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疑敘事是指通過懸而未定的情節推動故事發展的一種小說敘事方式，在先置懸念后以嚴密的邏輯推理層層揭開謎底。在小說中增加懸疑感有助于引起讀者閱讀興趣并滿足其文學想象，是以此創作方法在小說創作中一直得到不斷嘗試。1930年代施蟄存在創作“新感覺派”小說時便嘗試加入懸疑元素。1980年代先鋒小說創作中，余華在《河邊的錯誤》中嘗試類似的懸疑化寫作手法。近年來，當代小說作品在關注人性本質、社會現實的同時，愈發呈現出創作懸疑化情節的傾向，通過細致的推理情節和立體的人物塑造展現懸疑類小說的獨特魅力，進而展現出作家對復雜難解的人性的思考，折射出對社會現實、熱點問題的高度重視。本文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紫金陳的《壞小孩》（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鄭執的《生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這三部小說為例，關注具有懸疑敘事的小說中所重視的限制性視角、人性探尋與現實解讀，分析當代小說創作中的懸疑化傾向。

一、以限制性視角增添懸疑感

懸疑敘事廣受關注的原因，首先在于滿足了讀者對于懸疑化情節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一波三折的情節和帶有懸念的敘事話語緊緊抓住其受眾。其次，因懸疑敘事普遍采用的曲折情節、發展節奏正貼合影視形式的藝術表達，可發揮空間廣闊，在當代娛樂工業與消費體系中常常備受青睞。影視化改編所獲得的關注能夠為小說本身帶來更大的流量，而懸疑敘事及其影視化改編的受眾主要是青年，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各方面壓力，通過觀看這類作品獲得情緒宣泄的通道，是對現實中一般難以發生的事情的一種想象沖動。這類懸疑敘事對于犯罪行為的描述和最終謎底的揭露在一定程度上釋放了青年的壓力。此外，懸疑敘事還在一定程度上激發讀者對于正義和公道、善與惡的思考和判斷。

在雙雪濤、鄭執、班宇“鐵西三劍客”為代表的創作中，敏銳地察覺到工業廢墟作為案件場所自帶懸疑感的適配性，“作為懸案現場的舊工廠重新顯出寓言的質感，但這種質感的來源已從直觀的工業廢墟置換為制造懸疑的經驗和話語斷片”[1]。他們不約而同地將黑暗、殘破的工業遺棄建筑作為謎案發生的場所。雙雪濤的小說《平原上的摩西》由出租車司機被殺案開始，以新舊案件進行雙線敘事，將破解跨越數年的謎案作為小說的核心情節。

小說中“子一代”的主人公——調查案件的刑警莊樹在調查兩名城管遭到襲擊后死亡的案件中意外發現，十二年前出租車司機被殺案竟可能與幼時的鄰居父女有關，而自己竟也有可能是此案件的參與者，以此牽扯出“父一代”“子一代”間交錯纏繞的故事。懸疑偵探類小說通常習慣以警察或探案者的視角對案件進行分析，強化主人公形象。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則以七個不同的限制性敘述視角講述故事，不僅很好地刻畫了角色群像，還在角色的個人闡述中營造了一種似是而非的懸疑感。李斐和莊樹視角的敘述、傅東心對李守廉講述的往事、李守廉和莊德增視角的過去、刑警蔣不凡對李守廉的錯誤懷疑與攻擊。角色間命運交織，限制性視角帶來關鍵信息的遺漏或出現都進一步強化小說的懸疑感，也帶給讀者更深入其境的沉浸式閱讀體驗。

像雙雪濤的其他作品《北方化為烏有》《蹺蹺板》《刺殺小說家》等也有采取多個視角敘述來設置懸念的做法，以解決謎案作為其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鄭執的《生吞》以老刑警馮國金的視角出發，講述兩樁跨越十年的謎案，以“子一代”王頔的視角串聯起兩代人的回憶。紫金陳的“懸疑三部曲”《壞小孩》《無證之罪》《長夜難明》也以揭開謎題作為推動故事發展的動力，通過限制性視角的敘述設置層層懸念引起讀者閱讀的欲望。

在當代小說創作的懸疑化傾向中，除了借限制性視角和謎題情節以增添懸疑感外，還能夠看到引起作家們普遍關注的一些本土因素，“最能體現中國本土特色的元素不外乎是兩個，一個是中國特有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一個是中國特有的歷史和文化”[2]。如“鐵西三劍客”所選擇的寒冬、雪地等元素就格外適合描寫懸疑案件，東北本土元素加之濃郁的懸疑氛圍為這類創作贏得了更多關注。被視為懸疑小說創作領軍人物的蔡駿、那多在其小說中也體現出中國本土特色，如蔡駿的《幽靈客棧》以中國特有的事件作為故事的背景，那多的《甲骨碎》《清明幻河圖》等小說中處處可見對獨特的中國人文景觀的描繪。

二、展現對復雜人性的探索

當代小說的懸疑敘事常常通過對涉案人物雙重性格的刻畫，展現對于復雜人性的探索，通過小說人物的經歷揭露人性存在的多種可能，思考如何界定善和惡的邊界。紫金陳的《壞小孩》講述了生活在沿海小城的三個孩子朱朝陽、普普、嚴良在景區游玩時無意間拍到一份謀殺錄像，從而和數學教師張東升牽扯到一起的故事。

作為《壞小孩》的兩個核心人物，朱朝陽和張東升有著鏡像化的人物設定。根據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從嬰兒照鏡子開始，混淆現實與想象的情景都是‘鏡像體驗’”[3]。核心人物皆具有雙面性，像擁有著鏡像化的分身，甚至難以區分哪個是真實的本我。朱朝陽表面是成績優異的乖孩子，實際上外在的表現不過是他為了討好父母帶上的面具，破碎的原生家庭使他心理漸漸扭曲，但他在與普普、嚴良的相處中又真切體會到了友誼。張東升以戴眼鏡、穿襯衫的斯文形象維持著自己作為數學老師的體面身份，實際上卻是內心孤僻、殺害岳父母和妻子的真兇，可當他看到犯哮喘的普普時又動了惻隱之心。表面和實際的人物行為構成一種“鏡像體驗”，模糊現實和想象的界限，處在真實和虛幻交織的空間，分不清哪個才是真實的本性。朱朝陽和張東升處于同樣孤獨的精神境況，一個遭父母忽視、被校園霸凌，一個遭妻子背叛、受家庭壓迫，更是在內核心理上呈現一致，思維縝密、喜歡數學、討厭背叛，仿佛鏡像的雙生形象，連名字“朝陽”“東升”也巧妙對應。小說的這種“鏡像體驗”也展現出人的善惡兩面，讓讀者看到人物飽受創傷的內心世界，進而放大敘述人性的灰色地帶。這些角色難以完全用好人、壞人來區分定義，正是現實生活中復雜人性的表現。

在須一瓜的《太陽黑子》中，對負案潛逃的三名作案人殘忍的犯罪行為及其對女孩尾巴的善意所進行的對比，也體現了對復雜人性的思考，他們并非是只有單一性格的扁平人物。蔡駿《幽靈客棧》以海邊“幽靈客棧”的兇殺案去揭露人性的弱點，進行人性的詰問，探索在欲望本能驅使下，人做出種種行為可能的答案。以及鄭執的《生吞》里為升學而背叛好友的王頔，身上也同樣體現出了復雜的人性。王頔視秦理為朋友，可為了自身利益選擇了背叛秦理，此后卻陷入良心的譴責中。不能絕對地以好或壞對王頔進行定義，背叛和懺悔、善和惡共存于他身上。人性的善惡兼具，使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和“忘恩負義”在現實境況面前所帶來的矛盾成為譴責良心的巨大折磨，展現出道德倫理在現代社會給人們帶來的情感困境。

此外，當代小說的懸疑化創作還常常喜歡描寫人物出現的幻覺想象，“幻覺元素的使用表現出人物因懺悔而痛苦的精神狀態與內心中的人性撕扯”[4]。幻覺、想象這類手法的使用增強了小說的懸疑感，也使得小說更好地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真實社會的現實表明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往往在善和惡之間來回擺動，當代小說的創作嘗試通過懸疑案件的分析，進一步對復雜人性進行發掘、探索，深化小說思想內涵。

三、對現實社會的強烈關注

當代小說的懸疑化創作往往還體現出對社會現實、熱點事件的強烈關注。新世紀東北文藝復興浪潮下，20世紀八九十年代東北國企改制和工人下崗作為表現社會轉型時期的重要事件，受到了廣泛的關注。“鐵西三劍客”的創作大部分以這一社會現實為背景，以個體的經歷去觀照時代的變化。這些帶有懸疑化色彩的創作攜帶著共同的文化記憶去回顧這段歷史，“不僅構造出故事本身的‘好看’與讀者閱讀的欲望，更在根本上顯露出我們這個時代想象歷史的基本方式與時代本身的感覺結構”[5]。如班宇在《冬泳》中關注那些昔日體制內工作者的生活，他們在紛飛大雪中游走在鐵軌等工事邊，亦是暗示著被排擠到了社會的邊緣，讓讀者對工業轉型時代中的東北有了更貼合的想象。作者極力描寫筆下人物處在殘酷現實的強力擠壓中，以及他們普遍展現出來的一種苦中作樂的生存智慧。

鄭執的《生吞》則講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東北“下崗潮”背景下兩代人的故事，雙視角交替，以老刑警馮國金的視角出發講述兩樁跨越十年的謎案，以“子一代”王頔的視角串聯起兩代人的回憶。其中著重描述王頔、秦理、黃姝、馮雪嬌和高磊的校園生活。伴隨飛速變遷的時代，曾經輝煌著的事物漸漸被抹殺了存在意義，如小說中那棟人們懼怕的殘破“鬼樓”，也曾是代表著工業興起的建筑，如今因為社會經濟轉型的現實而被時代拋棄。五個“子一代”既是東北工業從繁榮到衰敗的見證者，也是親歷者，“父一代”的下崗使他們的生活發生了劇變。小說關注這些下崗者的現實處境。當體制內受益者丟失工作后無力游蕩在社會的邊緣，他們對時代給予的問卷交出各自的答案，展示不同的心路歷程和生命形式。

除了對東北社會的“下崗潮”事件進行關注外，秦理與黃姝的校園經歷也引人深思。當秦理和黃姝各自被冠上難以脫下的“殺人犯的兒子”和“精神病的女兒”的帽子，道德束縛和校園霸凌緊緊禁錮著他們，“孩子們以拉幫結派的方式，自覺地維護群體的內在運行機制和規則，對所在群體進行高度提純，合群是孩童世界的生存之道”[6]。原生家庭作為影響青少年成長的重要因素，受到社會持續的關注。原生家庭的忽略和情感的變異都可能導致青少年性格上的缺失，如秦理和黃姝在受到欺負時的自卑、忍氣吞聲源自父母的失責，《壞小孩》中朱朝陽的極端性格是因為二婚父親的冷漠和控制欲極強的母親的壓迫而形成的。原生家庭的不幸對于青少年而言已經是巨大的打擊，校園霸凌這類可怖的存在更是會加重對他們的傷害。作為社會持續關注的熱點，校園暴力、青少年犯罪等觸目驚心的社會事件讓人深刻意識到青少年作為涉世未深、善惡邊界認知模糊的群體，需要及時進行引導，采取措施幫助青少年辨別善惡。

此外，精神壓力問題也是當代社會的關注熱點。鄭執的《仙癥》以世紀之交的北方城市為背景，雜糅魔幻和懸疑元素，寫的是一個精神病人的一生。《膽小鬼》中張東升在職場和生活中面臨的困境也映射出現實中很多青年的處境，面對著充滿壓力的職場和疲憊的家庭生活，心力交瘁而無從下手。隨著“抑郁癥”“厭食癥”等易受精神壓力影響的病癥被越來越多的人知曉、了解，也讓更多的人不斷思考如何進行精神疏解，如何緩解職場和家庭生活的雙重壓力。這是現實社會需要不斷思考的命題，也是亟待解決的難題。《生吞》《仙癥》等當代小說創作在情節上傾向懸疑化的同時，關注著校園霸凌、精神壓力這類社會熱點問題，將其納入創作素材中，以期通過文學表達讓更多人重視這些以往被忽略的事情。

當代小說創作中懸疑元素的加入，進一步展現出其解謎、探案情節的獨特魅力，和對于人性本質以及社會現實情況的強烈關注。但在創作過程中也應當注意，不應為了迎合當代娛樂需求而盲目在創作中加入懸疑情節，不應以改編為影視作品作為預設，在創作時提前限定情節結構。如何在小說創作中滿足讀者的閱讀興趣和文學想象，恰當地加入懸念、謎題，仍是當下作家們需要持續思考的問題。

注釋：

[1]劉巖：《雙雪濤的小說與當代中國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以〈平原上的摩西〉為中心》，《文藝研究》2018年第12期。

[2]朱全定、湯哲聲：《當代中國懸疑小說論——以蔡駿、那多的懸疑小說為中心》，《文藝爭鳴》2014年第8期。

[3][法]雅克·拉康：《拉康選集》，褚孝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322頁。

[4]張文莉、尚華：《從小說到電視劇——論〈生吞〉的影視改編》，《聲屏世界》2023年第17期。

[5]戰玉冰：《把懸疑作為方法——兼談當代中國青年寫作中的類型問題》，《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4期。

[6]蘇安娜：《從〈生吞〉看“80后”青春寫作的別樣姿態》，《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3期。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