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一天，我帶了一本油印書前往中華書局退休編審劉宗漢先生家中，請劉宗漢先生為這本書寫幾句題跋。因為這本書實際上與劉先生也是有關聯的，書名《漆書九卷》，該書是民國時期代總理、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先生在民國初年纂輯的，后來在1957年經王世襄先生點校后得以油印面世。而劉宗漢先生恰好就是朱啟鈐先生晚年的最后秘書，曾在朱啟鈐先生身邊工作八年。

劉宗漢先生看到此書，認為極其難得。當即欣然為我書寫了跋語：

“油印技術約在民國初年傳入我國（一說清末傳入），所印類皆講義、試卷、簡報之屬。一九四九年后，士大夫始印所著書。余所見有詩文集、年譜、專著之類，均極具文獻價值。然此技術充量只可（印）五百冊上下，故存本罕。今日所見類乎星鳳，而此《漆書》即其一也。夫善本者，稀見而有學術價值之謂也。油印本者，今之善本也，李君若集腋成裘，足以名世。”

詫異的是，劉先生并沒有花費筆墨述及本書纂輯者朱啟鈐先生以及此書的文化價值，通篇幾乎都是在講油印技術。當時我并沒有問及原因。三年前劉宗漢先生仙逝，更無法得知內情。

2025年端午前一日，我又帶著這本書去拜訪趙珩先生，趙珩先生看了此書極為贊賞油印技術之高超。

趙珩先生說，上世紀五十年代，街面上有很多謄印社，承擔了油印謄印工作，謄印社的街頭門臉兒只是負責攬活兒，實際刻寫蠟版的另有其人居家工作，通常是到謄印社取活兒回家去干，把蠟紙刻寫完成以后交給謄印社，由謄印社負責印刷。刻蠟版是非常難的工作，難在刻寫很慢，要求刻寫者字體漂亮，經驗豐富，而且具備一定的舊學根底，還要年富力強，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為最佳。因為油印只能印刷500份左右，再印的話，蠟版就損壞了，所以油印本歷來傳世數量很少。

有幸的是，我每次去劉宗漢先生家，都留下了錄音資料，其中一次聊天主題就是油印。現在就把劉宗漢先生談油印的內容整理出來，以饗讀者。

《漆書九卷》書影及目錄。趙珩先生說，《漆書九卷》的珍貴之處有三，排第一的是該書油印非常之精，是他所見油印本中寫印最精的一種；其二是王世襄先生的序；其三是朱桂老（朱啟鈐字桂辛）纂輯的漆藝史料。

北洋時期油印很普及，技術很高超

油印技術通常認為是美國發明家托馬斯·愛迪生發明的，當然也有認為愛迪生的發明只是為后來的油印機打下了基礎。

近現代日本的油印技術是相當高超的，北京在日偽時期曾經使用了很多日本生產的油印機，在抗戰勝利后，這些油印機仍然還在使用，記得最好的蠟紙品牌是日本的堀井牌蠟紙。

據我所知，中國在北洋時代已經普及這項技術了，不過主要是印刷學校的講義。那時候很多大學的學生講義、試卷都是用油印技術印刷的。還有機關單位的簡報也是油印的，比如我在王世襄先生家就看到過一份北洋的外交部討論巴黎和會的會議記錄。那時候很多單位都有油印室。

油印通常用到蠟紙和鋼板。先說蠟紙，蠟紙有兩種，一種是透明的，上面還印著黑色格兒，另一種是藍色的，上面沒有格，底下襯著一張白紙，白紙上有格兒。不透明的可以用來打字。有打字機，用2763個字做個字盤，來回移動抓取想要打的字。遇到字盤里沒有的字，就要留出一個空格，再用手寫。

這種藍色蠟紙除了可用于打印，也可以手寫，紙下面也不用墊鋼板，放玻璃板上就能寫。寫完了就能印。

刻寫用蠟紙，新中國成立后賣的蠟紙基本都是浙江衢州生產的。鋼板表面有密密麻麻的小疙瘩，你用鐵筆一寫，就把那些小疙瘩捅破了，鐵筆雖然看起來像尖銳的，但是筆尖實際上還是圓的，不可能是鋒利的，如果是鋒利的，就會把蠟紙寫壞。

鋼板有六七種，鐵筆也有一大套。比如用于畫表格的鋼板，上面全是豎線，術語叫線板，畫表格很方便，打表格的鐵筆和刻蠟版的鐵筆也不一樣。一個刻版的高手，能用油印技術把齊白石的寫意畫印刷出來。但是它只能印黑紅兩色。

王世襄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髹飾錄解說》就是油印的，還有朱老太爺（朱啟鈐）辦九十大壽的壽詩的集子——《朱蠖公先生九十壽言集》，封面題簽是章士釗，那個毛筆字和朱色印章都是油印的，但是字體沒有走樣，還是章士釗的風格。扉頁是葉恭綽的題簽也是用油印體現的，很有神韻。能把中國畫的寫意作品用油印技術表現出來就需要非常高超的技術。鋼板需要多種，適時調換，鐵筆也要多次更換，不僅刻版的需要很高技術，對印刷者（俗稱“推輥子”）的要求也非常之高。

印刷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四周有框，底下有網子，得把蠟紙繃上，底下有白紙，用輥子蘸油墨，從上往下推。還有一種是滾筒的，需要手搖印刷。

就刻版而言，要刻得很漂亮是非常難的，王世襄先生出油印本的時候，是一家謄印社的鄔先生刻的蠟版，技術非常精湛。還能做烏絲欄，模仿線裝書的版式。

油印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印不了多少。頂級高手能印1000張左右，一般的也就是500多張，因為在薄薄的蠟紙上推輥子，推著推著蠟紙就碎了、版就毀了。

作者收藏的油印本四種

現在對油印本的認識遠遠不夠

個人的作品集在新中國成立前鮮見有油印的，因為那時候委托外面雕版或者排印出書比較普遍。

北洋時期有個叫田樹藩的人，是北洋財政部的，他每年都印一本詩集，他那詩實在不敢恭維，比如“牡丹花、牡丹花、它看我來我看它”之類，這些人都需要少量的印刷出書，所以只能油印，張伯駒也油印了《春游瑣談》系列。

新中國成立后，如果自費在出版社出書，就很困難。就拿王世襄來說，當時才三四十歲，朱老太爺（朱啟鈐）在1952年也才70歲，還有葉恭綽、張伯駒等一大批遺老，他們喜歡結社賦詩，有印刷詩集的需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油印的文人集子非常豐富，包括詩集、文集、哀啟、行述等，價值十分巨大，但是存世量都不大。

那些遺老們留下的油印著作非常有價值，我知道的比如朱啟鈐、葉恭綽、邢端等等，他們都有油印作品存世。這些東西里面很多可歸入善本一類。什么叫善本，非常少見就是標準之一，過去有人非常喜歡收藏稿抄本，比如朱家溍的父親朱文鈞就喜歡收藏稿抄本。很多油印本其價值近乎稿抄本。說宋版書“一葉宋版一兩黃金”，但是在宋朝當時也是不值錢的。上世紀六十年代，萬歷以后刻的“棺材頭字”的刻本都沒人買，可是現在呢，連石印本都成了寶貝。問題是那些書的罕見程度遠遠比不上油印本。現在的絕大多數藏書者還沒有意識到油印本的價值。現在的情況是在流通市場宋版罕見，出現個明代開化紙的書也是了不得了，但對油印本認識程度遠遠不夠。

現在還沒見到有人大規模收藏油印本，或者出版一本“所見油印書目”，羅振玉不就干過這樣的事嗎？買了東西先發表出版，見于著錄以后高價賣給外國人。這就等于是他發掘出了此文物的價值。什么叫撿漏兒啊？就是別人都沒認識到它的價值，但是你認識到了。有朝一日，如果有人研究那時候舊文人的生活和文化動態，這些油印本你是繞不過去的。我記得查阜西（古琴大家）的信紙都是油印的。

最后說說謄印社，在謄印社工作的多是舊政府職員，新中國成立后多是靠辦補習學校或謄印社維持生計，都是私營的。到了1958年很多街道工廠就辦成了謄印社。這些刻蠟版的怎么計算收入呢？按版算，一版多少錢。如果畫工程圖的或者摹寫書法繪畫的，比如說常規的刻蠟版算一個“工”，那么根據難易程度，工程圖給算幾個工，摹寫字畫算幾個工，都是不一樣的。這有點像清代的匠作則例，比如油漆彩畫多大尺寸算一個工。推輥子的也是，你推了多少次、印了多少張，按數量計工。推輥子的一般是謄印社員工，刻蠟版的可能是臨時雇傭的。刻版的都是舊知識分子，他們在當時找工作非常難，有些人就靠刻蠟版來謀生養家。

這個已經成了被人遺忘的職業，現在沒有幾個人知道了。

整理者后記

油印本并未被遺忘

2018年2月在《南方論壇》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者謝泳先生一篇文章——《私人油印詩集的評價問題》這篇文章雖然僅僅局限于私人油印詩集，但是從對于油印本的關注與研究來說，亦有嚆矢之功。

謝泳先生稱中國大陸油印詩集分為兩個階段，1950至1966年前后和1976至1989年前后。作者著重研究第一個階段，他認為：從文學活動的事實上觀察，私人油印詩集的存在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中，這個文學活動多數情況下是被遺忘了。

謝泳先生說，公開出版和私人油印的文學史意義應當是平等的，后者可能還更有特殊的地位。

關于油印的蠟版到底能印多少張，謝泳并沒有談這個問題，只是說“較佳效果是200張左右”，這和劉宗漢先生與趙珩先生說的總印數500張也不沖突。肯定是前面越早印刷的效果越好。私人油印詩集一般存量百冊左右，比如胡先骕先生的《懺庵詩稿》存世不足百冊，他送書給朋友們時，總是叮囑不要外傳，怕應付不過來。

油印書的印刷并不是一概由社會上的謄印社完成，也有文人自己“玩”油印的。補白大王鄭逸梅在《幾種油印書冊》中寫道，新中國成立后，“油印書冊，反成為一種風尚。尤其詩文一類的作品，力求形式字體的古雅，往往不委托市上的謄印社，而請通文翰又善寫鋼板的，自刻自印。比如戴果園等人即是。”

謝泳先生文章中很有書目文獻價值的部分是《私人油印詩集經眼錄》，羅列了作者歷時十年搜羅的1950至1966年之間的私人油印詩集，包括《四圖題詠合印集》等共計59種。

由于私人油印詩集的印數極少，所以，我認為謝泳先生記錄的僅僅是極少的一部分而已。

希望通過劉宗漢先生、趙珩先生，以及謝泳先生的呼吁與研究，私人油印本理應得到重視，尤其是官方藏書與研究機構的認同，油印本同樣是珍貴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