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活”一部史詩，意味著要讓那些宏大的敘事、歷史的角色和重要的事件變得生動、可感，讓現代讀者能與之產生深刻的情感聯結，這的確需要技巧與匠心。

史詩的“活”并非簡單的情節生動，而是一種讓歷史記憶、文化基因與人性光芒在當代讀者意識中的重新喚醒。如何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孫思在創作上海百年史詩《風從東方來》可謂匠心獨運。孫思知道，讀者關心歷史，往往是因為歷史中的人容易引發大家的興趣與思考。為此，這部史詩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以人為主體，以史為根基，作者沿著一條虛實相間的線索，找到歷史細節中永恒的人性共振點。

眾所周知，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百年黨史，風云變幻；滄海桑田，英雄輩出。百年黨史怎樣描繪？百年巨變如何呈現？這是孫思創作《風從東方來》必須面對的“大課題”。那么，以詩歌的形式來回顧上海百年歷史，達到以詩敘史的目的，這無疑是一次極其艱難的挑戰。對史詩而言，“時間”與“人物”是一部史詩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時間這個詞本身就蘊含了中國人對時間的完整理解：既是永恒流動的“時”，也是可被分割利用的“間”。為此，孫思在創作上海百年史詩《風從東方來》過程中，首先處理好時間與人物的關系：“1922年初夏/上海南成路的輔德里紅木桌上還擺著茶杯/十三位代表，似乎剛剛離開//他們的神情，戈壁一樣堅毅身體里似乎正刮著風雪/但我分明看到，陽光在他們背后幕布一樣掛滿。”這里的時間，這里的人物，仿佛還“活”在我們的眼前。這里的時間和人物為何還能“活”著？那是因為，這里的每個歷史人物、每條街道、每座建筑，孫思都逐一沉潛進去：以時間為流程，以人物為段落；以時間為河流，以人物為尺子；用時間強調政治時機，用人物延伸歷史時長。正是憑借可觸摸的“時間”以及可感悟的“人物”，孫思將《風從東方來》分為序幕、曙光、解放、轉折、多元、靜好、尾聲七個部分，如同戲劇情節的開端、發展、高潮與結局一樣，呈現波浪式前進與螺旋式上升的史詩格局。

在處理好時間與人物的關系的同時，孫思又在“詩”與“史”的關系上狠下功夫。特別是在詩與史的重要節點上，她找到歷史細節中永恒的人性共振點：“1990年，上海開始第一次破冰/一些新的名詞，大海剔骨般地從水上升起//它們與數量詞連接/帶著出水的蓬勃/執著與堅硬，在時空中呈現。”是的，“出水的蓬勃”以及“執著與堅硬”這不是簡單的“破冰”行為，這是豪邁的改革氣度與鋼鐵般意志的“人性顯現”。為了避開傳統史詩容易陷入“歷史博物館”的弊端，孫思牢牢把握住自洽的史詩法則、歷史蹤跡、語言體系，將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當“破冰”與“新名詞”、“出水的蓬勃”與“數量詞”形成經濟鏈條，上海，這個國際化大都市從此獲得了獨立于作者之外的呼吸與心跳。的確，在調和歷史的嚴謹與詩性的飛揚方面，孫思有自己獨到的筆法，她大膽地運用堅韌與明快、柔和與鋒利相互交錯的線條，從遠到近，由簡及繁，將歷史感與現實感組合成巨幅畫卷，徐徐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同時，她又以豐富的視角、深邃的情感，使《風從東方來》達到了“詩”與“史”的高度契合，讓史詩在歷史的河床上綻放出詩性的浪花。

當《風從東方來》的“尾聲”帶著“我”自己的家族與上海“同頻共振”的時候，看似寫“小”了，實則變“大”了。因為，史詩創作如今也面臨著深刻的范式轉換，特別是史詩的宏大邊界正在被重新定義。說到底，孫思的這種開放性的史詩創作態度提示我們：不管是家族故事的“小”，還是宏闊史詩的“大”，只要它們始終保持著血脈與情感的“共振點”，小與大是可以相互轉換的。那么，這一轉換過程，不正是《風從東方來》極力想表達的人性共振與家國情懷嗎？

（作者系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