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為改革開放最早的城市，歷經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已從當年的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化大都市，“舊貌換新顏”不斷上演，“城中村”在一次次城市化進程中應運而生，城市人由此生了“鄉愁”（簡稱“城愁”）。深圳作家王國華作為“城愁”散文的倡導者，在《城中村紀事》中以深圳城中村為核心場域，用25篇質感厚重的散文，編織出一幅城市化進程中獨特的生存圖景。作品既非單純的風景描摹，也非空泛的鄉愁抒發，而是以微觀視角切入，捕捉城中村的物理空間變遷、人的生存狀態與文化記憶的碰撞，在煙火氣與疏離感的交織中，叩問城市發展與個體存在的深層關聯。整部作品如同一面多棱鏡，折射出中國城市化的復雜性、包容性與精神韌性，既記錄著時代的痕跡，也留存著人性的溫度。

《我不認識鐵崗村的人》以“不認識人”的踏實感為切入點，道破了都市人獨特的生存智慧，即陌生感中的自我堅守。鐵崗村的“握手樓”作為核心意象，物理空間的逼仄與人際空間的疏離形成強烈反差——“從這個樓的窗戶里伸出手去，可以握到另外一座樓里伸出的手”，卻“大家都縮進自己的屋子里”。作者向往陌生、享受孤獨，拒絕刻意的人際聯結，實則是對都市異化的溫柔反抗。作者設想的“城中村好友”場景，與現實中“擦肩而過視而不見”的疏離形成對比，既流露出對純粹情感的向往，也坦然接受都市人際的邊界感。而沙縣小吃的模糊店主、隨手拍照的習慣，更強化了這種“過客式”的生存狀態，凸顯了城中村作為“臨時棲息地”的本質，以及個體在其中尋求自我安放的努力。

樓村作為“深圳第一村”（《第一村》），承載著歷史與現實的雙重重量，是新舊交織中的歷史回響。文中“老屋與新樓混雜”的空間描寫，直觀呈現了城中村的發展軌跡，外圈新樓的無序擴張與內核舊屋的堅守，恰如城市更新中傳統與現代的博弈。麻石巷的百年歷史與豪車廣告的現實沖擊，琬璧公家塾的文化遺存與租戶的生存訴求，井水的恒溫與人心的變遷……細節描寫甚有張力。作者通過樓村的陳氏淵源、建筑講究（房檐瓦數），挖掘城中村的歷史根脈，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對于外來租戶而言，“租金的漲跌和房屋的使用功能”遠比老故事重要。這種新舊交織的書寫，既不美化過去，也不回避現實，展現了城中村作為“歷史容器”與“生存空間”的雙重屬性。

七十三區夜市是城中村“城市濕地”功能的最佳注腳，這里的煙火氣中彌漫著生存哲學。《路過七十三區夜市》中“禁與不禁之間的模糊地帶”，恰如城中村在城市秩序中的特殊位置——它包容著小販、工廠員工、長途司機等邊緣群體，成為他們疲憊生活的慰藉。作者聚焦夜市的煙火氣：顛勺的廚師、廉價的攤位、混雜的香氣……每一個細節都透著小人物的生存智慧。“一份炒粉凈掙5元”的生計與“表演式”的顛勺，展現了勞動者在謀生之外的尊嚴堅守；而潮汕燒豬皮融入螺螄粉的飲食創新，暗喻著城中村的文化融合。作者將城中村比作“城市濕地”：它滋養著城市的服務階層，維系著城市生態的平衡，而夜市的美食則成為“青春記憶、困境標簽”，見證著無數人的奮斗與成長。

流塘作為作者的“生活概念”，打破了城中村的“臨時感”，成為個人生活半徑與城市建立情感聯結的紐帶。《流塘》以“流塘路”為軸線，串聯起小區、城中村、商業街等空間，記錄著作者的居住體驗與城市變遷：寶安新村的古舊沉穩、富盈門的墻皮脫落、天驕世家的房價飆升……每一處細節都承載著個人記憶與城市發展的共振。作者對“握手樓”的描寫、對城中村整治的關注，既展現了城中村的居住困境，也肯定了“綜合整治”對“城市濕地”的保護。桂花、芒果樹、雞蛋花等植物意象為冰冷的城市空間注入溫情，而“來了就是深圳人”的口號與現實中租戶的遷徙形成對比，引發對城市歸屬感的思考：真正的聯結不在于戶籍，而在于生活半徑中沉淀的情感與記憶。

大萬世居作為客家圍屋的代表，是城中村歷史記憶的濃縮。《往事之墻》中“方方正正的極大院落”，不僅是物理空間的圍合，更是圍屋里文化基因的傳承。作者詳細描摹圍屋三堂六橫四角樓的結構、“贊政宏才”“急公好義”匾額、族譜淵源，挖掘客家人“聚族而居”的生存智慧與文化堅守。圍屋中“坪山城市書房”與文創中心的存在，展現了傳統文化的活化嘗試：古老建筑并未成為靜止的標本，而是在現代語境中尋找新的生命力。“勿替引之”“其旋元吉”的匾額銘文，與圍屋當下的功能形成跨越時空的對話，既凸顯了文化傳承的重要性，也暗示著傳統在現代社會中的適應性轉變。

鳳凰古村的“更名”與“重塑”，是城中村文化活化的典型案例。《鳳凰變》中“嶺下村”到“鳳凰村”的名稱變遷，不僅是俗名雅致化的潮流，更是文化符號的重塑過程——鳳凰木、鳳凰柱、鳳凰球等元素的植入，讓古村成為承載地域文化的符號。作者聚焦文氏大宗祠與文天祥的關聯，指出“文天祥”三個字是古村的靈魂，它讓村民從“異鄉人”變成“有根者”。古村中私塾、家祠的修繕與流浪貓、玩手機的少女共存，展現了文化傳承與現代生活的和諧共生。作者“萬物都有一個從野至文……”的感慨，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鳳凰古村的變遷，它既保留著古建筑的肌理，又接納著現代生活的氣息，在符號重塑中完成了身份認同的建構。

立交橋下的空間，是城市秩序之外的“另類天地”。《橋下的世界》中“橋上的剛性秩序”與“橋下的自由生長”形成鮮明對比：橋上是“眼睛只盯著紅綠燈和前方的車”的規則踐行者，橋下是理發攤、賣唱者、小販組成的自由群體，作者勾勒出了一幅邊緣空間的自由圖景。作者描寫橋下的細節：八元理發的定價智慧、穿朝鮮民族服裝跳舞的女士、嘶啞卻投入的胡琴聲，每一個場景都透著邊緣群體的生命力。橋下的空間“雜而不亂，俗而不劣”，它包容著城市的“異類”，成為“都市的根基”。作者最終“和他們站在了一起”的感悟，打破了旁觀者的疏離，展現了對邊緣群體的共情——他們與城市的主流群體一樣，都在努力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都有著對自由與尊嚴的追求。

《大街溫柔》以“街道”為核心，反思城市發展對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影響，是城市肌理中的記憶載體。作者批判油漆馬路的“硬”與“冷”，它“不讓人在自己身上停留”，割裂了人與土地的聯結；而街道上的樹木“每一棵都像是一個站著的人”，成為城市記憶的重要載體，見證著城市中的悲歡離合。“樹木被挪走后街道變禿”的描寫，暗喻著城市更新中記憶的流失；而“鄉下的樹生長果實和鳥……城市里的樹生長故事”的對比，凸顯了城市樹木的精神價值。作者對“小公園”的描寫充滿溫情，它“見縫插針”地存在于城市縫隙中，成為人與自然、人與人聯結的微小紐帶，恰如城中村在城市中的作用，以“小”見“大”，維系著城市的溫度。

王國華的《城中村紀事》，并非簡單的“地方志”式記錄，而是以散文為載體，完成了對城市化進程中“中間地帶”的深度書寫。集子中的散文各有側重，卻圍繞著共同的核心：城中村不僅是物理空間，更是精神場域；它既承載著歷史記憶，也包容著現實生存；既見證著城市的擴張，也守護著人性的溫度。

作品的價值首先在于“真實性”，作者不回避城中村的混亂、擁擠與生存困境，也不刻意美化其煙火氣，而是以客觀、冷靜的筆觸，呈現城中村的復雜面貌。無論是鐵崗村的陌生感、樓村的新舊沖突，還是夜市的煙火氣、橋下的自由空間，都源于真實的生活體驗，具有強烈的代入感；其次在于“人文關懷”，作者關注的不僅是城中村的空間變遷，更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小販、租戶、原住民、邊緣群體，每一個人物都被賦予尊重與理解，他們的生存智慧、尊嚴堅守與情感訴求，構成了作品的精神內核。最后在于“思想深度”，作品以小見大，從城中村的細微變化，折射出中國城市化的宏大命題：傳統與現代的博弈、發展與保護的平衡、個體與城市的關系。作者對“城市濕地”的隱喻、對文化記憶的珍視、對邊緣群體的關注，都體現了對城市化進程的理性反思。

在文學表達上，王國華的書寫兼具“細節質感”與“哲學思辨”。他善于捕捉極具代表性的細節：握手樓的間距、夜市的香氣、圍屋的匾額、樹木的姿態……以細節支撐情感與思想；同時，他的文字中蘊含著深刻的思辨，如“陌生感與歸屬感的辯證”“歷史記憶與現實生存的平衡”“城市秩序與個體自由的博弈”，讓散文在煙火氣之外更具思想重量。

《城中村紀事》的意義，在于它為深圳城市化進程中的“被忽略者”留下了文字檔案，也為我們理解城市提供了新的視角：城市不僅是高樓大廈、繁華商圈，更是由無數城中村、無數普通人的生活構成的有機整體。正如“中國文學大獎獲獎作家作品集”主編王子君在“出版說明”中所言“在浩瀚無垠的宇宙里，我們不過是一粒粒微塵，但閱讀也許能讓一粒粒微塵落在堅實的大地上，變成一粒粒微塵般的種子”，王國華的散文書寫，也能讓城中村的煙火氣與城市更新，成為滋養城市精神的養分，讓我們在快速發展的時代，記住那些支撐城市運轉的“微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