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北方人，雖在蘇州生活多年，但對“南方”的概念，依然不清晰。沒到高郵之前，想象的高郵，是純粹的“水鄉”。由于在大學講授當代文學，談到高郵，就聯想到汪曾祺，心中冒出“大淖”“咸鴨蛋”“沙彌”等詞匯，想到高郵大概和蘇州差不多，也是“小橋流水”的風景。其實高郵屬于江淮文化圈，和江南風貌，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大差異。

真正的高郵，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小城不大，并不精致，但漫不經心之處，透露著“自在隨性”的自信。幾條古城街道，并不整齊劃一，但有著濃濃人間煙火氣；幾處名勝，并非富貴堂皇，但很有辨識度，別具風格；幾種小吃，無論陳小六餛飩，還是雙黃鴨蛋，總有想不到的驚喜。它像從民俗畫走出來的俏麗女子，不施粉黛，卻活潑潑地，惹人憐愛。

令我深思的，還是高郵的“水”。高郵是“多水”古城，但不像蘇州，“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主打的是“繁華稠密”的精致勁兒。高郵的水，隨意而豐富，有方便民用的“大淖”，有物產豐富的高郵湖，但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那條運河。河面寬闊，氣勢不凡，南北貨物，往來穿梭，大河兩岸，則天高地遠，既有南方的秀美，又有北方的闊大，而這運河之“眼”，正是矗立在離岸小島上鎮國寺高塔。

高郵沒有太多高樓，離開市區，順著運河走，一眼就能望見塔。心然住持介紹，鎮國寺原為唐代糧倉，后建為寺院。塔建于唐僖宗年間，紀念唐僖宗之弟舉直禪師，塔下還有舉直的舍利地宮。地上部分原有9層，是四方結構唐塔，第七層磚頂飾斗八藻井，交叉木梁立剎柱，塔頂立2米高葫蘆式紫銅塔剎，四角攢尖，目前國內同類古塔，僅存兩座，另一座為西安大雁塔。一千多年風霜雪雨，未消磨掉它的光彩，卻給予了它坎坷命運。它也曾被稱為“空塔”和“斷塔”，遭受火災，被大風吹走上面三層，后在清代被重新修葺成7層。

它的特別之處，還在于“唐里清表”。三層到五層塔門，兩旁砌有突出半圓磚柱，層層之間都有疊砌磚出檐，留存唐塔風格，而腰檐短平，塔檐規制嚴整，略顯拘謹，又是清代風格。然而，“清表”掩飾不住“唐里”。挺拔清俊中有問天之姿，古樸厚重中有秀美婉約。這也許就是舉直禪師這個北方人，將寺院安在大運河岸的緣故。運河流日夜，南北共佛緣。當年，舉直禪師站在運河岸邊平津堰，風吹樹梢頭，一定有什么深深打動了他，讓他攜帶著大唐最后輝煌，矗立在此，將無限惆悵與出世之想，化為永恒的沉思。

這也許就是運河文化精髓吧，融匯南北，獨秀水上。蔣勛談到唐代美學曾說，一方面是對北朝文化“規范”“楷模”“律則”“紀律”的繼承；另一方面，是對“楷”“律”的不屑與叛逆。大唐藝術世界，是在北朝與南朝兩種傳統中激蕩而出的燦爛火花。在我看來，唐代美學“融匯南北”氣質，也體現在江淮文化圈的高郵鎮國寺古塔。高郵在我眼中，是一座“水韻融合”之城，它是南北驛路重要樞紐，又是大運河的明珠，它看起來“隨意”，卻熔鑄秦少游的傷感浪漫與汪曾祺的活潑自在。它的“隨意”，是一種文化上“開放”的自信，也是一種生命的大境界與大釋放。

河南省衛輝市有明萬歷時期的鎮國塔，泉州開元寺也有唐垂拱二年建的鎮國塔，而高郵的鎮國寺塔，還被稱作“西塔”。我們在塔下轉了半天，看到塔基是低于水平線的，才曉得國家曾投巨資，為寶塔四周設計了排水系統，保證不會發生內澇。天氣依然酷熱，心然主持打開塔門，我們一級級沿木梯而上。塔身干凈結實，千年古磚，堅硬穩重，敲上去鏗鏘有聲，仿佛金鐵一般，有些地方泛出鐵紅色，絲毫不見千年古塔的松散衰敗，也沒有白發似的雜草，倒像個身強力壯的“棒小伙”。塔里也有的磚顏色不同，心然住持說，那是歷代修繕者發現有磚朽壞了，另補為替換。七層塔不高，我們很快登頂，佛龕處，透過小窗看去，青草綠樹，藍天碧水，運河如畫，往來穿梭客船如游魚，出世之情油然而生。

浮屠是“佛”梵文音譯，借喻為塔。中國人的觀念里，塔就是“佛”的象征。它既是信仰，又是和尚的墓。“塔”以直立的空間分割，在虛空的包圍中，以永恒的他者姿態，成為堅定信仰的化身。隨著佛教中國化，塔又成為某種地域文化風景象征，寄托著文化理想。鎮國寺塔大概也是這樣吧。它既是運河上的信號塔，也是高郵古城的燈塔。它在千年里持續閃爍，映照著運河古城的獨特風姿。

【房偉，文學博士，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紫金文化英才，“青藍工程”中青年學術帶頭人，第八屆魯迅文學獎評委，于《文學評論》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一百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省部級項目多項，獲國家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獎、劉勰文藝理論獎、山東優秀社科成果獎、《當代作家評論》優秀論文獎、歐陽山文學獎評論獎等。曾獲茅盾文學新人獎、百花文學獎、紫金山文學獎、汪曾祺文學獎等，作品曾入選收獲文學排行榜、中國小說排行榜等，現執教于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