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作為學術熱點的手稿研究成果頻出，呼吁建立“手稿學”的聲音日益高漲。在此背景下，一個根本性問題亟待解決，即如何對“手稿”這一核心概念作出準確界定。目前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梳理“手稿”概念自古到今、從東到西的發展演變過程。實際研究中，單一、含混的“手稿”概念可能無法涵蓋復雜多元的應用場景，有必要引入“手澤”“手跡”等概念作為輔助。在手稿學的術語系統中，“手稿”“手跡”和“手澤”是一組彼此關聯又存在差異的概念。僅依賴工具書的示例和闡釋，難以完整揭示這組概念的產生、發展和語義流變的歷史脈絡，需要從歷史深處重新梳理線索。

現從古籍中簡要溯源三個詞語出現和詞義發展的歷程，可以修正部分闡述，推進手稿學術話語系統的建設，為進一步討論手稿從“紙上”到數字“云端”的新變打下基礎。

歷史中的“手澤”“手跡”和“手稿”

“手澤”一詞較早的記載見于《禮記·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此句被工具書多次引證，并附引孔穎達疏：“謂其書有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存在焉，故不忍讀也。”鄭玄的注卻常被忽略，“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當把鄭玄注納入詞語認知脈絡中，《禮記·玉藻》中“手澤”的含義就逐漸清晰了。它強調“父親”與器物之間的情感連接。《南齊書·張融》延續了這個理解：“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父音情，婉在其韻。”這些“手澤”含義都指向先人遺留在器物上的痕跡，表達對逝者的哀思。

宋時“手澤”的語義出現“書寫痕跡”的指涉。宋朝文教昌盛，文人著述頗多。李清照在《〈金石錄〉后序》中寫道，“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梅堯臣在《同蔡君謨江鄰幾觀宋中道書畫》中也寫道：“鐘王真跡尚可睹，歐褚遺墨非因模。開元大歷名流伙，一一手澤存有余。”因此他們提及遺物時更愿意強調逝者的“遺墨”，以彰其“文名”。“手澤”在宋朝被賦予了更具象的“遺墨”“遺稿”的概念。

“手澤”的核心意義，相較于“手跡”“手稿”，更強調敘述者和原作者或使用者之間的親密關系，如上述例文所涉及的父子、夫妻關系等，主要體現的是感情色彩而非內容或形式。

“手跡”的“先聲”見于《漢書》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上》：“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為書。”顏師古認為，“手謂所書手跡（今作‘跡’——編者注）也”，即“手”有“手跡”的含義。到了南北朝時期，《搜神記》《后漢書》和《宋書》對“手跡”均有記載。如“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欷歔無復辭免”（《搜神記》）；“其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后漢書》）；“帶授興宗手跡數紙，文翰炳然，事證明白，不假核辨”（《宋書》）等。可見，“手跡”即“親手書寫的筆跡”的含義在南北朝時期已經廣泛使用。此時的“手跡”似為宋代“手稿”概念的前置概念。

“手稿”初見于宋，應用于公私文書之中，使用頻率頗高。公文多指臣屬手書上奏文稿，如《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中記有“王珪敕吏以光手藳（今作‘稿’——編者注）為案，議上”。私人層面，以“手稿”指代親手書寫的文稿。《西清詩話》中提到“余嘗見其手稿，而世人多不知也”。類似應用還可見于《蒙川遺稿》等。宋代對“手稿”概念的應用，已與現代“手稿”含義相近，為“親手寫成的文稿”，隱含作者創作的意味。

認識“手稿”需要區分完成的性質為創作還是抄寫。在印刷術發明之前，著作的傳播主要靠抄寫。在中國和東方其他國家，作品的傳抄是一種普遍的文獻傳播形式。宋人所謂“手稿”數量，僅占同時代手寫文本中極小的部分。多數抄本，其抄寫者并非原作者。媒介理論家麥克盧漢曾說：“抄寫文化沒有作者，也沒有大眾。作者和大眾都是印刷術創造出來的。”在確定“手稿”概念時，不能忽略作者的要素。

“手稿”與“手跡”出現后，概念有所區分。“手跡”范疇較“手稿”更為寬泛，它囊括了所有書寫形式；而“手稿”主要指作者創作行為的產物。“手澤”則強調情感的流露，是一種特殊的“手跡”或“手稿”。“手澤”既可以是先人抄寫的“手跡”，也可以是創作的“手稿”，彰顯的是后人對先人的哀思與不舍。

現代語境中的“手稿”

現代以來，對于“手稿”的定義眾說紛紜，不同時代、不同學科的學者不斷豐富著“手稿”的概念。

在文本發生學的范疇內，“現代手稿”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81年。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在遺囑中提出將所有手稿捐贈給巴黎國家圖書館。因為雨果崇高的社會地位和巨大的影響力，促成了數年后巴黎國家圖書館現代手稿部門的成立。自此，越來越多的作家選擇把手稿捐贈給各個遺產保護機構，“現代手稿”就此誕生。在此之前“手稿”未曾得到重視。一方面，在紙發明前，莎草紙和羊皮紙過于昂貴和稀少，很難遺存；另一方面，書寫工作本身的價值尚未得到確認。時代的發展，催生了“現代手稿”概念。

圖書館學的研究者主要依據相關規定和標準來定義手稿。《中國文獻編目規則》專門對手稿的適用范圍進行了限定：“著錄手稿（含書札、題詞及1911年以后的稿本、日記等）。”科技部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資金重大項目研究成果“我國數字圖書館標準規范建設”（其中包含“手稿元數據規范現狀與發展趨勢研究”）將手稿定義為：“人類在創作或研究過程中所產生的手書文字記錄，手稿的體裁不限，可以是任何一種文學作品，也可以是論文，但不包括書畫作品和其他藝術作品。廣義上，人類在生活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切有一定人文價值的手書文字記錄，如信函、日記等，都可納入手稿的范疇。”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視域下，“手稿學研究”應該以“手稿”概念為核心，輔以更加廣泛的“手跡”和強調情感色彩的“手澤”，來進行研究中的概念言說。其中，“手稿”的含義為“中國現當代作家的手寫原稿，以文學手稿為中心，非文學創作的手稿為輔助”。“手稿”一詞強調的是作者主體與客體（如紙張）之間的交互關系和微妙反應。一個字，在印刷稿中，即便作者不同、環境各異，其呈現的樣貌始終如一；而在手稿中，盡管作者相同、環境無差，呈現出的字樣也可能各具特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印刷稿，代表著同一；手稿，則代表著多樣。

數字時代的“手稿”概念新變

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數字人文的風靡，“手稿”作為紙媒時代的一個概念將迎來挑戰與新變。從20世紀末開始，社會上選擇使用電腦創作的人群逐漸增多，電子文稿日益普遍，大部分“手稿”從紙上跨越到云端。“手稿”的含義在當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承載傳統書寫習慣的紙質手稿因逐漸稀少顯得尤為珍貴。

數字化的寫作方式可作如下理解：文本的增加、刪減、移動、替換均通過鍵盤和鼠標的光標完成。研究者發現：“可以使用一些軟件對寫作者鍵盤錄入的過程進行自動記錄并直接產生圖表，讓文本發生過程的直接‘可視化’成為可能，使得時間維度的思維及寫作過程以空間維度的圖像呈現出來。”在研究劉慈欣科幻小說《超新星紀元》的版本演進問題時，張泰旗發現原作初稿用DOS系統的中文編輯軟件CCED寫成。如何認識和處理“電子手稿”，已經成為一種現實問題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當然，數字時代“電子手稿”（亦有學者稱其為“數字手稿”）能否納入“手稿”的討論范疇，“手稿”概念是否可以無限延伸，仍有討論的空間。紙筆書寫的手稿，刪除某個詞語或句子，呈現出豐富的表現形式和特點。例如，完全涂黑，會導致無法識別涂黑前的文字；用方框框定要刪掉的部分，再輔以一條或幾條斜線，可以強化刪除的意味；用波浪線覆蓋刪改之處，但透過波浪線的縫隙，仍可識別或部分識別原稿等。手稿涂抹增刪的形式差異明顯，蘊含著廣闊的解讀和闡釋的空間。“電子手稿”雖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展現文本發生的過程，但刪除某個部分的編程表達式是一致的。鑒于底層代碼和邏輯的一致性，操作主體的更迭并不影響最終呈現的文本結果。作者的主體性在“電子手稿”中被極大削弱。這就抹殺了手稿最重要的唯一性，即凝結在手稿中的作者的心血、情感和思索。這些豐富的內容在電子信號的交互中消失了，只剩下冰冷、呆板的代碼。

盡管“電子手稿”的概念存在爭議，手稿電子化已成為新時代館藏機構建設的重要內容。如國家圖書館推動的“魯迅手稿全集數據庫”項目已經建成并面向公眾開放。臺灣“當代名人手稿特藏系統”等數據庫收錄有冰心、蘇雪林、余光中、白先勇等作家的電子手稿。

手稿的書寫，既展現出作家的生命底色和文化取向，又寓于宏闊時代的背景之下，承載著時代的烙印。數字時代的手稿概念不斷延伸和發展，“電子手稿”的爭鳴還在繼續。縱貫古今、汲養中西的中國手稿學建設，可以在學術觀點、學術話語上不斷提高能力和水平，呼應并解決時代提出的新命題。

（作者系福建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