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江南文化的特點是具有詩情畫意、田園風光。唐代詩人白居易曾對此作了如下描述：“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江南確實給人無限的遐想的空間，白居易的詩中展示的主要即是一種詩意之境。在江南，詩意之境又與歷史演化相關，而詩化的江南也是在歷史演化過程中走向現代。這里可以從幾個方面對此作一考察。

首先是個體意識和社會意識，進入現代過程當中總是離不開個體意識。有一位瑞士的歷史學者，雅各布·布克哈特，曾經說過，在中世紀“人類只是作為一個種族、民族、黨派、家族或社團的一員——只是通過某些一般的范疇而意識到自己”，而到了文藝復興時代，“人成了精神的個體，并且也這樣來認識自己”。這一點在江南一帶也得到體現。我們都知道，從明代的李贄到明清之際的黃宗羲，個體意識構成了江南文化很重要的特點。李贄是泰州學派的后學，盡管他出仕做官，行蹤不定，但其學術立場主要屬于泰州學派，而泰州學派即地處江南。黃宗羲也是屬于江南的學人。李贄將個體提到非常高的一個位置，曾說：“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奔疵總€人都有獨到的價值和作用，這是他的名言。與之相關的是個體權利觀念，他說：“我以自私自利之心，為自私自利之學，直取自己快當?！弊运阶岳恢笔艿絺鹘y文化的限制，在明代的時候則形成了不同的意識。黃宗羲也說：“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眰€體權利意識同時又與個性的自由相關的，個性是多樣化的，李贄對此作了肯定：“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也就是說，個性是不拘一格的，不能用傳統的一偏之見加以規定。黃宗羲更進一步從學術上加以考察，他認為：“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庇终f：“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于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边@里內含的意思，是真理總是由多方面的規定所構成的統一體，而不同主體的自得之見，則分別構成了統一體的各個側面。正由于一本總是展開為萬殊，因而應當允許個體從不同的角度，對真理的加以探討。黃宗羲正是由此注重一本萬殊，強調個體的創造性見解。

但是，我們同時應注意，中國的江南文化并不僅僅肯定個體意識，而是同時比較注重群體觀念。從中國傳統來說，這一點本身較早得到了關注，它與西方近代推崇極端的個體主義不同。昆山的顧炎武曾說：“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焙髞砹簡⒊M一步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同時江南學者又將“天下”與“一姓”作了區分。黃宗羲說：“故我之出而仕者，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并指出：“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蓖瑯?，顧炎武也認為：“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边@里將亡國與亡天下作區分，從中，可以看出注重天下蒼生的意識。

理性觀念的突出是江南學人的另一個特點。從歷史上看，中國人比較早的形成了理性意識，先秦時期，孔子說：“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后來荀子提出“神道設教”，這里的“如”“敬而遠之”“設”概念有別于實際的所指，也不同于宗教的盲目迷狂，這正是理性觀念的體現。中國人不像西方那樣，宗教觀念基礎牢固，從先秦開始，先人就意識到理性的作用。當然，比較來說，傳統的理性觀念具有自身的特點，它所側重的是價值意識和價值目的。在社會層面，肯定理想之境在三代、唐虞之世，并要求回歸這種理想社會。在個體層面，突出個體人格、倫理觀念，注重孝、忠等德性，由此形成倫理觀念。可以看到，在傳統思想中理性觀念主要與價值和倫理觀念相聯系。與此有所不同，近代江南對理性的理解有所變化，開始關注認知的方面：理性的認知、工具內涵方面得到了比較多的關注。這首先表現在計算觀念的側重，所謂“親兄弟明算賬”：相對于以前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而言，這種計算的意識確實不同。隨著商業的發展，計算意識也不斷在江南滋長。通常說上海、江浙人比較精明，實際上與上述理性觀念相關。梁漱溟曾說，在人與人的關系上，近代化趨向功利化，誰同誰都是要算賬，這實際上是近代觀念的體現。這種觀念同時與發端于江南的實業相關，而不僅僅是觀念上的衍化。我們知道，蘇州是江南重鎮，很早就興起諸如絲綢業等實業。同樣，浙江也是如此。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胡雪巖開了一個胡慶余堂雪記國藥號，在杭州涌金門外購地10余畝建成膠廠。廣而言之，整個江南地區都可以看到這種新的現象。1878年，上海機器織布局開始籌備。1901年，張謇在南通辦紗廠、生油廠、面粉廠等，由此，江南的近代實業逐漸興起，而近代計算觀念實際上則與實業息息相關。與之相關的是科學認知方面的注重。在魏源開眼看世界之前，16世紀的江南，已開始翻譯《幾何原本》，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前六卷，浙江海寧人李善蘭與英國人偉烈亞力合譯后九卷。江南制造總局設翻譯書館有相當多的科學譯著，在1868年-1907年之間，譯書達160種，其中包括不少科技著作，體現了對認知理性或工具理性的關注，這些著作對于晚清的知識分子吸收西方知識產生很大的影響。與之相關的手工業、近代企業的運行，都需要計算，江南地區這些行業發展較早，可以說，得風氣之先。

江南文化的另一重要特點是世俗化，這是現代意識很重要的方面。世俗化首先相對于宗教背景而言，中國古代雖然沒有形成歐洲中世紀的宗教形態，但對超驗之天或天命的尊崇、對超驗人格的追求，也有某種宗教意味。畏天命、畏圣人之言、成圣的追求等等，體現的便是一種廣義的宗教觀念。政治近代以來的江南，天的觀念逐漸淡化，從“我命在天”開始轉向“造命由我”，前者表現為天的主宰，后者則是相信自我是決定命運的力量。從人格意義上來說，則表現為從追求單一的成圣成賢到人格多樣化，后者近于現代所說的平民化人格。黃宗羲說：“從來豪杰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歷，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道家、法家、歷史學家與經學家、文學家與詩人、音樂家、天文學家，等等，都是理想人格多方面的體現。這些都是世俗化重要的方面，而不是單一追求成圣。

從世界范圍看，近代以來，天人之辨（人與自然的關系）是近代化的重要方面。天人關系由原始之合，到分化，再逐漸走向新的統一，經過了歷史變遷的過程，江南同樣體現了這一點。手工業發展近代最初在江南出現，19世紀江南制造局即出現于上海。天人相分有其特定后果：過分強調天人對峙，導致英國在19世紀時泰晤士河的黑臭，上海蘇州河在20世紀也有類似現象，這都是注重“分”不關心重建“合”（統一）的表現。按其實質，在天人（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類總是無法超越由合到分，最后再度重建合的過程：從原始的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到近代的分，再到現代重建合（統一），這是近代以來的所走過的歷程。重建統一，意味著天人之間從單一的分（天人失衡）到人與自然方和諧。中國包括江南在21世紀環境明顯改善，這可以看作是重建統一的結果。

從古今和中西方面看，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是江南。16世紀傳教士入華，徐光啟是上海徐家匯人，江南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較早的西方文化推崇者。江南在社會管理、生活方式上最接近西方，所謂“洋氣”，便是就此而言。相對來說，北方、西方文化在一定層面上與之有所不同。這種區分體現為江南文化受西方文化的深沉影響，北方則相對疏遠。以上區分，在某種意義上乃是文、野之別的延續，文與野，即體現了前文明與文明之分，這可以說是過去時代的古今之分。從形式上看，文化上的古今（傳統思想與現代文化的關系）體現了時間性，中西則更多地關乎不同文化區域，與空間性相關。一個是時間，一個空則涉及時間。質言之，古今以時間性為指向，中西則體現了空間性。從內在的方面看，中西之別，可以還原為古今之分，在此意義上，馮友蘭說：“所謂中西之分，大部分是古今之異。”時間上的古今變遷，較之空間上的中西之分，具有更實質的意義，它從一個方面體現了江南文化的近代意識。

以上觀念，同時孕育了現代化的意識。關于現代化，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現代化的共性。一般來說，現代化是以工業化為基礎，同時也涉及市場化以及全球化、城市化和科技的高度發展，并體現于觀念領域以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現代化不僅僅是外力推動的過程，當年開眼看世界便是如此，并不僅僅是西方文化助力的結果。江南文化本身以同一模式、趨向、形態為前提，從一個方面來說表現了中國現代化的內生性趨向，不是外在強加的結果。

“中國式現代化”包含多方面的內涵，其重要的特點之一，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淵源于傳統的“民本”思想，在江南文化，特別是明清之際的“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的觀念中，也已體現了這一點。這一原則在現代有了新的內涵。“民本”觀念的本來涵義之一是以民為統治或治理的基礎，“民主”是讓民成為管理和參與的主體。流行的觀點是認為中國只有民本、沒有民主，民主是西方的舶來品，兩者似乎水火不相容。事實上，問題并非如此簡單。若作仔細研究，便可發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民本和民主遠不是截然相分的。《尚書》已提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边@里的“民”不僅是一個象征性符號，而是政治過程的實際要素：社會治理的關鍵在于注重民視、民聽，后者屬于廣義的參與的活動。孟子提出“以民為本”“民為貴”“君為輕”等觀念，其中同時也包含民主的思想。以堯禪讓君位給舜而言，孟子認為，形式上似乎是“天授之”，但背后的實在則是“民受之”“民從之”，也就是說，只有“民”接受了，以上過程才有正當性。前面提到的“亡國”“亡天下”、“天下”“一姓”的區分，也是對民眾政治方面的注重，即根據民意判定政治正當性。以形式和實質結合為視域，“民主”觀念和“民本”思想應當相互結合。在西方一些政治集團的操控之下，“民主”已變成了一種形式化、工具化的東西，唯有與民眾的真實利益一致，民主才能實現其真正的意義，以民為主與以民為本的結合，便體現了這種價值取向。人民當家作主，與人民利益的實際落實，是民主和民本相統一的真實內容，這也是從實質意義上肯定了為天下的觀念。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既意味著使民眾成為權力的主體（以民為主），也要求一切以人民為中心（以民為本）。現代化的基本趨向是體現現代文明的要求，這也是江南文化的趨向之一。文明首先與非文明或自然相對，考察文明的過程可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縱向，一個是橫向。從縱向說，人類文明發展表現為從前文明或前自然的狀態向文明狀態的轉化過程，這是與生產方式變化相關的一個過程。人類社會取得文明形態，基于廣義的工具改進、能源變遷、材料革新等等。歷史地看，人類已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在這方面，西方確實是領先一步，特別是近代以來，他們在技術上等方面比其他民族具有先行優勢，如果僅僅注重于縱向的發展，就會導向西方中心主義。

事實上，除了縱向之外，文明演化還有一個橫向問題，后者表現為文明的多樣化。在考察文明變遷時，除了關注以上縱向衍化之外，還要注意文明發展的多樣性。江南文化同樣注重個性，“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文明發展并非以千篇一律的方式展開，從語言表述、道德觀念、價值追求、行為方式、生活習俗、政治體制、社會治理，等等，文明都具有多重樣態?？梢哉f，文明的發展既有縱向意義上從前文明狀態向文明狀態的發展，也有多樣化的展開過程，這兩者都不可忽視，這也是考察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方面，江南文化在這方面也有重要體現。

（本文為作者于2025年11月29日在第四屆“江南文脈論壇”上的大會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