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上午，“有光的孩子——梁鴻教授新著《要有光》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中國當代非虛構寫作代表人物、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作主旨發言，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理醫學科副主任醫師葉塵宇、上海市氣象局首席氣象服務官兼心理咨詢師鄔銳、復旦附中語文教研組組長王希明、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副研究員王啟元、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的姚霏老師、張靜老師、朱琺老師、劉欣玥老師、姚文晗老師、本科生蘭洪凱等來自社會各界的嘉賓出席研討會并發言。會議由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主任王宏超主持。

十余年前從學院研究邁向非虛構創作，緣于梁鴻教授走出書房、深入現實的內心沖動和問題意識。在“梁莊三部曲”中，她深刻記錄了中國農村的衰敗和回不去的故鄉。在《要有光》中，她試圖追問一個始于內心，同時又輻射社會整體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生病的孩子卻越來越多？這個問題，看似是一個社會學問題，心理學問題，但梁鴻教授堅持以“文學”的立場寫作：她不是要通過采集樣本，分析、總結出什么規律，而是關注“人”本身，從個體入手，呈現歷史和生活的復雜性。在梁鴻教授看來，文學的普遍性是建立在個體性之上的。從“梁莊三部曲”到《要有光》，她始終堅持把自己的村莊寫好，把自己關注的對象寫深，寫到自己能達到的最大程度，最終就會具有某種普遍性。她強調，“現實”是需要發現的，非虛構寫作并非簡單地“把一堆攤開的現象揉在一起”，而要有足夠寬廣的視野和敏銳的感覺，把現象寫得更充分，更深遠。在《要有光》中，她試圖把潛藏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習焉不察的文化慣性、思維慣性呈現出來，從家長與孩子的角度，重新思考我們幾千年來一貫的行為、生活、表達方式。這種“發現”需要時間的長度和寬度。對于非虛構寫作而言，必須“和寫作對象站在一起”，因為很多生命細節，只能通過漫長的相處慢慢呈現出來。她到現在還經常和書中原型人物們聊天。唯有在親密相處的過程中，家長和孩子們，才會說出內心最深處、最不愿正視的東西。

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嚴鋒教授從一個自閉癥孩子的家長角度，動情地分享了他的閱讀感受。自閉癥兒童家長的身份，使他有了“增強的眼睛”，能更敏銳地發現正常世界中的不平靜。他認為《要有光》既寫了一個特殊人群的特殊心理領域，又指向更大的人際空間。不僅孩子的世界，也包括成年人的世界，甚至群體與群體、國與國之間，都是一個破碎的世界。各種技術和媒介看似把我們聯系得更緊密了，實際上卻讓我們的心靈更加疏遠和隔絕，引發了更多的矛盾、沖突，乃至戰爭。此時，文學的意義就顯現了。在嚴峰教授看來，在技術時代、AI時代，文學和心理學是最重要的兩個文化領域，二者都是“人學”，都要進入人的內心世界，只是方式不同。心理學技術性更強，文學精神性更強、更細膩，二者能形成互補。他提到，書中敏敏的成長是環境支持和自我療愈結合的一個典例。自我覺醒的同時，她也很需要一個阿叔補習班那樣的環境給予支持，換一個環境就完全不一樣。文學也是給我們一個新的環境、新的世界，讓我們對現實產生不一樣的認知。

復旦附中的王希明老師，分別從父親、教育工作者、普通人三個視角做了令人動容的分享。更甚于書中的孩子，他的自閉癥小女兒“連小學的入場券都沒有”。書中的孩子還是有希望的，而那些唐氏、自閉癥孩子連希望都看不到，他們對父母的愛是沒有回應的。我們愛一個人，總希望有回應，當完全沒有回應的時候，是否能幾十年如一日地愛孩子？這對家長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王希明老師提議，梁鴻教授將來可以考慮寫一寫其他的特殊疾病孩童，寫他們的父母怎么挨過艱難的時光。作為一線的中學語文老師，王希明老師深感這些年教育只篩選，不培育，不斷淘汰所謂的“失敗者”，再把“勝利者”變成“失敗者”淘汰掉。這是一種“負篩選”，越有靈性、越敏感、越有思想的學生越容易被淘汰，最終篩選出大量情感貧瘠的“刷題機器”。《要有光》這本書讓教育工作者反思，學校到底在給社會輸送什么樣的人才？尤其是在語文教育中，情感、審美教育嚴重匱乏，淪為科學教育的附庸。文科應該幫助學生陶冶情操、建立豐盈飽滿的靈魂、建造自己的精神家園、獲得能夠信服的生活哲學，而這些都缺席了。作為一個普通人，王希明老師認為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抑郁傾向，正如書中所說，“生病的人在替我們受苦”。每個普通人的創傷都是整個社會文明的創傷，我們的“正常”不過是還沒到達一定的閾值罷了。他多次想逃離教育一線，但又說服自己堅守。他本是莊子式的閑散性格，是生病的女兒激發了他的斗志，讓他“從莊子變成惠子”，盡己所能保護孩子們。正如書里的阿叔，他深感拯救別人也是拯救自己，對學生好才感到生命有價值。作為“人”，我們是一個整體，“要有光”不是乞求，而是來自善良人性的命令。

在心理醫學科的資深從業者葉塵宇醫生看來，梁鴻教授的田野調查很仔細，書中醫生診斷用藥的細節都很真實。通過醫生的表現，能看出北京和丹縣醫療條件的天壤之別。葉塵宇醫生對醫學教育困境也深有感受，當下醫學生壓力很大，從本科到博士，大家都在卷學分，很多學生得了抑郁癥。但一個利好消息是，最近教育部頒布了《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工作措施》，說明我們已經在從績效至上向健康第一轉變。她動情地說，“卷孩子不如卷自己”，我們要盡可能更強大、更努力一點，為國家社會多做一點貢獻。如果我們能成為防風林，就能讓我們的孩子、周圍其他人更自在、更輕松，讓花成為花，讓草成為草，哪怕自己的孩子是一抹苔蘚，那也很好。

鄔銳博士以他作為心理咨詢師治療的厭學兒童和自己曾經厭學的兒子為例，分享了對親子關系和教育的思考。很多厭學的孩子都很有才華，只是沒有被引導向真正適合自己的領域。榮格曾說，“父母是孩子的陰影”。父母身上的盲點90%以上都會傳遞到孩子身上，潛意識的東西會投射在孩子身上。不認清這些東西，它就會蔓延。鄔銳博士坦陳，自己作為父母，往往被社會規訓搞得很焦慮，在督促孩子學習和“認為他根本不該去上學”兩個極端之間跳來跳去。自己兒子從小對自然極有興趣，但上中學后迫于學業壓力，反倒眼里越來越沒有光了。唯有化學一直拔尖，但其實從未給他補過課，他就是喜歡在家里、學校實驗室做實驗，常常搞出種種“事故”。兒子高中畢業，考取一所二本學校的農業專業。作為家長，鄔銳博士心里一開始很有落差，但發現兒子的大學學習很開心，他可以盡情發揮自己的化學和電腦才能。他感慨，我們家長要不斷反思自己，要能在一個急遽變動的環境里找到幾個錨點。其中最大的錨點，就是發現孩子真正喜歡做的，找到對孩子真正人格的解讀。盡管我們有很多盲點，但方法總比問題多，如何解決盲點也是一個很好的自我成長過程。

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的王啟元副研究員結合其醫學、宗教學和古籍研究的學科背景，分析了當前普遍存在的群體性精神壓力。他在教學實踐中觀察到，有相當數量的研究生正受到抑郁或雙向情感障礙的困擾。他引入“共業”這一宗教觀念，認為許多心理問題的本質，是社會與時代的課題，更根本的則是關懷與學識的問題。王啟元副研究員主張，通過個人修行與社會觀照來共同應對。他特別提到，近年來大學生的精神健康狀況不容忽視，呼吁家長和教育工作者以更持久、更平和的心態陪伴年輕一代成長。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的姚霏教授分享了與女兒共讀《要有光》的獨特體驗。她首先指出，厭學現象的本質是“時代痛苦落在孩子們身上”，是原生家庭、教育體制與文化結構的疊加，共同構成了年輕一代的精神壓力來源。通過女兒的閱讀反饋，姚霏教授注意到青少年對虛擬與現實界限的認知模糊，提示這可能是加劇其心理問題的潛在因素。此外，作為一位歷史學者，同時也是醫學人文領域的研究者，她強調醫學領域中人文關懷的重要性，呼吁提升醫患溝通中的共情能力，進而提出可以將《要有光》這類非虛構文學作品納入醫學敘事的文本庫，為將來的醫學教育和研究提供更多資源。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的張靜教授結合自身比較文學的專業視角與作為母親的親身體驗，解讀了《要有光》的敘事力量與現實意義。她高度評價該書的文學價值，指出梁鴻將文學性融入社會觀察，使作品兼具藝術深度與現實厚度。通過對比美劇情節與書中北京、濱海、丹縣三地的案例，她指出了青少年心理問題背后的結構性不平等，并強調了母親在育兒過程中普遍面臨的自我責難與情感困境，比如育兒過程“不斷自我審視”所帶來的痛苦。因此，張靜教授呼吁社會放下對母親群體的單一指責，共同面對現實困境。在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文學與情感仍具有不可替代性，“有溫度的情感交流”是應對未來挑戰、關懷下一代精神世界的核心所在。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的姚文晗老師基于自己的一線教學經驗和母親角色，分享了伴隨閱讀涌現的復雜思考。她指出，當前青少年普遍呈現敏感、脆弱與焦慮的心理狀態，校園極端事件頻發，更對教師群體造成深刻沖擊。通過身邊的案例，她揭示了學生陷入“既厭學又要強”的無力狀態，以及教師在應試壓力下被迫采取機械教學方式的無可奈何。同時，結合女兒患有選擇性緘默癥的個人經歷，她反思了自身無意識傳遞給孩子的焦慮與控制欲。她特別認同書中“創傷是生命存在本質”的觀點，認為唯有理解創傷的形成過程，才能避免將孩子推向更深的困境。最后，她指出文學具有救贖的力量，正視內心的脆弱與不堪，是避免極端事件、走向真實自我的重要途徑。

同為文學創作者，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的朱琺老師關注《要有光》從初稿到成書的刪改過程，并期盼梁鴻教授未來推進這一系列的非虛構創作。作為一名高二學生的父親，他坦誠分享了自己的“育兒焦慮”，曾難以理解女兒對學校的抵觸情緒。在不斷反思中，他逐漸意識到，過去對女兒的諸多要求，實則忽略了其真實的成長需求與邏輯。受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啟發，他體悟到教育如種樹，過度干預反而適得其反，進而提出家庭教育應是親子間的自然互動，強調父母的狀態將會深刻影響孩子的成長。

上海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學師范本科生蘭洪凱帶來了青年學子的讀后感想。他首先聚焦于“高知家庭”的問題，通過對比書中案例、自己的實習以及對中學教師的采訪經歷，認為和睦的家庭關系與充足的情感支持，比父母的高等知識水平更能促進孩子的健康成長。其次，針對“超級學校”現象，他結合自己在山東煙臺“高考的三駕馬車”就讀的經歷，分析了高強度教學模式之所以被接受的現實邏輯及潛在風險。最后，他表達了對青少年心理狀況的憂慮，認為《要有光》可以讓更多教育者認清問題，進而采取更好的預防與應對措施。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的劉欣玥老師坦言，這本書帶來了溺水般的閱讀體驗，因為不得不暴露創傷，令她如同坐在精神科候診室里的青少年身旁。她與書中的雅雅、敏敏“試圖理解父母的努力”產生強烈共情，一邊“理解不完美的父母，重新認識自己的成長過程”，同時也反思了親子關系中難以突破的結構性沉默。談及自己在精神科的見聞，她提出“我們為何難以直視他人痛苦”的問題，認為這種回避，實則源自“我們無法直面自身的怯懦”。是《要有光》這樣的文學作品，賦予自己開口談論困境的勇氣。在她看來，梁鴻教授基于親身陪伴的深入書寫，已超越單純的文學描寫，通向一種堅實的倫理承擔。最后，她引用葉塵宇醫生的話，以“苔蘚”為喻，表達了對成長與文學價值的獨特理解，并祝愿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己真正向往的存在。

研討會臨近尾聲，梁鴻教授坦言今日深受感動，并感謝與會嘉賓的真誠分享。她認為，文學的可貴之處正在于情感聯結與自我觀照，各位與會者的發言，正體現了文學如何讓讀者“把自己也放進去”。她分享了成書過程中的復雜考量，再次陳述自己的創作更多源于內心的沖動。盡管暫無明確的寫作計劃，但那些“未被書寫的故事一直都在”，未來或將成為新的作品。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主任王宏超教授總結說，本次研討會是一場“遠超學術交流的真誠對話”。《要有光》是一部能引發內心震動與深刻反思的作品，書中所揭示的現實問題值得每位教育者與父母深思。最后，王宏超教授寄語師范生與文科教師，希望他們以“自身之光”點亮下一代，同時表達了對梁鴻教授未來創作的期待，并向她一貫深切的現實關懷與人文情懷致以敬意。

本次在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舉辦的圍繞梁鴻教授新著《要有光》的研討會，不僅是一場高質量的學術研討，更通過跨學科嘉賓的真誠交流，引發全場觀眾的積極參與。呈現出思辨的深度與情感的共鳴，這一份對中國教育的深思與熱望，必將激發更多學者、教育工作者以及社會各界的共同關注與行動。（攝影：李響 顧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