮是現代人的普遍困境:在碎片化、符號化的世界里,如何找回完整、真實、能與萬物共振的自我?我的民族背景,只是為追問這個問題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與語言。而文學,就是對抗“內在失鄉癥”的解藥——我們在社交媒體上打造人設,在職場中是一顆螺絲釘,在消費社會里是消費者——那個能與落葉共悲喜的“我”早已被遺忘。文學引領的回鄉,不是地理故鄉,是精神原鄉,是與萬物初聯結的真實自我。
我的文學理想,從來不是建一座異域風情的文化博物館,而是打造“詞語的診所”與“精神的加油站”。我希望用生澀卻真誠的漢語,寫出無詞調子背后廣闊的人間——讓讀者在閱讀時安靜下來反觀自身,哪怕只意識到窗前月光的存在,也能瞥見與更龐大、古老、寧靜存在的連接。這條路,我會一直走下去,用文字不斷擦拭被塵埃覆蓋的感知,在詞語的盡頭,為每個具體而微的心靈,點亮治愈的微光。
更求金巴,藏族,1985年生。青海省作協第九屆委員會委員、玉樹市作協主席。著有《游蕩的魂》《稱多民俗》《青藏山水文化篇之稱多山水文化》《康瑪略史》《稱多非物質文化及文物名錄圖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