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屯溪，明媚，寧靜。率水橫江匯為新安江，宛延而過。江邊有華山，山上辟有戴震公園。拾級而上，仰望，樹木繁盛；回顧，只見老街、碧水和遠處的古橋。

園中的“東原之光”紀念亭是一座徽派建筑，質(zhì)樸，穩(wěn)重，內(nèi)隱張力。山林步道兩側(cè)，分列多個2米高的燈光立柱，柱上的文字記錄了大思想家戴震及其師友比較重要的軼事趣聞，如戴震難師、修珠塘壩、拜江永為師以及與紀昀等人的交往等等。

讓我特別關(guān)注的是“難師”故事。這個故事敘述得比較早的如清人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故事說：

塾師授大學章句右經(jīng)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言。

這個故事常被人轉(zhuǎn)述，大抵是由戴震的質(zhì)疑而突出其天賦異稟。比如梁啟超作《戴東原先生傳》，不僅抄錄這個故事，而且對江藩所說的戴“十歲乃能言”一句順勢強調(diào)，也說“蓋聰明蘊蓄者深矣”。十歲了，還不會說話，這是因為要積聚智慧，忍住不言嗎？梁氏這樣寫，大概就是為了突出戴震小時候的“異稟”。其實好問，本來就是小孩子們啟蒙時期的心理特征。只有成人不提問，沒有孩子不提問的。

戴震小時候的質(zhì)疑不斷地帶出新故事。比如他讀書喜歡問“字”，反復追問之下，塾師很不耐煩，“惡其問”，就把一本許氏《說文解字》給他自己查去。哪知戴震“大好之，學三年，盡得其節(jié)目。性強記，十三經(jīng)注疏能盡舉其辭”。戴震后期的扛鼎之作《孟子字義疏證》，有人說這書與戴震小時候練了文字的硬功有關(guān)。

戴震的學問受江永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江永，婺源人，“好學深思，長于步算鐘律聲韻，尤深于禮”。戴震與一批學子懷著敬意“師事之”，追求的也正是江永質(zhì)疑、批判、考辨的學風。比如江永研究“禮”，廣摭博討，多在質(zhì)疑中填漏補正。朱熹未完成的《儀禮經(jīng)傳通解》，曾由黃幹纂續(xù)內(nèi)容，但有很多缺誤，最后由江永細加辨析，數(shù)易稿而后定之。江永的科學意識與批判精神，后來在戴震身上得到了發(fā)揚光大。

古之學者的師承，常常連人格氣質(zhì)乃至癖好都會傳染給學生。江永21歲為縣學生，24歲補廩膳生，62歲為歲貢生，閉門授徒，束脩微薄。戴震也是這個樣子。入京師，住歙縣會館，窮困潦倒，人以狂人目之。后來以學問而受到紀昀等人稱服才名聲鵲起。即便如此，仍是終身貧困。年三十，家中無糧，“與面鋪相約，日取面屑饔飧”。梁啟超《戴東原先生傳》不僅記寫了這些，而且還特地指出：這樣貧困了，仍閉戶著屈原賦注，充滿深情地寫了屈原的三個“純”（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于至純）。

更讓我驚訝的是，戴震以后的師承仍有動人的瞬間，在不同時代演繹了一個又一個具有批判精神的師道故事。

戴震的高足很多，其中段玉裁在語言學史上影響卓著。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長于考據(jù)，精于引證”。后來段的女壻龔麗正，仁和人，以懋堂為師傳其學，其子龔自珍的叛逆意識和批判言論更是受到段的激賞。段玉裁看到龔自珍的“另類”文章《明良論》，說：“耄矣，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而外祖父的評語更是令人深思：“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

《明良論》很見批判性，如“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龔自珍編文集時寫道：“四論，乃弱歲后所作，文氣亦何能清妥？棄置故簏中久矣。檢視，見（第二篇后）外王父段先生加墨矜寵，泫然存之。自記。”（《龔自珍全集》）

要強調(diào)的是，戴和他的弟子所踐行的質(zhì)疑與批判，不僅是對外的，也是對內(nèi)的。

師事江永，但也有“反動”。江永服膺程朱之學，著《近思錄集解》，戴震沒有接受先生的思想，恰恰針對這些理學思想與材料展開深入的思辯，用考證學的方法喊出了“理學殺人”這一驚世之言。段玉裁也這樣，他既得到顧亭林音學五書的影響，“讀之驚怖其考據(jù)之博”，又游于戴師之門，知有古韻標準，從而比較異同，擇善而從，其真正的“去蔽”與“求是”，難能可貴。

至于段玉裁傳陳奐，再傳俞樾；然后由俞樾傳“否定思想家”章太炎，章再在日本給魯迅講《說文》，魯迅作《太炎先生二三事》而且連寫兩篇，其文既洋溢著濃濃的敬師之情又對先生思想與精神作了極為冷峻的評價……這樣一段師承小史，真可謂是驚濤裂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