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版的《痛苦是條蟲：麥家訪談錄》共收錄王德威、季進、何平、姜廣平、季亞婭、駱以軍等7位對談者同作家麥家之間的8篇訪談，時間跨度達17年之久，不僅為讀者勾勒出一幅清晰完整的麥家的創作圖譜，也令我們對麥家本人及其創作觀有了更加生動準確的認識。一場場坦誠、熱烈、機鋒交錯抑或動情而深刻的談話拋出諸多創作背后的故事。這些故事在吐露經驗之談的同時亦照見作家的一顆赤誠之心，問答唱和之間，譜寫出一曲經驗與天真交織之歌。

訪談主要圍繞作品的創作、出版及傳播展開。漫談式的對話以豐富的細節揭秘麥家現象的真相，也鋪陳出作家曲折而漫長的創作道路。麥家坦誠分享了自己的創作經驗，這些經驗源自他長達40年寫作探索過程中所經歷的成敗得失，練就其深沉強大的文字力量。

早在2007年《風聲》出版時，麥家就敏感地認識到小說日漸邊緣化的發展現狀。在他看來，除了娛樂至上的客觀原因之外，部分作家不甚認真的創作態度亦負有很大責任，這種態度令其作品喪失了“最基本的真實感和可讀性”，淪為平庸之作，最終也就不可避免地會被讀者拋棄。對于小說的真實性，麥家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與姜廣平的談話（《痛苦是條蟲，會鉆到深處躲起來》）中，當被問及是否刻意追求一種看似真實的紀實風格時，麥家表達了自己對虛構與真實關系的理解：小說作為“一種以分享別人人生經驗為主要目的”的文學體裁，絕不是作家個人欲望與情緒的彰顯，一旦“被作家蒼白的欲望虛構所顛覆”，必將走向與讀者的決裂。他的創作很大程度上便源于改變此狀況以“恢復讀者信任”的初衷。如他所言，“我的小說經常被人當真，對號入座，不是我掌握了什么絕密檔案，而是我從不濫用虛構的權利”。在與季亞婭的對談（《從指縫中逃走的魚，你會把它想象得特別大》）中，麥家重申對真實感的呼吁。他強調文學作品的真實感并不依賴于素材的真實與否，好的文藝作品是要把“假的”變成“真的”，即虛構出具有真實感的故事，而不是將原本真實的素材生硬地包裹成“趣味寡淡”的“教育材料”。因此，小說家必須學會區分客觀真實與藝術真實，找到“正確的機關”以打通連接二者的暗道。

對于麥家而言，這個機關就是講故事的技巧。在同何平的對談（《我慶幸自己沒有迅速成名》）中，麥家談到當代小說對故事性的輕視現象，“看輕故事是中國當今小說的一種時髦”，在他看來，故事才是小說的“上層建筑”。麥家堅信，只有恢復講故事的傳統，才能令小說尋回失去的讀者，因為讀者不會刻意帶著“要在作品中得到人性滋養”的愿望去閱讀小說，滋養是在消遣的過程中自然發生的。作家固然要有文學理想，有自己獨立的創作觀，但“首先要尊重讀者”，文學作品的價值和功能最終要通過讀者的接受來實現，不被讀者看到和接受的文學作品，在某種意義上是尚未完成的作品。然而，麥家并不認為自己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他認為，作家應該去研究、了解讀者的大致趣味，寫作中既要朝此方向靠攏，同時又不能“放棄文學本身的品質”，換言之，尊重讀者而不討好讀者的態度，才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有人認為麥家的小說是通俗小說。在他看來，“類型文學和純文學不是敵人，是親人”，他尋找的是一條雅俗共賞的創作之路，其特情小說系列正是用純文學的手法處理通俗題材的嘗試。《解密》《風聲》中的故事既滿足了讀者的英雄情結，弘揚了主流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融入了作家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

麥家是一位文風獨特的作家，在他筆下，故事、人物、主題、風格各得其所。季亞婭稱麥家的小說有著“抽象、冷峭、簡潔、干凈”的文體風格，“更喜歡用嚴密的邏輯和高度概括的語言組織故事，而非通常小說那樣用細節和情緒來說話”。麥家認為，自己的小說猶如精致機巧的匕首，“不寬廣、不厚重、缺乏煙火氣，但直指人心”。他坦言，這樣的寫作風格一方面和自己的性格以及經歷有關，另一方面則得益于多年來的寫作實踐與探索，“作家的風格是慢慢形成的，他在探索中逐漸發現，形成自己最擅長的東西”。他面對文字時冷靜而有耐心，能夠做到字斟句酌，反復修改，干凈的語言、穩固的細節以及充滿邏輯性與智性色彩的情節，是“一天寫七八個小時，就五百字”的速度“推敲出來”的。《解密》曾經歷過17次退稿。這迫使麥家不斷地修改，前后易稿達11次之多。但正如他在回憶中所說，這在折磨他的同時也磨煉了他的寫作技巧，同時打磨了小說質地，將他和他的文字一道打磨得“堅硬”而“鋒利”。“追求準確性與合理度，不喜歡混亂和激烈。這是我的性格，可能也是我的文字的風格”，可謂文如其人。

創作經驗之外，麥家更強調作家的“業心”。“業心”即是一顆“天真之心”，在同季進的第二次訪談《直面自我幽暗的內心》中，麥家談及自己創作《人間信》時揣著一顆想要把“中國的哭聲”記錄、固定下來的拳拳之心，這哭聲中既有女性被壓抑的苦難，也包含了作家本人內心深處掩抑的復雜情感。這是他首次在作品中如此坦率地呈現自己內心的真實，但自我挖掘的目的并不在于遺忘或和解，而是出于“不吐不快的本能”，這揭示了一個小說家以“說真話”為寫作目標的文學理想。在麥家看來，要實現這一理想，真誠之外還需要熱情。面對文學影視化、商業化愈演愈烈的現狀，他認為，當代作家首先需要擺脫為影視改編或為暢銷而寫作的功利性心態，“別去迎合誰，要迎合自己，把自己最獨特的一面展示出來”，寫作技巧可以依靠后天的學習和打磨，但沒有創作熱情，就一定不會有好作品的誕生，功利性無疑將扼殺真摯的創作熱情。正因如此，他將文學經驗闡釋為“一個如何使小說迷人、動人的經驗：從迷人入手，向動人靠攏”，迷人需要精巧的敘事技巧，動人則需要強烈的情感共鳴。

在麥家看來，保持一顆天真之心對小說家而言至關重要，因為小說本就有著天真的傳統與源頭。天真是小說“起頭的大路”，彼時這條路上人神雜處、奇正相生，現實與想象之間尚未劃出不可逾越的界限，寫作者憑借星空辨識方向，行走在這神秘與廣闊之中。麥家在致敬馬爾克斯恢復這一傳統的努力之時，也毅然選擇踏上同一條路。他對黃依依、安在天、容金珍、上校等真實卻又超現實的人物的傳奇故事的偏愛與反復講述，正是“一個天真的感傷的小說家，一個能調動認知和情感創作文學現實的人”對自我命運的感應與奔赴。

（作者系浙江外國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