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謎

卞之琳的詩，是讓人著迷的一個謎。詩都不長，字句端麗明白，意涵幽遠，似乎感受到什么，卻又迷蒙著，不可清晰道出。如眼前徐徐轉動的七彩寶塔，甚為玲瓏，卻無從解構；又似遠處的海市蜃樓，光景縹緲，可望不可即。

我要有你的懷抱的形狀，

我往往溶于水的線條。

你真象鏡子一樣的愛我呢。

你我都遠了乃有了魚化石。（《魚化石》）

“你”是誰？“我”又是什么？那樣的癡纏留戀，一而二還是二合一？凝固如洪荒時代的化石，冰冷無感，卻又似穿越千年的執念，令人震撼。

我在散步中感謝，

襟眼是有用的，

因為是空的，

因為可以簪一朵水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

世界是空的，

因為是有用的，

因為它容了你的款步。［《無題（五）》］

如此小心相陪，簪花、款步，偷偷欣賞又寫入詩篇，這個讓他感到世界有用的人，是誰？是誰填上那“空”？

自然還要錄代表作《斷章》，他的logo（標志）：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這詩中，“我”已置身事外了，而“你”與“看你”的人，也沒有交通。美而孤寂。

卞之琳《斷章》手跡

文學評論家潔泯先生（許覺民）認為，這首詩使人“聯想起人生空曠的徘徊和不盡的哀愁”。但他又說，這空曠的寂寞中不經意的回報，雖然永遠深藏在事象的秘密深處，為承受者所不察，冥冥中卻對一切孤獨者給予慰藉：你不必在橋上感到孤寂，不正有樓上人在看你嗎？你在落寞的情懷中看窗前明月，而恰有別人在夢中端視著你的身影。所以，這交錯，“展示著人生從孤寂到樂觀的情致，從徘徊中走近和諧。詩人筆下的情調未免有些‘其境過清’，但是意趣卻是健康的，愜意的”。

潔泯與卞之琳，是社科院的同事、老友。他曾問詩人，二十五歲怎么就有這樣的感悟。詩人笑，答以“不經意”“忽然想著這些場景”，評論家也只有慨嘆此詩是“神來之筆”。

不知道詩人是否同意“樂觀”“健康”“愜意”這些后綴光明的小尾巴？也或許，答問時，七十歲的詩人早已是曾經滄海、云淡風輕了。他文章中承認：惆悵的情調是有的；還援引冼星海曾為《斷章》譜曲，那譜子上就標注了“帶感傷”的調性提示。而實際上，早在抗戰時期的延安，他已覺自己的抒情舊作“在波瀾壯闊的《黃河大合唱》時代強音中微不足道”。再往后，“文革”時期，文藝已無個人抒情余地。

八十年代初，兩個中學生給詩人寫信，他們的老師說《斷章》這詩沒有意義，但他們不認同。這就難怪在一九八五年詩人仍要以冼星海的“帶感傷”來證明自己的“惆悵”，也難怪潔泯先生在精準分析后還要“樂觀”起來。

卞之琳沒有給兩位中學生回信，為自己辯護，只是在文章中提及并細致地寫道，冼星海“帶感傷”的譜子上標有：“一九三六年寫于上海此曲題名贈盛建頤”，而盛建頤“是冼星海回國后第一個鐘情對象”。那么，這個提示，確乎向讀者表明：《斷章》是一首愛情詩。

就作家氣質而論，即便是在青年時代，卞之琳也不是那類歇斯底里的詩人；情感與理智，在他那里非常均衡。他少年得志，才情炫目，英文可譯莎士比亞，詩文與何其芳、李廣田以“漢園詩人”著稱；徐志摩與他亦師亦友，飛機失事前還曾張羅幫他在新月書店出版詩集；廢名是比他大九歲的北大學長，極為欣賞他，曾作詩《寄之琳》抒發想念之情，發表在戴望舒主編的雜志上——廢名自己的詩也玄妙不易解，在這一點上兩人倒是可以較量一番；而沈從文作為前輩，自己抽屜里還放著幾張當票呢，卻愿意出錢幫他出版詩集《三秋草》；那時卞之琳的詩，不時地與林徽因的詩同在《大公報》上刊登，他是林徽因客廳中最年輕的常客，晚年追憶文章題為《窗子內外憶林徽因》。那時北京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因鄭振鐸在此辦《文學季刊》，成了作家聚會的窩兒：巴金與靳以對坐編稿、談天，年輕作者們常在這里碰見彼此，清華大學的曹葆華，燕京大學的蕭乾，還有黃裳常來串門，剛完成《雷雨》劇作的曹禺攜女友鄭秀也出入此處，卞之琳幫靳以編《文季月刊》，更是常來，以至平時不茍言笑的巴金有一次也念他的詩來打趣他了。總之，抗戰前，在作家圈兒里，年輕的卞之琳“幸承師友提攜”，儼然“少小知名翰墨場”。

翩翩少年，前程遠大，這足以給他強大的自信。——即便第一次愛了就栽了。

二、本事

正是那時候吧，他遇到了日后他在詩文中隱約著又秘藏著的她。

靳以懂昆曲，那時常帶著幾個青年男女乘幾輛洋車浩浩蕩蕩去吉祥戲院看北昆演出，其中就有住在姐夫沈從文家里的張充和。卞之琳跟著去了幾次，對昆曲，他并不“知音”——自嘲那時與一位北大外教一樣，同做了戲臺兩側高掛的“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的“活圖解”——不懂，卻依然興致勃勃，晚年回想起來猶有興味。

張充和在昆曲《孽海記》”思凡“一折中的扮相

卞之琳性格有點古板，長相只能算清癯，實在掛不上“秀”。他詩中的佳人卻巧笑倩、美目盼，寫得一手娟秀小楷，能唱婉轉咿呀的昆曲。

不知為何，情起北平的他卻突然跑開了，去日本了。也許是被自己內心里掀起的情感巨瀾嚇到了，他走得慌里慌張，魂不守舍。慣穿長衫的他，到了車站才想起新做的西裝忘了帶，還是送行人中的蕭乾自告奮勇騎自行車回去替他取來。

揮手說再見，熱鬧的送行人群中是否有她？

他至情，卻理性。他是血管里跑過一千匹馬，外表也會被中國的禮或英倫的范兒所拘牽，不動聲色。

卞之琳在文章中明確說過,《斷章》很可能起于在日本客居中的一閃念，又斷定不是當時的觸景生情——他是常常把一點詩的苗頭久置心之深處，儲存著，時候到了，往往由不得自己，迸發成詩……這樣來看，《斷章》的苗頭起于國內，在日本隔著山海距離，孤寂中應和那苗頭——難怪詩中畫面有日式侘寂之美。

抗戰改變了詩人生活。

卞之琳到過延安。在黃土地上掄鋤頭，開荒種地，瘦弱的詩人變得結實、豪邁，鋤頭揚起落下，在大地上“抒寫”。這一時期，他寫的詩有《實行空室清野的農民》《給論持久戰的作者》，歌頌人民與領袖。

戰時生活動蕩輾轉，卞之琳與心中那人山水阻隔，卻不曾忘。在詩人唯一的長篇小說《山山水水》中，記下別后歲月山高水長的思念。這部長篇小說倒像是他的詩的注釋或索引，草蛇灰線，將那些無題詩引向詩人的心理活動和現實場景。

卞之琳是詩人，但也是學院派，凡事要推演研究，而且表達要有策略，沖動與直抒胸臆在他絕無可能。即如這部長篇小說吧，他寫了改，改了寫，用中文寫一遍，又用英文改一遍，而且寫作前他已有了對標的作家——衣休午德（今譯艾什伍德），他寫成后又請衣休午德看過。衣休午德的褒獎，他看作鼓勵；一點建議，他看作是客氣的批評。他付出巨大熱情與心力打磨、寄意寄望都很高的小說，他忽而覺得無價值，忽而覺得可留念，其間辦雜志的朋友拿去發表了一些章節，他又顧慮讀者會索隱，累及書中人物的現實真身，一度想毀棄小說。晚年，他重拾斷章、撫覽青春往事，蕪然而感慨，又倍覺珍惜。

小說中的倫年與未勻，抗戰后久別重逢，倫年滿心蓄著熱烈的情緒，要擁抱、要傾訴思念，卻止于言語的禪意、屏風畫的暗示、昆曲《出塞》程式化的表達與點評。有些愛情，注定是留在詩里夢里的。

付一枝鏡花，收一輪水月……

我為你記下流水賬。（《無題》）

從此，在寫下的詩文里字字斟酌，流連、回味、懸想、憶念，煮字焚心生涯，雕蟲紀歷，苦樂自知。

卞之琳與張充和倒是留下一幀合影：二人在山間漫步，姿態清雅、疏落卻和諧，看看風景，說一兩句話……而拍攝者在看風景中的二人。一瞬間的影像，彌散著一種詩意，穿越時空，再看時會響起Try To Remember的背景音樂。那是二人別后再重逢的一段難得的美好時光。

1936年10月，卞之琳、張充和在蘇州

卞之琳有一篇散文《巧笑記：說禮》，倒像是二人相處的紀實。其中男主“神經病”偶遇心儀的“溫柔的朋友”，兩人在咖啡館里聊天，說“禮”。男主被對方一顰一笑吸引，卻被“禮”所拘牽，不越雷池半步，處處被動……

在卞之琳繁復的學院派試探、遲疑、疑慮重重中，張充和嫁給了漢學家傅漢思，到美國去了。卞之琳留在原地。山海更其遼遠。

三、后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下鄉參加農業合作化試點工作，卞之琳有一次奇遇。人到中年的他，雖不是專程前來，卻的確是故地重游，尋覓往昔青春足跡。奇的是，當地人安排他恰巧住進張充和家的舊居。當然已是人去樓空。

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書桌前，寂寥中，他竟然在抽屜里發現了張充和的一束詞稿！故人筆跡，他熟悉，當即認出，上面還有沈尹默給向他學書法的女弟子批作業的圈改。

卞之琳當即取走保存。經十年動亂，保存完好。

一九八〇年，卞之琳以著名詩人、學者、翻譯家、學部委員的身份出國訪美，大洋彼岸，得機會與張充和重逢。老友相見，獻上詞稿，又講了經過，而張充和這時手中只有沈尹默的信卻正缺所附詞稿！當時滿座賓客友人“同聲齊稱妙遇”。

張充和作的《仕女圖》，上有沈尹默的題詞

卞之琳與張充和心中滋味如何？回國后，卞之琳寫了《合璧記趣》，倒也云淡風輕。

懶于寫信的卞之琳，回國后，“在經年未通音訊后”，聽說《詩書畫》刊物擬向張充和索字，便自告奮勇——抑或正得到一個寫信的由頭——寫信給充和，又怕她懶于揮毫，便征詢她可否就復印那一信稿以應需。

張充和復印了兩份。另一份當然是留給卞之琳的。她信中說，沈尹默信末署“廿日”，應為一九四四年夏月“廿日”，時同在重慶——當然同的是卞之琳；又說“得失文章事，寸心已渺茫”，自己不關心這些“少作”，而這幾首經沈老改后，自己又重改過，“鵲橋仙”末句已早改為“憑問取個中消息”，其他也就不管了。——那時她想問誰的消息？其他，又指的是什么？這些謎，如卞之琳的詩，難解，卻別有一種風致。

卞之琳認得這些詞作，他記得，以“小軒涼納千山綠”起句的《菩薩蠻》《鷓鴣天》《鵲橋仙》三首是一九三八年春夏間在成都青城山作的，“她給我看過初稿”！

隔著半個世紀的滄桑變幻，卞之琳猶記《浣溪沙》末句“倚舷低唱牡丹亭”，原為“駐篙低唱牡丹亭”。當時充和還面告他，西南聯大某教授看了不以為然，打趣說：一個“低唱牡丹亭”的閨秀居然撐篙！卞之琳則認為：充和雖然能扮杜麗娘，擅唱《驚夢》《尋夢》諸曲，卻也會撐篙淘氣，這倒正合她不同凡俗的性格。

二人在山間游蕩的照片，也許是那時照的？照片說明卻標示時間是一九四三年。那么，二人相聚的機會也并不稀少。卞之琳無作為；能撐篙淘氣的張充和也不曾突破二人的友情界線，也許是不想？

一九八五年，社會風尚更趨柔和。在一場昆劇家紀念演唱會上，自稱“老朽”的卞之琳，在新一代昆曲演員唱得咿呀婉轉的《題曲》中出神：舊時月色，往昔佳人，有所思有所憶，甚至有所悟。

他想起自己成為昆曲的“門外迷”，已長達半個世紀了。半個世紀前，抗戰初期流離中，受一個朋友所托，珍藏她用鋁盤自錄自唱的幾段名曲，雖歷經劫亂而一直保存著，可惜歲月磨蝕以致銹壞了；一九八〇年訪美，這位老友用磁帶錄了她后來唱的幾支曲段，送給他帶回國。前后兩個錄音都有《題曲》，半世紀以前的，聽起來哀婉動人，嬌嫩一點，正顯得年輕呀；后一段則顯出功力到家，有點蒼勁了。歲月總會給藝術家的藝術帶來矛盾性的損益。而三十年代最初聽昆曲，跟著一伙人去戲院，其實還是為了追隨那伙人中有這個“她”吧……卞之琳絲絲縷縷的意識流，綿延半個世紀的時間，又似隔著大洋的對話，癡情足令人笑癡！

關于兩人的事，從來都是卞之琳單聲部敘事，張充和沒有說過什么，而卞之琳式敘事又幾乎都是“斷章”，美而縹緲。

那《題曲》主題詩的原文：

夜雨幽窗不可聽，

挑燈閑看《牡丹亭》。

人間亦有癡于我，

豈獨傷心是小青！

聽曲后，寫新詩的卞之琳和了一首舊體詩，自笑是打油詩：

風片雨絲悵更聽，

欣逢“傳”夢巧穿《亭》。

舞衣歌扇渾無類，

定見群峰日日青！

又自加注釋，釋義兼指出典故，“雨絲風片”取自《游園》中的妙句，“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是深情寄意，又是障眼法，諜中諜，戲中戲，如他自稱“宛似象雕，球中套球”，“以硬骨撐柔腸，以歡欣沖哀怨”，終歸是糾結，到底意難平。

這哪里是打油詩？明明是李商隱的《無題》。好在，“凄風苦雨，人間辛酸，進入藝術，一經升華，即可收美感凈化之功、性情陶冶之效”，他自是了然的。

這一段癡戀于他，年輕時是海市蜃樓、空中樓閣；老房子呢，也沒有著火。往日余燼，偶于寒夜因風一閃，一點亮紅，老心臟咚咚跳了幾下。而另一位，從嬌俏才女變老嫗，心境已是“十分冷淡存知己”，煙雨一片微茫。

四、花絮

我的同事小沁曾就讀師大女附中，卞夫人青林女士正是她的語文老師。

青林老師人很美，背過身寫板書時，白夏布綢衣下隱約著胸罩的細帶，讓一班剛剛進入青春期的女生感到優雅、新奇，如同啟蒙。

小沁貌美如花，卻比男孩活潑調皮，可笑可愛的故事一大堆，被青林老師寫進她的小說《圓圓和她的朋友們》，發表在《人民文學》上。半個世紀后，我看到這篇小說，那個“假小子”圓圓，活脫脫是她的少年真身！真是從小看老！同時也見識了卞夫人的寫作才華。可惜她后來寫得少。

巧的是，小沁迷戀卞之琳的詩，后來做了卞先生《雕蟲紀歷》的責編，加之與青林老師的關系，小沁一度經常出入卞家。她在詩人面前暢所欲言談她的讀后感，卞先生很驚奇也很欣賞，我想象得出這位摩登史湘云會多么熱烈而無拘無束地發表她對卞詩的高論！我追問她當時的高論，她卻忘得凈盡。小沁才華橫溢，興趣廣泛，奇談怪論，妙語連珠，不擇地而出，隨性揮灑，隨說隨忘，一貫如此。那次卞之琳先生贊同的詩解是什么呢？無從確切知道。

卞之琳著《雕蟲紀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我沒有見過卞之琳。我接過他的電話。九十年代初，編輯部好像只有一部電話，在樓道盡頭的小黑屋里，電燈有，但如不需要記錄，也不開燈。所以，昏黑中，電話那頭傳來低啞枯槁的聲音：“我是卞之琳，我找……” 他要找的人不在，我告訴他；他說：“我是卞之琳……”我等他繼續，他卻停住，我說“我知道”就哽住了，有些羞澀，靜了片刻，感覺卻有點長，我想到“你站在橋上看風景”，同時望見幽深的樓道盡頭一方玻璃窗的亮光，如時光隧道，鼻子里有清苦的霉味兒，小黑屋兼做藏書室，存放了不少舊書；我想著該說點什么，贊美他的詩，卻不知怎么說比較得體，卞先生掛了電話。他干啞蒼老的聲音有些索寞。

那時剛畢業不久，讀他的詩，眩惑于他矜持中擺弄漢字、結構玲瓏寶塔，不動聲色地幽幽旋轉著美麗與神秘，縹緲如海市蜃樓之不可捉摸……但并不牽情。倒令我想起童年時擺弄積木，正方體六個面，可以拼出六幅畫面，組成一個《小貓釣魚》的童話，那些花朵、蝴蝶何其絢爛，而釣魚竿和貓胡須一段一段細又長，找來找去、各面翻過，才會在好幾塊積木上發現斷續蹤跡，拼起——卞之琳的詩，讓我著迷，卻拼不起，一遍一遍翻看，卻仍在“霧失樓臺，月迷津渡”的迷蒙中沉溺——那種理性而玄妙的詩意，不借助時代情緒的純粹，在簡凈明晰的字句中裸呈，像自然本體，卻蘊含不能全部道出的奧秘。

如今，再讀這簡凈節制的詩篇，倒常常心緒飄飄、糾結纏繞，如從一只螺聽到海的潮音；如一粒斑斕的琥珀，封印了詩人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