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的新作《要有光》有個感性色彩強烈、頗具文學性的開頭，“我不知道我的痛苦如此之深”——這或許可以概括許多為人父母者在親子關系中的處境。他們感知到痛苦，但缺乏足夠的自省意識，付出時間、金錢和努力，卻未曾理性反思與孩子相處的方式。是否尊重孩子作為獨立個體的存在？有沒有換位思考孩子的情感取向和精神需求？現實是，越來越多身在青春期的少年因為種種情緒問題離開課堂，深陷失學、抑郁境地，這已成為帶有某種普遍性的社會問題。

作為曾寫出《中國在梁莊》系列非虛構佳作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母親，梁鴻在這部新作中將關注的視角投向那些被心理問題困住的少年。她在三年時間里走進超大城市、中等城市、縣城鄉村的學校、醫院、教育培訓和心理咨詢機構，與眾多孩子、家長、教師、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師深入交流，傾聽他們的故事，探尋他們的內心世界，感受他們的迷茫、焦慮與痛苦，思考青少年心理問題背后來自家庭、父母乃至社會層面的諸多原因。作者在該書后記中說，“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控訴——原生家庭、教育體系、社會系統等等，而是想找到那樣一個節點，或者多個節點，它或者它們是事情發生質變的重要時刻”，這樣的節點，這樣的時刻，在我們尚未察覺的日常言行中改變、傷害著家庭氛圍、親子關系、愛與信任。

這部新作出版后的一兩個月，梁鴻頻繁出現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新書發布會、文化沙龍、網絡直播和播客節目中，這是這些年她的新書宣傳力度最大的一次。在北京接受《中華讀書報》采訪時，面色疲憊但熱情滿滿的梁鴻說，這么做當然不只是為了賣書，“只為了銷量也不用花這么大力氣。我希望青少年心理問題能被更多人關注，引起更廣泛的討論，討論能令人們有所觸動。你說一本書能改變什么？能改變一個人的行為嗎？或許有一點點吧，改變一些家庭內部的交流，拓展一些思想空間”。她認為這本書是寫給家長的，也是寫給孩子的，“寫給生活在這片大地上的每一個人”。

《要有光》，梁鴻著，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9月第一版

中華讀書報：“我無法回應和碰觸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來源之一”，《要有光》前言中你表達的這些感觸是寫這本書的緣起嗎？

梁鴻：寫《要有光》首先源于巨大的沖動，這個沖動帶來的寫作無意間和青少年心理問題這個社會熱點暗合。我自己也是母親，我的孩子也在慢慢長大，我們同樣有很多痛苦和迷茫。不管是我還是我身邊的其他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學業順利，能成才。自己的時間、金錢、家庭的關注點都放在孩子身上，但孩子反而身體和心理出了問題，進而休學，這是非常大的反差。我們怎么去面對這種痛苦？怎么盡可能避免這種痛苦？作為作家，我有自己的敏感度，會覺得這不只是孩子進入青春期所要面臨的迷茫那么簡單，有些孩子心理出問題了，有些孩子突然休學了，這是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這讓我產生一種沖動，想通過采訪和寫作去探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許因為我在寫這本書，會對這些更關注，總是聽說誰誰家的孩子不上學了，誰誰家的孩子在服藥。原來覺得這一切離我很遙遠，現在發現問題就發生在我身邊。以前，我們聽說某個孩子心里不舒服，會覺得過一會兒就好了，過一段時間就好了。但現實中，很多孩子已經休學超過一年。我身邊這種例子很多，有很多家長和孩子是不愿意說的。我寫這本書，就是想要在世界還沒變得更糟糕的時候，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事情。最初的寫作雖然源于沖動，寫著寫著，也就有了責任感，好像看到了事情的本質，看到孩子的表象、內里，就去探討家長該怎么愛孩子、愛社會、愛自己。這是特別重要的話題，值得書寫和討論。

中華讀書報：從產生寫作這本書的想法到最終完成想必是個漫長的過程？

梁鴻：這本書背后不止是寫作的過程，還包括漫長的生活積累過程。我自己是孩子的媽媽，認識很多家長，也會讀一些育兒、心理學方面的書籍。我跟幾個媽媽有交往，之前可能沒想到寫作，但是會了解一些她們孩子的情況。這些日常和閱讀的過程實際上已經是在為這本書的寫作慢慢積累，也可以說動筆之前的準備時間很漫長。當提起筆來，就會知道，這些積累非常重要。

中華讀書報：寫作《中國在梁莊》系列，你更多是與故鄉的親友、鄉親打交道，溝通起來要容易些，而《要有光》中涉及到的家長、孩子都是深陷某種困境，是某些問題的“受害者”，在交流過程中，您如何讓他們打開心扉、樂意講述？

梁鴻：在和那些孩子、家長的溝通中我沒怎么遇到完全不愿意接受采訪的，當然被拒絕也很正常。最初我在網上發布了信息，問哪個孩子愿意就這個話題聊一聊他們的經歷，然后書中那位“雅雅”就跟我聯系了，她愿意講述自己的故事，于是我就趕過去，去了濱海市，在那里陸續遇到了阿叔、敏敏。真正的采訪調研，從濱海開始。我是作家，不是純粹的社會學者，沒有專門去規劃、采樣，那不是屬于我的工作方法，我的采訪也不一定要達到專業范疇的樣本數量。其實，就是一些孩子和家長的生活來到我面前，那我就跟著這樣的生活走吧，這是生活原本的形態。文學本來就是要記錄、書寫這些，我盡可能地把接觸到的個案寫好，它們能夠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一些普遍性。

中華讀書報：您是怎么確定基于濱海（普通城市）、京城（大都市）、丹縣（縣城）這三個規模不同但頗有代表性的地點展開采訪和敘述的？

梁鴻：這三個地方的選擇很偶然，是在采訪調查過程中慢慢琢磨出來的。寫《中國在梁莊》系列的時候，就是一次次回老家，和這個聊聊天，和那個聊聊天。寫《要有光》也一樣，先是去濱海，后來又去丹縣。偶然認識了一位精神科醫生，他在丹縣鄉下的衛生院工作，那邊有個精神科，里邊也有未成年人，我就過去了，之后就遇到了書中寫到的娟娟和花臂少年，一聊，覺得還可以。當然我也去了其他地方，只是書中沒寫那么多。

在前往各地采訪的過程中，我腦中慢慢形成了這本書的大致概念。要寫什么，要怎么寫，結構是怎樣的？之前一點預設都沒有。對我來說這是全新的寫作，要擺脫原有的思路，要以嶄新的狀態進入。在濱海，采訪是沉浸式的，是生活化的交流，幾乎是和采訪對象一起生活。我那時每天和學生、家長聊天，人來人往，誰來就和誰聊，我一直就在那兒等著。我把《中國在梁莊》那幾本書放在桌上給他們看，告訴他們我接下來想寫什么。他們說，呦你是個作家啊，就坐下來聊。我說我將來把你的故事寫出來會隱去你的名字，不會暴露你們的身份，這樣對方的心理壓力會小一些，交流起來就更放得開。他們覺得我是個真誠的人，就會比較信任我。

中華讀書報：書中第一部分《濱海市》中阿叔這個人物是很特別的存在，他是一家補習班負責人，也是心理咨詢師，他有自己的方式來解決一些孩子的問題，同時他的情緒管理包括解決方式并不都能讓人信服，他甚至不乏情緒化、非理性的表現，您具體說說這個人物吧？

梁鴻：這本書的第一章，讀者讀起來可能有點費勁，讀幾頁就要折回去看看敘述者是誰，而這是我想要的效果。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書中呈現的是連續的生活場景，大家都在一個空間，學生可以學習、可以咨詢，也可以和父母聊天。這樣的空間對那些出了問題的孩子和家長來說非常重要，很多家庭是沒有這樣的空間的，氣氛冰冷而窒息。孩子們在阿叔這樣的地方能夠敞開心扉，家長能夠和孩子對話。

阿叔作為從事青少年心理咨詢的典型人物并不完美，在采訪中我跟他吵過好幾次架，他的很多想法我也不認可。書中我沒有把他寫成偉光正的人物，而是以相對客觀、豐富的方式呈現出來。在我心中，他是很正向的人物，他身上有一種赤誠，對孩子真心地關懷，不想放棄任何一個孩子，這是很多家長都沒有的耐心。家長把孩子送到他那兒，作為咨詢師，他也需要收費，但阿叔付出的心血不是那些咨詢費能夠衡量的。以專業的心理咨詢師而論，他的有些職業行為可能有問題，比如，心理咨詢師要避免和咨詢者建立更密切的聯系，而阿叔和他的學生有非常緊密的關系。我每次去采訪，會請孩子們吃飯，也有阿叔參與。孩子們對他非常信任，愿意聽他的話，一些觀念就會改變，隔閡就會逐漸消解，解決問題的出口就慢慢有了。他對孩子的耐心和理解值得很多家長學習，盡管他的方法不適合每個孩子每個家長。

對人性、生活復雜之處的觀察和書寫是我的首要任務。我并不只是把真實的人物和事件記錄下來給大家看，我希望我的寫作能觸及真實背后更深遠的東西，試圖分析，把復雜的路徑和場域、相互交織的觀點呈現出來，有內在觀念的思辨。

中華讀書報：在現實中，我們或許覺得一些家長做得不夠好，但到底怎么不好，家長的表現有多少種樣態，通過這本書就能了解。

梁鴻：孩子的內心是最敏感的，他完全知道家長的表現是真誠的還是裝出來的。中國的很多家長特別容易輕視孩子，而孩子能夠感受到這樣的輕視。這可能是我們文化結構中的一點，小孩是無知的，他不是獨立的生命。我們要控制他，以我們的方式塑造他。但是現在的孩子自我意識非常高，他不像以前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給他吃飽穿暖就滿足了。現在的孩子看到的信息、理解的世界，遠遠超過我們。所以你那樣應付他、輕視他，會產生巨大的問題。很多孩子根本不跟父母說話，我采訪時遇到過，他知道你從心里看不起他，所以拒絕跟你交流，除非你真的換一種態度。每個有問題的孩子背后都有一個有問題的父親或者母親。

中華讀書報：這本書帶給讀者啟發和觸動，在采訪、寫作的過程中，您自己受到怎樣的影響？

梁鴻：寫作這本書對我來說也是個成長過程。接觸到那么多案例，采訪了那么多孩子、家長和心理咨詢師，讀了那么多心理學的相關資料……這些讓我的內心變得疏朗了，作為家長，我也在變得更健康。我會反觀自己的過去，會重新審視我跟孩子的關系，反思該怎么做家長才能做得更好。

中華讀書報：我知道您和書中那些人物一直有聯系，也會關注他們后來的情況。這本書的第四部分叫《時間……》，他們的故事其實沒有結局，是開放式的，很多問題也不可能都得到解決。你說寫作的時候沒有具體的計劃，但內心隱隱還是有些期許吧，從書出版到現在，曾經的期許實現了嗎？

梁鴻：這次寫作對我鼓勵特別大，書出版后的反響超出我的預想。媒體報道的很多內容是我自己說的話，我反而很少看，我更想看讀者的評論留言。有很多家長看了這本書之后開始認真思考自己和孩子的關系，這讓我很受觸動；也有很多年輕人留言回顧自己的少年時代，也會說說現在的生活狀態，他們真的通過閱讀這本書開始梳理自己的經歷和情感；有的讀者留言說讀完書哭了好久，我覺得哭是一種抒發，哭完了反思一下自己也很好啊。哪怕這本書不能改變什么，但他們讀了之后開始正視自己，并且愿意把這些寫到留言中，這已經是一種療愈行動。

中華讀書報：你在《要有光》后記中寫到，這本書的故事是真實的，出于某種考慮，被采訪者的名字、所在城市、學校、醫院都進行了匿名處理，作為寫作者和采訪者，你是相對理性、嚴謹的，而作為一位母親，和那些孩子、家長的交流又很難不讓你情感波動，寫作時這種理性與感性的分寸把握不容易吧？

梁鴻：是的，這方面處理起來很艱難。采訪時我在場，寫的時候又不想讓“我”出現。一開始我還是按照《中國在梁莊》的敘述方式那樣寫，寫了兩三萬字之后，覺得這種寫法不適合這個題材。本來某個孩子、家長的講述是直接面對讀者，結果“我”出現了，顯得礙事。所以我決定放棄這種寫法，雖然在寫法上轉換人稱、重新設置采訪對象和讀者之間的關系等很艱難，但調整之后感覺文本的流暢程度和閱讀感覺一下子好了很多。讀者可以直接面對敏敏、雅雅這些人物，會更有共鳴，有設身處地的感覺。

中華讀書報：接下來，你會繼續寫與《要有光》相關的話題？

梁鴻：我現在還沒想過是否一定要把這個話題寫下去。和書中人物在生活中可能會保持長久聯系，所以也不排除之后有什么契機我會再寫。對我而言，花幾年時間寫了這本書，這本書的影響越來越大，在讀者中慢慢發揮作用，我的任務就完成了。如果我是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那可能會持續關注這些孩子的心理問題，我是寫作者，那我就把這個問題放下，去寫下一本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