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忽其不淹，“文學史視野中的新世紀文學”欄目還沒來得及把“場子”完全打掃出來，就已匆匆度過了一年。對我而言，早已感到了“卑之無甚高論”的窘迫。確乎，這未曾歸置的歷史，“雜然”而未“賦流形”的龐然之物，在迄少共識的紛紜中，一時難以得到有效的言說與集中。我們討論的也不免顯得有些散漫和無界，但哪怕將問題向前推進一步也是有意義的，希望接下來的討論能夠更加聚焦和有效。

我原本計劃是每期提出一個話題，將討論凝聚至一起，但未料在實際操作中難以同步。這樣，每次便令自己陷入個人的言說邏輯，多變成自說自話，這是需要檢討的。故本期，我想做一次調整，“一次性提出多個問題”，且并不盲目地希圖自己做出解答，而是希望在接下來同行的文章中相繼給出一些回應。

一

重提方法：歷史化何為？

夏末時，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召開的“人文學科的常與變：《叢刊》編委座談會”上，與會者中有人談及一個現象，即“當代文學研究的古典化傾向”。限于時間，談論者未曾展開。我大概理解其意，是說當今研究中的一種風氣，指出歷史化的某種特質，但似另有深意存焉，究竟是什么，不太好說。或許是指研究過分地資料化、客觀化，有陌生感、距離感，等等。如果非要解釋，大抵是說，有過分考古化的趨勢。

這位年輕人應該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年度論文的獲獎者。他顯然有對于當下文學研究趨勢進行反思的意思，而在一些年長學者的發言中，我也隱約聽到了回應。總體來說，我是贊同這些看法的。歷史化確乎需要，但歷史化的目的是什么，通向哪里，這些問題則需要我們深入思考。歷史化當然是為了尋找真相，而不是在翻找之后對真相失憶。或者更直接點說，歷史化不是只在某些局部意義上“回到過去”，而是試圖完成對過去記憶的重建。所以，它不能回避主體對于歷史的態度，不能對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視若無睹，更不能將經驗和教訓顛倒過來。這才是歷史化的本意。

但如何實現“正確或恰當的歷史化”，依然是難于確認的事。我想起了多年前李楊的觀點，他在談及如何重返80年代的問題時說，人們進入這一話題的問題意識是不同的，“有的是為了‘懷舊’，有的是為了‘研究’，有的是為了‘反思’”，而他的動機和目的正是為了“反思”。因為，“僅僅關注文學制度對文學的組織和規約的過程，可能會忽略文學作品所特有的情感、夢想、迷狂、烏托邦乃至集體無意識的力量”（1）。這提醒我們，不要只看到80年代文學的“變革”，更要看到它與前一個時期文學的“一脈相承”。這與杰姆遜所提醒的“政治無意識”與“歷史無意識”可謂遙相呼應。它確乎對于那些單純對“知識考古”懷有興趣的研究有巨大的提醒作用。

然而，問題還有另一面。如果僅強調文學內在的傳承性與一致性，又會消弭我們對這個年代“文學變革”意義的認識，也會導致歷史化的新盲點，這正是我所擔憂的。所以，某種意義上，在歷史化的過程中，認知的陷阱幾乎無處不在，不只沒有明確歷史認知的研究會走上歧路，即便是那些明確從某個愿景出發的人，也同樣會得到“其希望得到”的認識，這是我們應該努力警覺和反思的。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才不能主觀地認為，只要歷史化了，就是客觀和有真相了，也可能完全相反。

所以，關于“新世紀文學的歷史化”，目前還任重道遠，并非我們將許多東西“史料化”之后，歷史化就會如約而至。我們先行需要的可能是一些“不無武斷的共識”，正如程光煒教授所說：“所謂‘歷史’是必須先被‘固定’下來，才成其為‘歷史’的，否則后面的人都無法與之對話。”（2）當然，他所強調的是將關于80年代的文學認知重新陌生化，以求得更為清晰和準確的認識。因為之前我們已經有了一套關于這個年代文學的穩定理解和看法，我們需要對這些知識進行反思。而今天我們審視“新世紀文學”，卻可以提前將反思意識融入對歷史的記憶方式之中，這是堪稱幸運的。換言之，我們不必擔憂會被一堆先入為主的看法擋住，而是需要自行編制一套包含著主動反思、自我反思的知識，來完成這一階段的文學記憶。

照理該問題至此便可以擱置了，但我還是會為我們的歷史化而糾結。為什么在事關當代文學的知識建構上會有如此多的挫折？為什么關于世紀之交以來的文學史認知上會有如此多的迷惘？這里有歷史在作怪，歷史使我們產生了一種“獲得性認知偏執癥”，正是這種無意識中的疾病，使我們有了太多的認知陷阱和誤區。當我讀到德國人加布麗埃·施瓦布的觀點時才恍然大悟。

他將自己變成了脫離歷史時空的……沒有歸屬的存在，甚至不屬于自己。他與世界隔離，免除了創傷的侵犯和記憶的入侵……失去了與世界的真實連接……沒有了裝載記憶的故事，他擁抱的是空虛——他瘋狂地想用“替代或補償記憶”填補的空虛。這種空虛的根源是他記憶中仍儲存著的抽象、孤零零、冰冷的知識，任自我在空洞的言語中游蕩。在創傷性自我審查下寫成的敘事禁止主觀聚焦，試圖徹底擦去心理生活的印記，青睞客觀描述。（3）

施瓦布是在研究戰后歐洲社會的創傷記憶時做出的這番描述，這是一種關于歷史記憶的病態反應癥。在她看來，真正的悲劇除了歷史本身所造成的難以言喻和矯正的創傷之外，還有一種關于自我意識的誤區，即人們雖然獲取了大量歷史材料，卻不能正確地敘述它們，并真實地重現和治療人們的創傷。書寫者遺傳了上一代未曾解決的歷史創傷，所以會有同樣的心理反應和書寫方式。在歐洲正存在這樣一種情形，即面對大量的社會化講述，真正的歷史卻“被沉默化”了。人們用制造“心理的秘穴——為過去的幽靈修建的內在墳墓”的方式，來完成對歷史的遺忘。

這段話當然針對的是特定歷史思潮與社會心理。施瓦布所揭示的歷史隱秘與“遺傳性的心理機制”，已深入歷史的敘述者、歷史反思者的無意識世界。這些隱性的疾病延宕了人們對于歷史真相的認識，而這樣的深層問題，確乎我們還未曾思索過。但我所要追問的是，在我們的歷史化研究與努力中，施瓦布的理論又有哪些啟示？在我們的重述和意識中，有沒有歷史遙遠的投射與遺傳？

二

“新世紀文學”之“新”究竟在哪？

20世紀之初，一批青年提出了最早的革命理論。1902年，17歲的鄒容撰寫的檄文《革命軍》如歌如哭，如一聲春雷響徹華夏，他宣稱：“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4）5年后，另一位青年在同盟會的《河南》雜志上，發表了署名“令飛”的《人之歷史》，將從黑格爾、赫胥黎到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進行了系統闡述，為鄒容的革命宣言做了思想史與科學史意義上的追述。他不無欣悅地預言：“中國邇日，進化之語，幾成常言。”（5）這是魯迅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

羅列這些，是想對比100年前的“新世紀”，那時世界似乎是在黑夜中等待黎明，在絕望中祈求希望，有一種對未來的無限信任與預期。而100年以后，歷經了革命神話的輝煌，人們在迎接這世紀曙光的時候，卻是以一場堪稱諧謔且不無盲目的狂歡來進行的。

狂歡何來？自然是全球化的世界大勢，再疊加了經濟起飛與市場勃興，疊加了20世紀末情緒的彌漫，以及網絡世界的迅疾發育所帶來的陌生與興奮感。其實，早在這一時刻尚未到來的1998年，在《眾神狂歡》中作者已經描繪且預言了這一景觀：“現代性的追求作為世紀之夢，在歷史的隧道中已經回響了百年”，而歷經“百年中國最后的啟蒙之音”后，“歷史卻以另外一種方式呼嘯而過”。這種新的景觀就是“在市場經濟中解放了的‘眾神’迎來了狂歡的時代”（6）。

筆者其實在新世紀之初，也曾鸚鵡學舌般描述過這種狂歡在文學場域中的表現，在《持續狂歡·倫理震蕩·中產趣味》一文中，就依次堆砌了詩界狂歡的各種表現，如井噴式的各種“嘉年華”活動、大量出現的民刊、雨后春筍般問世的詩歌網站、不同流派觀念的劇烈紛爭，還有眾多“詩歌行動”與“惡搞事件”的推波助瀾，等等（7）。這些事件共同構成了新世紀初期文學，尤其是詩歌場域的典型表征。顯然，從痛苦中的革命到諧謔中的狂歡，某種意義上可以粗線條地勾畫出一個世紀的歷史巨變，文學就是在一個巨大場域中歷經浮沉與變遷的。但這樣說也許只算某種詩意的預言，還不能涵蓋這個世紀的豐富性，其內在的細密變化與起伏波瀾，也無法從學術與學理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那么，“新世紀文學”之“新”到底體現在哪里？這是有待學界認真回答的。從文學史的視野看，它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究竟體現出了哪些新質，我們迄今尚不甚了了。早在2006年，張未民首倡“新世紀文學研究”時，曾以與“啟蒙現代性”和“民族國家現代性”并立的“生活現代性”為基礎，來討論新世紀文學的特質，他將這種屬性命名為“中國新現代性”（8）。雖然這一說法后來并未流行，但作為一種預期還是非常具有前瞻意味的。我們姑且把這個世紀在生活和文化領域中所發生的一切新變，都置于這一概念的籃子中。而到今天，我們就可以回頭看一下，這籃子中究竟裝下了什么。

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最不一樣的新質，首先是由“網絡世界的新文明”所賦形的——之所以稱之為新文明，是因為它顯示了堪與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相區隔的劃時代差異。正確的說法也許應該叫做網絡與AI文明，但在新世紀初，AI尚在發育之中，我們姑且稱之為網絡文明。它的介入，使得文學獲得了不一樣的屬性，即書寫與傳播的前所未有的自由。這種屬性一方面催生了充滿消費性、類型化與陌生感的網絡文學和網絡傳播環境；另一方面，其滲透至傳統文學中，則是催化了其諧謔與狂歡的屬性，這在大量詩歌、小說中都有鮮明表現。盡管20世紀90年代因為市場經濟的合法化，也曾給文學帶來了一個不無狂歡意味的沖擊，但比之新世紀最初的幾年，則明顯是小巫見大巫。

與20世紀90年代末網絡的初起相比，進入新世紀之后，網絡平臺出現了一個大爆發狀態。據統計，截至新世紀初的幾年，僅中文詩歌網站和論壇就達到了381家（9），每個網站論壇上都活躍著成百上千的寫作者。正是依托這些網站，大量由公眾推動和參與的文學行動與文學事件得以發酵，比如轟動一時的“梨花體事件”。

但今天看來，上述只是現象，隱在這些現象背后的邏輯，是由網絡世界崛起和新千年狂歡所共同催生的新的公共空間，新的社交方式與新的公共倫理的彌漫。借用巴赫金的說法，就如中世紀的狂歡節所顯現的秩序瓦解與價值顛覆一樣，公眾通過參與群體游戲，通過“取消等級”“貶低與廢黜”“滑稽改編”“打諢式加冕”等手段，用喜劇和鬧劇來模擬舊秩序的瓦解與對舊權威的褻瀆（10），以此滿足其對于社會秩序的新想象。正是在這樣的氛圍與環境下，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為何新世紀初期的文學會大面積地出現狂歡化敘事。從《檀香刑》到《生死疲勞》，從《受活》到《炸裂志》，從《兄弟》到《第七天》，作家們熱衷于以荒誕、怪誕、喜劇和諧謔的方式，講述故事和定調敘事風格。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敏銳地感受到了新千年和即將到來的網絡世界的強烈召喚與暗示，也想用與此適配的風格來應和這種氛圍。

然而，一切事物都是正反相對、相反相成的，也正因為新世紀的到來，網絡空間的彌漫與經濟的騰飛，社會矛盾和道德代價也隨之浮現。所以，文學場域中不止出現了秩序瓦解的狂歡，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催化了公共倫理在震蕩中的強力顯現。在新世紀之初，便出現了以彰顯公共倫理為旨歸的底層寫作，出現了階層化書寫的文學新人類。而且關鍵是這狂歡一旦化為大眾文化的崛起，那么其雙刃劍的屬性就暴露無遺，文化平權與娛樂至死的一體兩面，就會同時陷公眾與作家于兩難之境。

以上大概是新世紀初期文學所表現出來的新特點，基于同上個年代的比照，是我認為應該在宏觀上有所記取的主要變化。

三

何為“新世紀文學”的核心問題？

回看20多年來文學界的話題，確乎非常之多，若要總結，不免有眼花繚亂之感。記得10年前，筆者在為《21世紀文學大系·理論卷》所作的序言中，曾不揣簡陋地將新世紀以來的理論批評話題概括為“文學史寫作與‘重返’研究”“‘再解讀’及文化研究的左與右”“宏觀研究、國際視野與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問題”“關于‘底層文學’的討論及其他”（11）。現在想來，雖有以偏概全的顢頇，但大體可以涵蓋第一個10年中主要的文學熱點與理論批評話題。及至第二個10年，我便再無膽力作此類籠統之論了。

但那還是關于批評話題的一個概括。而對于“新世紀文學”自身而言，最核心的問題是什么？猶疑良久，我想或許可以認為是“中國經驗的自覺”之類。因為，如果從“文學史的視野”看，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中國當代文學，其核心是建立民族國家和社會主義雙重意義上的文學；而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末，則是在對極左思想清算的基礎上，建立逐步適應市場經濟的開放的中國文學，標志性的口號是走向世界文學；而至新世紀，除了延續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的基本形制外，一個比較微妙的變化是本土意識的再度覺醒。說“再度”是因為這并非初創，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現代主義與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國作家已歷經了一次本土自覺，就是用現代眼光重新打量傳統的“尋根文學”運動。某種意義上也正是這一自覺，催生了隨后中國文學的繁榮，雖然“尋根”話題持續的時間很短，但在1986年之后，《古船》《紅高粱家族》《商州》等長篇小說的問世，恰是“尋根”運動催生出的正果。

所以，“本土意識的覺醒”并非一個新問題，而是一個老問題，老到在抗戰時期，乃至五四時期就已經存在。這個話題要追根溯源的話，應是一篇大文章，前面最經典的例子是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12），早已將現代與傳統、外來與本土、世界與民族這些二元對立關系闡釋清楚了，所以我們這里也就不必再深究其來歷。

“本土經驗”的話題大約起于新世紀初，莫言《檀香刑》中那一句“大踏步撤退”（13）之說，可算作是一個象征。這是自信還是自省，自覺還是自審？恐怕都有。“中國經驗”這個詞語內涵實在是豐富，既包含了“用中國人的獨有方式講述中國故事”，也體現了新世紀之交中國社會所特有的矛盾內涵。至少在我看來，中國經驗或者中國故事中，既有中國作家的自我認同與民族自尊，又包含了這一特定時期的悲劇內涵，即在急速發展中所必然面對的悲劇與代價、混亂與迷惘的情緒，而這正是新世紀之交的狂歡氣質與混亂美學的社會基礎。李銳的說法更有說服力，他基于一個中國作家的身份困境敏銳地指出，只要談“中國經驗”就會陷入“原罪”（14）的境地，即一個中國人永遠無法擺脫其在文化身份上的宿命，無論說什么，都會被外國人認為是出于其脆弱的民族主義；而他只要有一點對傳統的反思，又都會被自己的同胞看成是一個虛無主義的懷疑論者。這一困境無疑也是李澤厚之“變奏說”的延續了。

但也恰恰是這種困境，賦予了中國作家以前所未有的激情，也給與了他們資源、責任感，以及試圖把在當代中國發生的一切記錄下來的沖動。因為無論如何，當代的歷史環境從未像新世紀之初這樣，給予他們如此多的經驗活體和現實刺激，也從未像這一時期給與他們看問題的自由、方法與高度。某種意義上，過去半個多世紀的猶疑，都是為這一歷史機遇做鋪墊和準備的。就像余華在《兄弟·后記》中說的，“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的一切。這便是“中國經驗”的特殊性與豐富性的最生動證明。

假如我們聚焦一下新世紀之初幾部重要的長篇小說便會看到，那時的中國作家們確乎有一種巴爾扎克式的激情，就是要系統性地記錄中國現代乃至當代的歷史。莫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勞》、余華《兄弟》《第七天》，閻連科《受活》《風雅頌》、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李洱《花腔》、阿來《空山》、格非《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無不是規模化地、完整時長地處理現代與當代中國的經驗與現實。這些作品疊加在一起，便是“一篇完整的歷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部小說，每一部小說都描寫一個時代”（15）。或許這一時期的文學曾被狂歡與混亂美學所裹挾，但從更長的歷史時段看，也許它才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最活躍和最具創造力的時期。

在進入第二個10年的中段以后，隨著這種世紀初激情的退卻，以及新秩序的回歸，文學明顯進入了另一迥異時期。以筆者的淺陋，還無法總結出這一時期最核心的文學現象與主題，只能大概地認同近年的幾個熱點命題，即“地方性寫作熱”“家族史重述”等，這些地方性與家族史的敘述中，明顯的變化是重新強調了抗戰或革命史的加持；至于另一些，便是更具有文藝生產導向意味的“新山鄉巨變”主題了。

四

“新世紀文學”評價的困境，或結語

早在新世紀第一個10年結束的時候，所謂“唱盛”與“唱衰”之爭（16）就已經顯現了。除去某些個人化和意氣的成分，現在看來，也與李銳所說的“原罪”心理有關。“唱盛”還是“唱衰”？根本上還是角度的不同。從本土經驗出發，無法不予唱盛；從世界文學的方向，則很難不予苛責。究其實質，還是變奏的延續。這場論爭并非全無意義，它是中國當代文學這一場域固有價值困境的顯現。筆者并非在這里刻意扮演公允，而是將此問題置于更長的文學史視野之后，獲得了寬解與釋然。

上述評價尺度的矛盾與困境，自然也由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下延至新世紀文學。因為本土性與世界性兩者的矛盾依舊存在，且表現更為明顯。在最近的10年中，文學的走向顯然更加親和本土與民族，對于外來的異質經驗產生了更多警惕。從更長的歷史時空看，這也依然是“雙重變奏”邏輯的自然延展。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變化不止體現在創作界，更體現在當代文學的研究與批評界。我們所經歷的歷史化運動，其中某些刻意回歸20世紀50—70年代的價值傾向，自然也是這一環境的變化使然。

所以，評價“新世紀文學”的成敗，確乎是同樣布滿陷阱與充滿困惑的，但唯其如此，我們才更期待共識的凝聚。筆者此處的嘮叨絕不是硬充作答，而是實實在在地發問與求教——我在翹首仰望同行諸賢解惑的高論。

2025年10月10日，北京清河居

注釋:

（1）李楊：《重返八十年代：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學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訪談》，《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1期。

（2）程光煒：《前面的話》，程光煒編：《重返八十年代》，第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德〕加布麗埃·施瓦布：《文學、權力與主體》，第145頁，陶家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4）鄒容：《革命軍》，上海，上海大同書局，1903。

（5）魯迅：《人之歷史》，《魯迅全集》第1卷，第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6）孟繁華：《眾神狂歡——當代中國的文化沖突問題》，第9-13頁，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

（7）張清華：《持續狂歡·倫理震蕩·中產趣味——對新世紀詩歌狀況的一個簡略考察》，《文藝爭鳴》2007年第6期。

（8）見張未民：《開展“新世紀文學”研究》，《文藝爭鳴》2006年第1期；張未民：《中國“新現代性”與新世紀文學的興起》，《文藝爭鳴》2008年第2期。

（9）見張德明：《網絡詩歌研究》附錄，第168-183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10）見〔蘇聯〕M.巴赫金：《巴赫金文論選》，第105頁，佟景韓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11）張清華：《變奏與對話——21世紀以來當代文學研究的理論問題及其旨趣》，《文藝爭鳴》2015年第6期。

（12）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走向未來》1986年第1期。

（13）莫言：《后記》，《檀香刑》，第518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14）李銳：《“中國經驗”的“原罪”》，《上海文學》2008年第10期。

（15）〔法〕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前言》，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下卷，第167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

（16）見肖鷹：《顧彬不值得認真對待嗎？》，《文匯讀書周報》2007年4月15日；肖鷹：《當代文學在走下坡路，中西對話中完成定位》，《遼寧日報》2009年12月16日；肖鷹：《王蒙、陳曉明為何樂做“唱盛黨”》，《羊城晚報》2009年11月21日；肖鷹：《當下中國文學之我見——從王蒙、陳曉明“唱盛當下文學”說開去》，《北京文學》2010年第1期；王彬彬：《關于當代文學的評價問題》，《北京文學》2010年第2期；張光芒：《評價當代文學：我們需要“中國立場”還是“人類立場”》，《探索與爭鳴》2010年第4期；張檸：《中國當代文學評價中的思維誤區》，《北京文學》2010年第3期；張檸：《垃圾與黃金：中國當代文學評價的兩個極端》，《羊城晚報》2009年11月14日；陳曉明：《再論“當代文學評價”問題——回應肖鷹王彬彬的批評》，《文藝爭鳴》2010年第4期；陳曉明：《世界性、浪漫主義與中國小說的道路》，《文藝爭鳴》2010年12期；孟繁華：《“憎恨學派”的“眼球批評”——關于當下文學評價的辯論》，《北京文學》2010年第2期；蔡翔：《誰的“世界”，誰的“世界文學”——與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商榷》，《文匯報》2007年4月22日；張清華：《人文主義與本土經驗——如何評價中國當代文學》，《文藝爭鳴》2010年第2期；張清華：《在世界性與本土經驗之間——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走向及評價紛爭問題》，《文藝研究》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