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文學史研究將面臨傳統史料的枯竭——手稿基本沒有，書信也基本沒有，很難想象誰會把日常的微信留存下來。以我為例，前微信時代的短信換過幾個手機后已經蕩然無存，對于所有電子痕跡我都沒有珍重存留的念頭。最近，用了近二十年的電子郵箱因欠費放棄，然后才忽然想起，是不是應該把往來信件下載下來呀？

總之，在沒有“料”的情況下何以成“史”？這可能是未來的人文學者的問題。當然，我相信他們會想出新辦法，反正從來不存在一種辦法可以完美地復現過去。

想象一下未來的史料研究，訪談或許會成為一個焦點。至少在文學生活中，訪談完全是一個當代事物，魯迅那一代作家大概很少做過訪談，而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概很少有作家沒做過訪談。在大眾媒體和文學期刊中，書面的或現場的訪談成為將作家本人與讀者公眾連接起來的主要方式，作家或批評家在此公開言說，自我闡釋，同時建構自我形象。

訪談實際上已經是這個時代文學的一種邊緣文體，作家們常常會把訪談作為自己的作品。但訪談中的提問者并非無關緊要，他們當然不是簡單地把話筒舉到受訪者面前，訪談是一個對話事件，提問者既是他自己，同時也代表著訪談發生時刻媒體和公眾對文學、作家及相關問題的理解。或者說，一個提問者其實是帶著一套議程以及預期和答案而來，受訪者成為自己的發言人，或侃侃而談，或避而不答，或離題萬里，或抬杠懟回去。成文的訪談常常經過受訪者的精心修改——至少我自己是這樣的，這不僅僅是在回答一個記者的問題，這也是在與一個“大他者”對話，雖然提問者常常是熟悉的友好的，但提問者的背后有千重山萬重心的廣大縱深。

回想過去多年來我所經歷過的諸多訪者，我意識到，他們是重要的，他們發起訪談，他們有備而來，他們的提問提煉和界定了彼時彼地關于文學已知和未知、特殊的洞見和普遍的偏見，這些訪者，由于他們的持續在場和持續提問，實際上參與建構了一個時代的文學。

在這些訪者中，如果只讓我舉出一個名字，那肯定是張英。

我認識張英已經近三十年了，最早他在北京，后來他去了廣州、上海，他是一個媒體“游牧者”，從《南方周末》到騰訊，他走過的地方差不多可以構成過去30年間的媒體變遷史。與此同時，張英一直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參與者，作為一個精力旺盛、忙忙碌碌的“e人”，一個不知疲倦、永遠有話要問的訪者，我斷定他比我更愛文學，他比我更了解文學的潮流和風向。現在收入《大匠來了》這部書的張英對我的訪談有五次之多——我其實記不清了，張英過一陣子就打來電話或發個郵件，說現在他要訪談啦，這幾乎是過去這些年的基礎節奏。現在，時過境遷、水落石出，我忽然意識到，也許甚至張英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就是這個時代文學的一個重要提問者，這些年來我和我們都在忙著回答張英提出的問題。

張英的問題既來自個人的敏銳，也來自一種媒體的、即時的流動性視野。現在重讀他的眾多訪談，這構成了一份重要的、豐富生動的史料：一個時代對文學變動不居的看法，這種看法與作家個人之間的對話和博弈，以及在這種博弈中形成的妥協、理解和隔膜。在這部書中，張英才是主角，不是什么“大匠來了”，而是提問者來了。一個特別的、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很少被注意的問題由此凸顯出來，這就是提問者的意義。在這些訪談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作家怎么言說，我們更明確地意識到，這不是作家的個人游戲，這是打乒乓球，提問和回應構成了一種知識、觀念和意識被呈現出來的生產過程。

《大匠來了》的出版也許是對張英的提問者生涯的總結。我不能肯定張英是否還會在某一天發來微信：做個訪談吧。這么多年來，我們共同經歷了滄海桑田，隨著媒體和整個文化生產條件的變化，我的感覺是，這種訪談越來越少了。也許會在不知不覺間最終消失。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文學的訪談本就是歷史地產生的，它終會歷史地消失。也許，在未來的文學史研究中，訪談會被視為這個時代一種獨特的文體，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史料，而提問者張英，他會因此被記起。

（作者系中國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