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舒蘭市法特鎮往西北方向走，松花江東岸有個名叫黃魚村的村莊，這個看似普通的小村莊，卻懷揣多個“神奇”：江邊矗立座古老的珠山，為西團山文化遺址，山東邊藏著個清代皇家的鰉魚圈，山西側是蜿蜒東行的松花江。

一

來考察清朝柳條邊古跡前，盡管我多次來過舒蘭，卻并不知道這里有座名氣不小的珠山。

在山下江邊，舒蘭市政府立著兩塊石碑。左碑寫著：黃魚圈遺址是一處原始社會時期的村落遺址，屬于“西團山文化”類型，距今3000年左右。遺址總面積約15萬平方米，遍布于整個珠山上，尤以西坡、南坡為密集。此外，山頂還有一座渤海時期的山城址。右碑寫著：黃魚圈遺址，還標明是吉林省人民政府1981年4月公布的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黃魚圈，清時稱為“鰉魚圈”，為朝廷圈養鰉魚之水也。

松花江右岸的珠山，看上去低矮，酷似個長方形面包，草不豐茂，樹疏林稀。其東面是黃魚村大片大片的農田，水田稻苗青綠，旱田玉米已長尺高；山西側為立陡石崖，下面約50米遠，就是波光蕩漾的松花江。駐足江邊東望，半青半綠的珠山最高不足百米。考古知識幾乎為零的我，完全想象不到前面這座毫不奇異的山丘，居然能與遠古人類及“渤海山城”有何關聯。讀畢碑文，我似被雷吼驚醒，原來這里曾是人類的神奇祖地。請先人饒恕我的無知。

跟著歷史向導朱巖登珠山，繞過零星墳冢、稀疏樹林，沿牛羊的曲徑，不足15分鐘，我們就登頂珠山最高峰。

立于山巔，舉目遠眺，霧嵐蒙蒙，長天碧野，綿延數千里，直抵遠方天際，松花江如天邊奔來的銀河，水勢蒼蒼，滔滔奔涌，大江兩岸，曠野碧綠，良田連塊、村莊成片，鄉道彎曲、疏密相間。江畔榆樹柳叢高低錯落，陽光與黑土地相融，斑斑駁駁的光影，像奔跑的音符，在田野里輕歌曼舞……這片豐饒的土地，曾是清代皇家貢品大鰉魚的產地，是二百多年來“巨魚充貢”的故鄉。

據史料載，清代東北的松花江、黑龍江兩岸，朝廷遺存的鰉魚圈頗多，尤其吉林松花江流域的鰉魚圈，它們形呈橢圓，有的像月亮，有的如星辰，有的似云團，默不作聲地隱臥于江灣里、河汊處、林緣邊。鰉魚圈堤壩堅實，柳榆掩映，圈幽水清，是放養鰉魚的良港。有民謠唱道：哪里有鰉魚圈，哪里村屯就福運連年。農安、榆樹、德惠、九臺、舒蘭、扶余等地，即是鰉魚圈多住的積福之地，九臺莽卡滿族鄉龍棚屯、德惠朝陽鄉朱家宅子兩地的鰉魚圈，像蒼穹夜空的星斗，閃爍生輝，這兩顆“巨星”，特被朝廷立了“貢江碑”而聲名遠播，成了研究古代漁獵文化的活化石。

夏秋在大江里捕到的大鰉魚，要投放入圈，至少在其中飼養兩季。待到飛雪落地、寒冰封山的臘月，將圈養鰉魚捕出冰凍，再用黃綾緞包裹裝入貢箱，將貢車按編號排好隊待命。大年前夕，還要舉行聲勢浩大的送鰉進京儀式，鳴鑼開道，鞭炮齊鳴，人歡馬叫，車隊如長串行走的房子，逶迤出城，漸行漸遠，隱入茫茫雪野，留下幾行散亂的車轍印。

二

清朝歷代皇帝，對打牲烏拉捕貢鰉魚極為看重，皇太極時代已有向皇廷獻貢大鰉魚的詔令。順治十四年（1657），朝廷就在船廠(現吉林市)城外設立直屬內務府機構——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其職能即捕鰉魚、采東珠、挖人參、獵貂等等。總管衙門官銜六品，到順治時代晉升為四品，到康熙時代再升至三品。衙門官兵最多時4270多人，可見朝廷對這個機構的高度重視。依附此衙門，經過二百多年的經略與傳承，這里逐漸建成一座中型規模的城池——烏拉街故城。

據《打牲烏拉地方鄉土志》記載，清朝特為總管衙門劃出“貢山”“貢江”，東西南北山水“管域”560余里，還依山沿水為多處貢山、貢江立石碑，標明皇家所屬。康熙十二年（1673）頒布禁獵法，其法昭示凡在禁河盜采者“為首者擬絞監候，為從者枷兩月，鞭一百”。到乾隆六年（1741），朝廷對吉林部分區域，實施封禁令曰：“吉林等處系滿洲根本，若聚集流民于地方實無裨益……出產人參、東珠之吉林江及長白山、烏蘇里等處相同之水旱道路，向來不準行走，應令該將軍、府尹等嚴行查禁。”凡朝廷劃禁之地，民不得進山采獵，不得下江捕釣，否則，就當絞或戴枷、或鞭刑處之。

這座皇家專屬的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直到1911年才隱入歷史塵埃，先后存在240多年。

如今，立于珠山之巔，遠眺松花江自西南向東北緩緩流過，兩岸被大江沖擊而成的闊大平原，碧野葳蕤，田疇縱橫，樹林、湖泊、村莊、漁舟、炊煙、小橋，皆為大江筆下的麗彩畫卷。

人類依山而居、臨水而牧耕的社會群落誕生，源于長白山、源于松花江，源于黑土地。珠山的西團山文化遺址，見證了先祖穢貊人及古夫余國的興衰，從而證明東北的古老先民們，依托松花江開創的人生大戲，很早就已激情上演了……

三

在浩繁的歷史卷帙中，清朝皇帝圍繞著東巡祭祖的行跡，圍繞著松花江行舟水運，圍繞著捕獵大鰉魚的史書記載頗多，古人留下的《打牲烏拉志典全書》，洋洋灑灑，溯源求本，蔚為大觀，此不贅述。本文僅擇康熙帝東巡吉林松花江的往事，力展吉境山水之豐饒，傳揚康熙帝祭奠故地之豪邁。

1682年5月，29歲的康熙皇帝，正值盛年出京東巡，陣容空前，旌旗招展，扈從官員、隨員、軍隊等部眾多達7萬人，浩浩蕩蕩，車馬蕭蕭，一路向東，那真是“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的境界，昭示了當時的威武與喧囂，昭示了康熙帝一統天下的氣派。然而，誰也無從想到，皇上的貼身護駕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卻在其《韃靼旅行記》中說，康熙此行除祭祖、視察水營外，還另有俗欲，即“烏拉是臨江城市，去吉林三十二里，稍上處盛產鱘鰉魚。皇上烏拉之行，是為釣這種魚。”那么，皇上行履國政之余，非要下江釣鰉魚，這類政俗混淆之舉，康熙帝到底居心何意？還有鰉魚為何能激起皇上如此大興？“倘若不入江捕鰉，朕將入夜難眠……”

眾臣惘然，惶惶不可知。

鰉魚，又稱鱘鰉魚、牛魚、秦王魚等等，主產地即東北松花江、黑龍江兩江流域，其形異體大，小則七八尺，最長三丈，重者兩千斤。其貌相神奇，味道鮮美，適作貢祭品，被稱為“魚中王者”。皇族嬪妃、達官顯貴，尤以品鰉為尊。婚喪慶典，尤以進鰉為祥。每逢過大年，上至皇親國戚，下至諸侯重員，尤以嘗鰉而感大吉。

康熙皇帝執意到吉林松花江上捕大鰉魚，絕非囿于俗世眼光，其所為必含深意。現在想來，或許基于三個考量：借捕鰉之行，彰顯祖地物產豐盈；借捕鰉之行，自喻帝之胸襟鴻志；借捕鰉之行，驗測臣仆忠尊程度。

四

此次東行，康熙帝先到盛京祭祖。5月2日—3日兩天，抵達吉林船廠視察水師，300余艘戰船，縱列松花江水上，兵勇雄壯，氣貫長虹，蓄勢待發。大帝暗喜，一方大略已成熟于胸。

現在，還是沿著皇上入俗江釣的“副線”，看看康熙捕鰉的場景吧。皇上乘龍舟御風前行，部眾扈從分乘200多只舟船緊隨其后，大江上下，煙波浩渺，帆影江鷗，水空同翔，好一派千里江山美畫卷……接下來，再看看當年翰林院侍講高士奇的《扈從東巡日錄》記載片段：

5月8日，“己卯，駐蹕大烏拉虞村（現烏拉街），暮雨翻盆，江昏雨黑，客舍篝燈，淅瀝終夜矣。”5月9日，“庚辰，晨興細雨，猶零落流云未歇，泛舟江中，草舍漁莊映帶罔阜，岸花初放，錯落柔煙，似江南杏花春雨時，不知身在絕塞也。上漁於冷棚(即前述龍棚)，是產鱏鰉魚處，去漁村又八十里。冒雨晚歸，駐蹕大烏拉虞村。”5月10日，“辛巳，初晴，駕發自大烏拉虞村，舟行二十里，風雨驟至，駭水騰波，江煙潑墨，舟楫臲峗不能行，急就岸停泊。……過午，風色稍定，牽纜甚緩。又二十里登岸，覓牛車上下山崖間，泥滑難行，至船廠已漏下三十刻矣……”

由此看來，康熙帝的時運不佳，三天臨江，三遇雨阻，把皇上的捕鰉夢阻斷了。因連降大雨，水勢洶涌，捕魚無所獲。然而，后人可透過高士奇的“日錄”，看到當年松花江畔的美麗風光，豐饒植被，江上波濤翻騰，舟楫難行，江岸細雨樓煙，客舍篝火，隨君眾臣上船棄船，乘坐牛車，疲憊歸村……最有趣的是，歸途中因船受損，洋先生南懷仁與帝之岳父大人，不得不乘坐牛車，走泥濘鄉路，天涼車慢，一路勞頓，時過子夜，才回到烏拉虞村，康熙見二位大人的狼狽苦相，忍不住笑了，說，鱘鰉魚把我們愚弄了。

這次，志存高遠的康熙帝，雖沒捕到心儀的大鰉魚，但這三日的松花江上捕鰉經歷，江行驟降大雨的萬千氣象，讓他心潮起伏，激動不已，當日其乘興揮筆作詩《江中雨望》一首：

煙雨連江勢最奇，

漫天霧里影迷離。

掀翻波浪三千尺，

疑是蛟龍出沒時。

這首詩的后兩句，提到的“蛟龍”是康熙的自喻嗎？無從知道。然而，歷史告訴后人，康熙帝東巡回京的兩年后，即1685年，他便統率水陸大軍，揮師北上，把強占我國雅克薩的沙俄入侵者，一舉趕了出去。

在珠山遠眺松花江——這條大江從西南而來，本該直接向東流去，可它卻在珠山西側，優雅地拐了個彎兒，然后很執著地向東北奔去，像個闖世界的壯男兒，步履堅實，氣宇軒昂，一路向北、一路向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