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在魯迅小說里的特殊性在于，它篇幅很短，而且更像一篇散文，文風又很特別，正面地、直接地表達對筆下人物的贊美。盡管對方只是一個平凡不過的底層人物，魯迅卻給予了“須仰視才見”這樣的高度。這真的不多見。說它是一篇小說，實在也是收入《吶喊》的原因。它跟之前之后的小說，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明顯差異。但它切中了一個時代主題，聚焦于同時代人都在關注的社會群體“人力車夫”，而且，它表達出了同時代人沒有或沒有充分表達的主題。它其實并不簡單。這也就造成了這篇小說看似闡釋度不高，又時常會被人提及、評論的現象。

一

“序”述：《一件小事》的多元信息

這是一篇千字文，散發出的信息卻很多重。它們看上去有點分散，實質上又有聚焦。

作品始終在“大”與“小”的比較中敘事。說是“一件小事”，并非就這件事本身的規模而言，而是與其他許多事相比，它顯得很小。然而這樣一件“小”事，最終又體現出“大”來。兩相比較的“大”與“小”，來了一個顛倒。

作品的開頭和結尾都是講“大”。“國家大事”，“所謂”而已，可以感知它們在內心的真正位置，所以很自然就有了下面的消解式說法：“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跡，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這種將“大事”直接消解的筆法，并非小說式的，而是“隨感錄”寫法。

小說結尾又提到了所謂“大事”，然而“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處理法同“都不留什么痕跡”如出一轍。

就在這樣的“大事”中間，包裹著一件纖塵般的“小事”。在強調“大事”均已遺忘的同時，反復強調了這件小事的難以忘懷。開篇第二段：“但有一件小事，卻于我有意義，將我從壞脾氣里拖開，使我至今忘記不得。”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有這樣的表述：“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仍然是“忘記不得”。

以上這些表述，可以說都帶有鮮明的雜文筆法，顯然不像小說敘事的做法。這也是魯迅不在意作品文體的又一個例證。

這是一件怎樣的小事呢？小到角色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力車夫，小到故事幾乎沒什么可敘述的，一個人力車夫撞倒了一個花白頭發的女人，但似乎并不嚴重，“沒有什么的”，這就是坐在人力車上的“我”對事件的基本評價。然而，故事出現了反轉。人力車夫并沒有在意“我”的評價，而是執意攙扶被撞者去往不遠處的“巡警分駐所”。這幾乎就是故事的全部，“我”望著人力車夫的背影，發出了高至讓人意外的感慨：“須仰視才見”！而且非常具有代入感地將人力車夫與“我”自己做了比較，不但對方的背影愈來愈高大，還對“我”形成“威壓”，“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高大與渺小，就這樣被直接對比，而且立刻形成反轉。如果說《一件小事》在藝術上有什么鮮明長處，那就是結構上始終圍繞“大”與“小”的對比和轉換而展開敘事。一種不著痕跡的講究。

《一件小事》的開頭和結尾其實是雜文筆法，中間的故事敘事，又是散文式的，恰恰少有小說敘事的迂回婉轉。即使人力車撞了老婦人那么一點情節，敘述時也并不很注重情節沖突的強化，連人物對話都是極簡式的。這種極簡差不多到了不太符合現實情形的地步。車夫和老婦人，事發后就兩句對話。車夫問：“您怎么啦？”老婦人回答：“我摔壞了。”這似乎不太像“肇事司機”與被撞者之間的對話，更像兩個陌生人之間的隨意問答。這也就可以知道，魯迅在敘述這樣一個故事時，著眼處不是故事的進程和沖突雙方的糾纏，而是聚焦于人力車夫在事發后的行為以及給“我”造成的沖擊。

這樣一次“雜文”包裹下的“散文”敘事，卻恰恰被收入小說集《吶喊》當中。這篇作品發表于1919年12月1日北京《晨報》，查魯迅日記，11月22日和24日有寄“信”給《晨報》的記錄，其中就應該有《一件小事》吧。

二

背景：作為社會問題的人力車夫

要想讀出《一件小事》的不同凡響，就有必要了解人力車以及人力車夫這個話題。我自己也很好奇為什么五四時期有那么多作家在寫人力車夫。在倡導“為人生”的文學氛圍中，生活在北京的作家選擇人力車夫為創作題材的確很正常，如此集中卻有一個前提，人力車以及人力車夫實是當時社會的“熱點話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問題。

在中國城市交通發展史上，人力車可能并不算多么重要，也不是什么革命性變革，它對于交通工具和城市道路的影響似乎都很有限。但局限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一特定歷史時段，聚焦于北京、上海、天津等中國主要城市，人力車作為一種新交通工具，人力車夫作為一種新的城市職業出現，實在是突如其來，引發一時熱議。在人力車的興衰過程中，還發生過許多讓人唏噓、令人感慨的事件。有些事件在今天看來，或許匪夷所思甚至有點“奇葩”，但略加梳理，又會看到多重社會面貌。

為了梳理出一個頭緒，我參閱了一些相關著作和文章。我會把這些書（篇）目附于文后，想探究的朋友可以尋來一閱。

人力車是近代產物，是古代的轎車、牲畜車和現代的汽車、電車之間的過渡性交通工具，主要流行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其中尤以北京最為密集，也出現更多相關的奇聞逸事，產生更多與之相關的話題。基于《一件小事》的背景，本文就以北京為例，根據讀到的相關史料，對人力車及人力車夫的情形做一粗略描述。

先看來源。人力車從日本傳入中國。根據李景漢《北京人力車夫現狀的調查》一文可知，最早在1886年，北京發現幾輛洋車，到1898年，“才有營業人力車自天津流行到北京。因為人力車原來是從日本傳到中國，所以人都叫作東洋車”[1]。

再說流變。人力車本身的變化主要體現在輪胎上，早先是鐵皮輪，很笨重也易顛簸，到1910年左右，膠皮式的輪胎逐漸興起，取代了鐵皮輪。

人力車剛在城市街頭出現的時候，“當時人都不肯雇用，婦女尤以坐人力車為羞恥。不久風氣大變，坐車人日見加增”[2]。當膠皮輪人力車出現之后，乘坐者又以坐鐵皮輪人力車為恥。致使后者很快退出市場。

接著看運營特點。奇特的“榮辱觀”始終伴隨著人力車行業的方方面面。不知為什么，人力車行業從一開始就以跑得快為榮耀，“以快為美”還造成行業內部激烈的競爭態勢。街頭上出現許多以快揚名的人力車夫，有些車夫被冠以彰顯速度的綽號，如“伊犁馬”“火車頭”“飛毛腿”等等。這對人力車夫的體質提出很高要求。“交民巷拉洋人的車夫多，以跑快為榮，彼此競賽。其中健兒加以‘伊犁馬’‘火車頭’種種外號，往往奔跑過度，吐血身亡。”[3]其實，民國以后，警方對人力車夫的年齡也曾做出嚴格要求，“早在一九一三年，警局就明文規定了車夫的行為和著裝要求，有不良習慣者、長發者、酷暑嚴冬不戴帽者、赤膊赤腳者都不準拉車，低于十八歲或超過五十歲者、身體孱弱者、患傳染病者等都禁止拉車”[4]，但是“完全遵守如此繁細規定的，著實不多”[5]。從李景漢的調查報告以及人力車夫任有德的回憶可知，小至十三四歲，老至六旬老人，上街拉車維持生活的不在少數。這種情形不但引發過不少糾紛事件，更使人力車夫的健康甚至生命受到影響。由于拉人力車是一個對技術要求較低的苦力活兒，因此成為當時北京許多貧民求生的重要途徑和職業選擇。我曾在論述魯迅散文詩《求乞者》一文中談到過，“美化民國”之所以不能成立，其原因包括不能忘記和回避其時的貧民生存慘狀。由于北方地區連年災害，加上社會動蕩，大量一無所有的貧民進入北京成為乞丐，其中不乏有人由乞丐而變成人力車夫求生。總之那是一個貧民非自然聚集、乞丐滿街滿眼都是的都城。據李景漢的調查報告和史謙德的著作，“1915年，北京大約有兩萬名人力車夫，而到了192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是原來的三倍”[6]。以當時百萬人口來計算，依靠拉車維持生活的個人以及相關家庭達到1/4左右。行業競爭也因此越來越嚴峻、險惡。

既然人力車屬于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就必然有“司乘”關系存在。而這種關系也是人力車問題成為新聞熱點和文學題材熱點的重要原因。史謙德分析認為：“20世紀一二十年代人力車在北京的蓬勃發展，原因在于這種交通工具適合這座城市平坦的地形，而且滿足了北京自由職業者和工商界人士的出行需求。不過乘坐人力車同時也代表了一種與社會地位相關的炫耀性消費形式。城里的官員、富人以及有產階級，再加上那些從事新興工種和職業的人，能夠選擇各種各樣的人力車，從普普通通的到精心裝飾的，或者從公共人力車到體現身份地位的私人包車，不一而足。”[7]

由此可知，在一個臨時建立起來的公共空間里，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階層在一起相處，碰撞、摩擦、交流，會產生很多與社會生活相關的話題。在所有的乘客里，像魯迅這樣的小官員以及需要到大學上課的教師，正是人力車的主要乘坐者。據任有德回憶，人力車夫都想拉遠活兒，從西直門往北的大學集中區，多有教師和學生乘坐者，成了人力車夫們最愛跑的路線。當時的北京城還流行一句人力車夫們發明的諺語，叫作“西直門到海淀——拉了”。

由于人力車是其時北京一道十分顯眼的“風景線”，人力車夫就自然成了特別受到關注的人群。他們的出身、來處、家庭，他們的年齡、健康、酬勞，他們在街頭的遭遇以及他們的群體生活，常常成為坐在車上的官員、文人、教授、知識青年們關注、關心、討論的對象。

由此可見，人力車雖是一種城市交通工具，但它的出現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關系。在當時的北京城里，人們對人力車的態度經歷了多次、多種變化。最早是排斥和不接受，到后來是以乘坐膠皮車輪的人力車為榮。同時還出現臨時招車與包月車（包月車是指自己買了車雇人來拉）的區別。很多有身份的人，其必備的證明身份的標志中，就有擁有包月車這一項。相反，沒有包月車的人在身份上似乎又低一檔。所有這些社會話題，是不是都可以幫助我們更加切近、更加立體地去解讀《一件小事》呢？

人力車作為城市交通工具，被作為社會話題不斷放大，絕非文人們的過度闡釋，實在是它的確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和后來的人們去分析社會與時代的重要且有效的視點。史謙德的著作《北京的人力車夫》有一個副標題“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中國學者雷頤關于史著的書評文章，標題則是《北京人力車夫與中國現代性轉型》，話題所指都遠遠大于人力車和人力車夫，而且確實很有說服力。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可以進一步推論，《一件小事》的背后的創作動機，也不是抽象意義上的人格“大”“小”之比較。

作為一種社會話題，人力車在中國城市的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特別特殊的角色，我的初步理解，這種角色具有夾縫中的“過渡性”“雙重性”特點，其中的一些人和事非常值得玩味。據史謙德研究，1886年，第一批從日本進入北京的私家人力車出現在街道上，引來不小爭議。因為那時市民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騾車、馬匹、轎子和推車，人力車所帶來的競爭讓騾車夫們非常憤怒，他們“把這種拿人當牲口使的可憎洋玩意兒翻進了臭水溝”[8]。“人力車——一種現代文明”正是史謙德的定位。人力車居然具有“現代性”，這可能是一百多年后的當代人無法理解的，但在當時確實具有這樣的沖擊力。

然而，人力車畢竟具有“過渡性”和“雙重性”的特點。真正的現代交通工具的到來是有軌電車的出現。北京的電車從籌備到啟動再到真正通車，經歷了將近二十年時間。雖然還沒有見到電車長什么樣，人力車夫們早已敏感地意識到，這一怪物的出現勢必會對自己的職業造成沖擊。據史著，1921年，“北京電車公司”成立，就有報紙報道說，“車夫和車廠主‘群情激奮’，擔心自己會因電車而丟了飯碗”[9]。1924年12月，有軌電車正式通車，這不但帶來城市交通的新的觀念變革，出現各種各樣的“磨合”軼事，更帶來人力車與電車在利益上的競爭以及“價格戰”，引發出以警察為主角的城市秩序管理和矛盾處理等難題。人力車和電車在街頭的糾紛、沖突時有發生，“撞車”（crash）類城市新聞不時出現在報端。矛盾不斷聚集，人力車夫強烈感受到電車出現后自身利益受損越來越嚴重，加上電車公司等機構對利益補償和“再就業”等承諾遲遲不做兌現，矛盾日益升級。直到1929年10月，出現了以人力車夫為主的街頭暴動，有軌電車被砸毀，道路遭到破壞。

這是一個漫長的故事，直到1949年，人力車完全退出“市場”，人力車夫這個特定人群也因此解散。作為社會問題的人力車，結束了它伴隨舊的社會體制將近半個世紀的歷史。

在一定意義上說，人力車夫雖然很渺小，很卑微，其實也曾經成為“文治武力”的“所謂國家大事”。

三

圍觀：作為文學題材的人力車夫

有兩種職業特別容易成為文藝表現的對象。一種是理發師，一種是“出租車司機”。究其原因，我以為正是這兩種看似卑微的行業，卻在特定的空間里，讓完全不同的社會階層擁有了“面對面”時刻，形成某種“對話”關系。這種對話絕非街頭、墻角、餐桌旁、客廳里的親切或寒暄，經常會演變成涉及“文治武力”的“國家大事”。關于理發師的，我曾經在一篇小文章里列舉過一些題目（篇名），如《理發師》《總統的理發師》《理發師陶德》《女理發師》《女理發師之戀》《塞維利亞理發師》《西伯利亞理發師》等等。在當代小說里，出租車司機又是一個經常出現的意象。恕不一一詳解。

聚焦于五四新文學，人力車夫可謂成一時之熱，僅是“人力車夫”這樣的“同題作文”就不止于二三。各種體裁皆有，不能不說是一種特別集中也極有看點的“熱點題材”。根據目力所及，大致羅列如下，共同來感受一下。

先看體裁。雜感或政論：李大釗《可憐之人力車夫》《北京市民應該要求的新生活》、陳獨秀《貧民的哭聲》《北京十大特色》、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漫游的感想》、周作人《人力車與斬決》、陳西瀅《苦力問題》等等。以上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核心人物所發感想，其他如善根《人力車夫問題》、朱天《人力車問題》、駱傳華《今日中國勞工問題》，也都發表于重要報刊上。詩歌：胡適《人力車夫》、沈尹默《人力車夫》、劉半農《人力車夫》《車毯（擬車夫語）》、徐志摩《先生！先生！》《誰知道》、聞一多《天安門》《飛毛腿》、周恩來《死人的享福》等等。而稍晚于五四時期的，還有如鄭敏《人力車夫》、卞之琳《酸梅湯》、臧克家《洋車夫》等。小說：葉圣陶《人力車夫》、陳南士《走路》、汪敬熙《雪夜》、施蟄存《四喜子的生意》（以上海車夫生活為題材）、顧頡剛《春雨之夜》、郁達夫《薄奠》、孫俍工《隔絕的世界》、吳乾慶《一個東洋車夫底日記》、劉一夢《沉醉的一夜》等等。稍晚直至三十年代的，還有老舍《黑白李》以及描寫人力車夫生存與命運的集大成之作《駱駝祥子》。戲劇：歐陽予倩《車夫之家》、洪深《貧民慘劇》、陳大悲《平民的恩人》、陳綿《人力車夫》等等。

再看主題。五四新文化的先驅人物、五四新文學的活躍作家，大都是家境較好、出國留過學，回到國內又一起在精神上抱團取暖、思想上熱烈交流或激烈交鋒的人物，接觸底層民眾的機會并不是很多，而他們在趕赴機關、學校、編輯部的路上，大多會以乘坐人力車為出行方式。由此，與人力車夫時間并不長的交流，就成了他們了解社會、體察民情、回家就用筆發出由衷感慨的機會。概括而言，像三十年代的《駱駝祥子》那樣全方位反映人力車夫境遇和命運的作品，五四時期還沒有，也來不及有。而短小的、即時的作品，倒留下有關人力車夫生存與生活的方方面面。

主題上的共同點，是對人力車夫的同情。李大釗《可憐之人力車夫》發表于1917年2月，不足千字卻涉及人力車夫悲慘生活的各方面。出的是苦力，“終日窮手足之力”，掙得少，“始贏得數十枚之銅圓”，養全家，“一家老弱之生命盡在是矣”。[10]陳獨秀于1919年發表的《貧民的哭聲》，則非統計地報出了驚人的數字，其時的北京人口不過九十三萬，而“東洋車夫有四萬多人”。這些貧民的哭聲顯然是社會思潮的另一種涌動。

具體到文學類的作品當中，作家、詩人們大多采取了某種獨特的視角，坐在人力車上的“我”，與前面拼命拉車的車夫之間的對話。這種對話里，普遍的是同情，也有試探式的詢問。在此過程中，對話不完全是一種交流。一種忐忑的、自責的心理，再加上語言并不完全相通，常常讓一場對話在尷尬中進行，在緊張中收場，在回味中發出別樣的感慨。還有的是模擬車夫的語言來一番“自述”。胡適、劉半農、聞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詩，大都采用了對話或模擬的口吻。

在同情的前提下，文學家們還經常會陷入一種選擇上的兩難境遇。一方面，是對人力車夫牛馬般的苦力生活深表同情，所以他們不忍心去當這樣的乘客；另一方面，他們又知道，或從車夫 的自述中知道，沒有這樣的苦力，他們全家都會陷入無米下炊的慘境。拒絕乘坐或又是一種“絕情”。最典型的如胡適的《人力車夫》，主客進行了一場對話，當客人知道車夫還是不滿十八歲的少年時，就不忍乘坐，而小車夫一番生活痛感的描述，讓“客人點頭上車，說‘拉到內務部西！’”這是發表時的格式，到收入《嘗試集》時，胡適又將這最后一句刪掉了。可見，坐與不坐，究竟哪一個才是正確選擇，這是一個難題，甚至會讓人陷入困境。徐志摩、劉半農的詩也都表達了“主客”雙方沿途當中密集的也是艱難的對話。

作為社會問題的人力車夫，在文化人筆下一樣會呈現出復雜性，包括人力車是否應該存在，仍然是時有爭論的話題。胡適在著名的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里，曾經指出“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但后來也曾在《漫游的感想》里，借在國外看到的風景感嘆，人力車的存在，與現代文明極不相稱。周作人就曾以《人力車與斬決》為題反駁，認為胡適“說中國還容忍人力車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國”，然而“人力車真是這樣地野蠻，不文明么？”“賣淫，似乎也不比拉人力車文明罷，大家卻都容許，甚至不容許人力車的文明國還特別容許這種事業，這是怎的？”“我希望胡先生能夠賜以解決。”[11]詰問非常有力。李大釗呼吁“北京市民應該要求的新生活”時，一方面呼吁“趕快修造市營的電車”，同時又特別強調，“人力車夫的生活，也應該改善”。

總之，人力車夫的遭遇，乘坐者望其后背而產生的悲憫、自責與無奈，在矛盾、糾結中的主客關系維持，都讓人力車夫成了五四新文學“為人生”主張的重要寫作資源。

四

超越：《一件小事》的特別以及郁達夫的“回響”

理發師的故事，以西方文藝作品為多，而且常常會延展為懸疑故事。人力車夫則集中于“為人生”的中國新文學。一輛人力車連接起兩個人生世界。人力車夫的悲苦世人皆知，為他們尋求解放之道的人卻坐在車上，扮演著“老爺”“大人”的角色，這讓他們慚愧、尷尬、難堪。然而如果他們不坐，人力車夫連吃飯的銅子也得不到，這讓他們矛盾、糾結、兩難。所以才會有胡適的詩那樣，發表時“坐”了，出版時卻又避談“坐”了還是沒“坐”。無論如何，在詩人、小說家、政論家筆下，人力車夫就是悲慘世界的典型代表，是舊世界艱辛悲苦和社會嚴重不平等的見證。對他們施以深切的同情，并希望能為改變其命運盡吶喊之力，這是新文化運動先驅者們的共同愿望。

《一件小事》另有主題，而且是同時期其他作家筆下都沒有出現過的：人性的光輝。同情、憐憫，都還來不及表達。一個很小的且無多少小說性的情節，引發出十分宏大的主題。這種對比甚至有失重的感覺，人格境界上的“大”與“小”的反轉、對比，給人以不對等的印象。然而，放在五四新文學集中表現人力車夫這一熱點地帶，置身于滿眼都是人力車夫和乞丐的環境，這一發現帶來的沖擊之重大，引發的聯想之廣遠，又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從主題的角度講，可以說是對同時期同題創作的某種超越，也是理解魯迅“中國觀”的一種重要補充。

魯迅思想里最突出的特征是批判，其中最為直接、集中、持久的，是對“國民性”的揭示。然而，魯迅思想里還有另外一面，即在他無情批判和毫無保留的揭示當中，總是將絕望與希望并置。他對“國民性”的揭示幾乎是手術刀般銳利，但他從來沒有熄滅過內心的希望火種。這火種，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現實；這火種，可以從大禹式的遠古人物故事里發現，也能夠從近在眼前的普通人身上看到。我們都把魯迅筆下的“國民性”定位為批判對象，而大禹、人力車夫身上的品質，又何曾不是一道光亮，一種希望，一股充溢在心頭的暖流！是的，這樣的閃光點，魯迅從來就沒有放棄過努力發現的自我要求，而且也總是有所獲得。“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12]“我們從古以來”，就分明指出既有昨天的中國，也有今日之中國。人力車夫，至少稱得上是“埋頭苦干的人”之一種。所以魯迅才這樣篤定：“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13]也才會在《一件小事》里用“勇氣和希望”收束全篇，“教我慚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對于包括人力車夫在內的底層民眾的同情，不是高人一等的憐憫式同情，而是平等對待的真切的同情與關心，在魯迅，是一種心底里從未改變過的品質與底色。少年時與閏土的友誼，成年后對家人、朋友、學生、傭工的無私幫助，在魯迅那里有許多可舉例證。魯迅在磚塔胡同的小鄰居俞芳在《魯迅先生和人力車工人》一文中，談到魯迅與人力車夫交往的三則故事。一是人力車夫“二禿子”多受魯迅關照，魯迅南下廈門后，這位車夫還為此哭過。二是看到人力車夫在冰天雪地里拉車卻穿著單衣，再看滿街的車夫大都如此，魯迅心有戚戚而又難有舉措。三是一位人力車夫跑到魯迅住處，將他落在車上的錢夾還了回來。這些事，已讓魯迅對人力車夫的現實處境以及他們的內心品質有了深切的感知。《一件小事》之呼之欲出自是情理之中。

對普通民眾的觀察總是帶著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這不是魯迅一個人的特點。但魯迅總是更嚴苛地解剖自己，倒是能讓人從字里行間感受得到。寫于1922年4月的隨感錄《無題》，自述了在商店買“三文治”的經歷。付錢拿貨欲走時，看到店員用手掌將柜臺上未買的東西“罩”了起來。“我”自然感到“這明明是給我的一個侮辱！”[14]在向店員聲明絕不會做順手牽羊之事的態度后，對方毫無辯解地表示了慚愧。這“慚愧”反讓“我”“慚愧起來”。魯迅沒有把這個故事只寫成兩個陌生人最終達成和解，而是將其放大到對中國、對人類的信心上。回家后吃著“三文治”而做“靜夜思”，“漸漸覺得我的周圍，又遠遠地包著人類的希望”[15]。仍然是以“希望”二字收尾。這豈止是出于一個文學家的敏感，更是對國民精神所發火光的信心與執念，是魯迅對“國民性”的另一面書寫。

《一件小事》的主題在五四早期出現自是難得，這一主題也在其后的小說里得到傳揚。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郁達夫的小說《薄奠》。這篇小說發表于1924年。小說描寫了“我”，一個漂蕩在京城的窮書生，同一位人力車夫的相遇相識經歷。小說生動描寫了人力車夫凄慘的遭遇和悲苦的命運，同時又傳遞著人性的善良品質。車夫最大的愿望是盡全力買一輛屬于自己的舊車，以便能賺更多一點錢來養活全家，他的妻子卻買回一塊白布料想為他做一件衣服。車夫為這個錯位的決定震怒，痛打妻子。車夫最終死在出行的路上，溺亡于河中。當“我”拿出僅剩的一點錢想要告慰車夫妻子時，這位可憐的女性卻在悲傷之際銘記著丈夫的愿望，請求“我”去換取一個紙糊的車來作為祭奠之物。小說最動情的地方在于，“我”將自己與車夫作對比時，一方面同情他的艱辛，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也并不比車夫快樂到哪里。車夫畢竟還有家可回，自己卻是一個漂泊在城市里的可憐的窮酸文人，一個“零余者”。故事層面最為感人的情節是，看到車夫悲苦的家庭境遇，“我”摸一摸口袋卻掏不出分文，就將身上唯一有點價值的東西——一只手表，悄悄放到車夫家的桌子上。然而，沒過多久，車夫卻追了回來，執意要歸還一定是“我”、只能是“我”丟了的手表。

人性的光輝！你不能不聯想到魯迅的《一件小事》。我當然不是說郁達夫是受了《一件小事》的影響才這樣想這樣寫，但這種創作上的“回響”，證明他們具有同樣的心靈底色，具有同樣的對中國，對普通的中國人民的深切的理解和深摯的感情。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創造社里，魯迅唯獨對郁達夫抱有好感，甚至視為知己，魯迅說是因為郁達夫沒有一張“創造臉”，而這個“沒有”，又包含著怎樣豐富的內涵。從《一件小事》到《薄奠》，可以感受到一種心靈相通。

一篇關于魯迅小說的文章，卻以對郁達夫小說的鑒賞結尾，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但轉念一想，也十分自然。人力車夫是一個時代的文學主題，很多作家自覺參與到這場“同題作文”當中，各有思考點，各有用力處。從李大釗、胡適到魯迅、郁達夫……人力車夫的命運就是普通中國人命運的某種真切而典型的寫照，從他們的行為中，又可以折射出靈魂的光澤，這是一個變革時代的文學帶給人的希望，彌足珍貴。沿著這條題材路線，作家們的寫作仍然在繼續，一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詩歌以及描寫人力車夫的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問世。

在新中國的陽光普照下，人力車歸入了歷史，然而描寫人力車夫命運和人性光輝的文學作品，卻依然保持著眼淚、熱血與靈魂的溫度。

五

附：參考文獻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特別是為了描述“作為社會問題的人力車夫”，筆者“惡補”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獻資料，但這些閱讀還很匆促、膚淺。在此列出，一是借此向所有作者表示由衷感謝，二是為有興趣關注這一話題的朋友提供一點線索，以便深入閱讀。

史謙德《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此書為這一話題的專門著作，值得特別推薦。按其追索，還可獲得大量相關資料。

李景漢《北京人力車夫現狀的調查》（《社會學雜志》1925年第2卷第4期）。真實細致的數據調查，后來研究者共同的論說依據。

任有德《我的車夫生活》，收入《北京往事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三代車夫家族的當事人口述，真切可感。

王彬彬《知識分子與人力車夫——從一個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陣營的分化》（《鐘山》2003年第5期）。對五四新文學有關人力車夫題材創作的集中評述，多有啟發。

杜麗紅《從被救濟到抗爭：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車夫暴亂》（《社會科學輯刊》2012年第1期）。

孫英、靳瀟颯《掙扎與重生——近代北京人力車夫的命運沉浮》（《西城追憶》總第71期）。

夏曉虹《一喜一悲人力車》，收入《詩界十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文中談到黃遵憲曾詩贊日本人力車盛景，并與理發并提為“現代”產物。

雷頤《北京人力車夫與中國現代性轉型》（《讀書》2023年第4期）。對史謙德著作的評述與推薦，頗能引起找書興趣。

注釋：

[1][2][3]李景漢：《北京人力車夫現狀的調查》，《社會學雜志》1925年第2卷第4期。

[4][5]雷頤：《北京人力車夫與中國現代性轉型》，《讀書》2023年第4期。

[6][7][8][9]［美］史謙德：《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周書垚、袁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頁、33頁、28頁、143-144頁。

[10]李大釗：《可憐之人力車夫》，《李大釗全集〈最新注釋本〉》（第一卷），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頁。

[11]周作人：《談虎集》，《周作人自編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頁。

[12][13]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頁、122頁。

[14][15]魯迅：《無題》，《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頁、4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