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1891年～1962年），四川成都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創作有長篇小說《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等。這三部作品中最為讀者了解、藝術成就最高的是《死水微瀾》，而創作歷時最長、著力最多的是《大波》。

西方所稱的“大河小說”，也就是李劼人所稱的“聯絡小說”，是指故事情節前后勾連，人物先后復現的系列長篇小說。李劼人從1930年開始就在心中構想一部長達十部的聯絡小說，將幾十年來四川社會的變遷與民間的生活狀態表現出來；他還初步擬想，將這部規模宏大的聯絡小說總題命名為《年輪》。

1931年11月，他剛滿四歲的兒子遭到綁架。為了營救兒子，李劼人請人幫忙，結識了一位袍哥——鄺瞎子。鄺瞎子周旋于黑白兩道之間，幫他贖回了兒子。于是他與鄺瞎子成為朋友，經常在一起喝酒、吃飯、擺龍門陣。鄺瞎子講述他的傳奇人生，給李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鄺瞎子和他的故事為李頡人的小說創作提供了新視角，也觸發他的新的創作沖動。1935年7月，他花了二十多天時間將“聯絡小說”中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死水微瀾》寫完，鄺瞎子就是小說中羅歪嘴的原型。寫完第一部，他繼續寫第二部《暴風雨前》，經過一個多月的寫作，第二部終于完成。《死水微瀾》和《暴風雨前》分別于1936年7月和12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1935年11月27日，李劼人在給在中華書局工作的好朋友舒新城的信中宣布：“《大波》即將著手。”1936年初，李劼人寫作《大波》上卷，但只寫了四萬字就不得不擱筆。當時企業家盧作孚擔任四川省建設廳廳長，主張要發展四川的工商企業。而李劼人擔任理事長的嘉樂制紙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嘉樂紙”為市場青睞。為了公司發展，李劼人經常要和各個方面的人、各個部門打交道，影響到了《大波》的創作進度。盡管如此，李劼人還是在有限的時間里創作，平均每天寫五千字。斷斷續續地，直到1936年5月，十一萬八千字的中卷才寫完。

當時成都通貨膨脹嚴重，生存非常不易。李劼人家里人口多，經濟壓力大。1936年5月，在四川大學中文系執教的劉大杰教授邀請他到四川大學任教，以減輕生活壓力，但是由于他正在準備寫作《大波》下卷，就沒有接受。與寫作《死水微瀾》《暴風雨前》不同，他寫作《大波》前兩卷還比較順暢，但是下卷卻足足寫了兩個月，一直到1937年1月才殺青。三卷小說在1937年被中華書局列入“現代文學叢書”先后出版，1940年11月，由中華書局再版。

1950年7月，李劼人被任命為成都市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設工作的副市長，寫作的時間越來越少。1954年9月，他赴北京參加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會議期間，作家出版社請李劼人依次修改《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他回到成都便著手修改。對《死水微瀾》的修改大概持續了五六個月，于1955年3月修改完畢，這一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對《暴風雨前》的修改幅度要大很多，除了進行文字上的修改之外，還刪除了一部分，重寫了一部分，加寫了一篇《前記》。1956年，修改后的《暴風雨前》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若干年后，李劼人的看法發生了轉變，他認為《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這三部小說一部比一部差。四十年代初他就萌發了要改寫《大波》的念頭，他認為《大波》在辛亥革命的資料積累上不到位。四川人楊滄白是辛亥革命老人，也是李劼人中學時期的英語老師。他曾經協助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先后擔任四川省省長、大元帥府秘書、廣東省省長等重要職務，抗戰時期定居重慶。1942年，李劼人在重慶曾多次訪問楊滄白老人，了解和核實一些辛亥革命的史實。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讓這部小說與新時代更加合拍，李劼人“考慮之后，仍然主張《大波》必須重寫，而且是重起爐灶地重寫”，1956年他全年改寫《大波》，其中第一卷寫了四稿，第一稿和第二稿寫了十多萬到二十萬字，因為不滿意，最終不得不另起爐灶。1957年5月，《大波》上卷改寫完畢，他為此撰寫了《關于重寫〈大波〉》一文。1958年3月，《大波》上卷（1960年重版時，“上卷”改為“第一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8年2月，李劼人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期間心臟病發作住進了醫院。住院期間，李劼人還惦記著《大波》。《大波》的改寫是一項大工程，要完成這項任務，不僅要依靠毅力和精神，對于這樣一位老人，更需要的是時間。他跟醫生說，他正在改寫小說《大波》，還有幾部小說準備寫……

《大波》第二部的改寫始于1958年3月，到1959年11月下旬才完成；由于生病、雜務，加上當時處于困難時期，改寫沒有什么進展。第三部的改寫實際上開始于1960年8月，斷斷續續，直到1961年12月28日才完成。這兩部作品分別于1960年和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寫完二三部后，他感覺到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完，很多故事沒有講完，因此決定寫第四部。

1962年4月，從北京參加會議回到成都后，李劼人馬上投入到《大波》的改寫中。1962年11月12日，作家出版社的韋君宜到成都向他約稿。李劼人告訴韋君宜，他計劃在1963年寫完《大波》第四部，然后寫作其他的幾部小說，一部描寫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態的小說《急湍之下》，一部歷史小說《張獻忠》等。

12月13日，年邁的李劼人受風寒，但還是繼續寫作，以至哮喘發作。第二天早上，家人將他送到醫院治療。1962年12月24日，李劼人在成都溘然長逝。他的《大波》第四部只完成了前四章，這不僅是李劼人的損失，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損失。

新舊兩部《大波》雖然表現的內容基本相同，都是表現辛亥年的四川保路運動，但是側重點有所不同。舊版《大波》將辛亥革命和保路運動作為背景，側重對當年的社會世相和市井風情的描寫；而新版《大波》則側重表現波瀾壯闊的辛亥革命和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民俗風情退居次要地位。舊版《大波》以黃太太和楚子材為中心構建人物關系網絡，以虛構人物為主，真實的歷史人物沒有占據中心位置；新版《大波》中的主要人物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如蒲殿俊、張表方、端方、趙爾豐等，虛構的人物屬于陪襯人物，如鳳梧、郝達三、葛襄中、黃瀾生、黃太太等，人物眾多，人與人之間關系松散。舊版《大波》敘事曲折生動，感情充沛，文學性表現得異常充分；新版《大波》更充滿理性色彩，敘述的過程顯得冷靜和客觀，以至于不少研究四川保路史的學者將新版《大波》作為研究的參考資料。李劼人是四川保路運動的參與者與見證者，他想通過自己的作品將這段歷史保留下來，這也是他后來要改寫《大波》的主要動因之一。

兩個版本究竟孰優孰劣？ 關于這個問題，學術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舊版《大波》“文筆更優美，巴蜀風情更濃郁，文學性更濃，十足的大師手筆，宛如一部成都版的《亂世佳人》”（李劼人研究專家張義奇的評價，見2013年8月11日《成都日報》的報道《李劼人改寫〈大波〉》），而認為新版《大波》是“文史資料雜糅的古怪文體”（吳天舟《如何“贖前愆”？ ——重寫版〈大波〉的內在理路與外緣影響》，見《史料與闡釋》第十輯）；但是也有人對新版《大波》有比較高的評價，他們認為，舊版《大波》“未能達到應有的思想、藝術高度”，而新版《大波》“厚實、深邃、廣博”，“成為他五十年創作生涯的紀念碑式的作品”（見艾廬《論〈大波〉》，載1985年第10期《當代文壇》）。2011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李劼人全集》，舊版和新版《大波》分別收入該書的第3卷和第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