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

魯迅有名作《娜拉走后怎樣》，提出娜拉走后的兩種命運：續夢與夢醒。我們今天討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提出之后怎樣：致敬與接著講。

1985年，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發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充滿著改革開放時代所特有的解放思想的力量、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打破舊文學史敘事框架敘事模式敘事話語，對20世紀中國文學歷史重新建構闡釋的沖動。這是陳平原2016年著文《小書背后的大時代——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漫說文化〉說起》，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歸功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那個特殊的改革開放大時代。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提出者表現出強烈的問題意識。其當時提出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是：現代性如何闡釋，改造國民性怎樣落實，純文學是否合理，世界文學的可能性，左翼文學思潮的功過得失，以及“悲涼”是否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特征等問題。上述學術問題的核心是中國20世紀文學的“現代性”問題。與“現代性”相對存在的是“傳統”，社會傳統與研究傳統。上述問題中，改造國民性、左翼文學思潮的功過得失，是已經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前文學史研究中，但需要重新認識與調整的重大問題；而純文學是否合理，世界文學的可能性，“悲涼”是否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特征，是80年代文學史研究亟須突破的“現代性”探詢。上述五類問題幾乎成為中國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研究者的必答題，盡管答案莫衷一是，但給學術界帶來活力。

二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提出所要解決的問題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在20世紀將要成為完整的歷史形態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進步的主線如何確定？在晚清、民國、新中國三種政權的更迭中，如何妥置文學史敘事？

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于2010年出版。我曾參與中國近代文學部分的寫作。在漫長的醞釀章節與著手寫作過程中，寫作團隊也時時被“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諸種問題所困擾。作為主編，嚴先生親自寫作的《引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特征》，集中回答了他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把握和認識。嚴先生認為，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學，在清末與西方文化、文學相遇，經碰撞、交匯，在自身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具有現代性的文學新質，至“五四”文學革命興起，達到高潮。從此，中國文學史進入一個明顯區別于古代文學的嶄新階段。促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增長的外部條件，是世界的一體化趨勢、近代傳媒的興起與變革等，其內部條件，則是支撐現代社會形成的知識理念與價值標準，譬如對科學的崇拜、對理性的尊重，對人本主義的提倡、對人的發現等。內外部條件的疊加積蓄，形成“五四”時期人的覺醒與文的覺醒。“五四”時期為人生的文學、為藝術的文學，同樣具有現代性；精彩紛呈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都是富有現代性的創作方法。“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其他變動，如文學取得獨立的地位，小說戲曲進入文學殿堂，悲劇有了重要的地位，白話成為文學作品的主要表達形式。都使“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具備現代性的意義。

嚴先生在認真思考的基礎上，以教科書般準確的表述，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演進，做了一個高度的概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所運用的以“現代性”認識為核心的學術敘事，是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起點與重大收獲。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所涉及的另一重大問題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敘述框架、敘述模式、敘事話語問題。敘述框架要解決在20世紀的時間縱軸中，妥善置放晚清、民國、新中國不同意識形態下各自的文學空間；敘述模式、敘事話語要解決如何在20世紀中華民族災難和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真實與有尊嚴地描述中國人的認知與情感歷程。敘述話語是如何走出單一的革命與階級斗爭話語。

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文學的敘述框架思考，具體化為文學分期的劃分及其爭論；敘述模式與敘事話語，則徘徊在革命敘事與現代化敘事之間。

在文學研究的傳統格局中，20世紀中國文學被劃分為三個時期：1912年前屬晚清，但現代文學以1919年為起點，民國前八年前的文學，便成為近代文學的飛地。1840—1919年的文學，屬近代文學范疇。1912—1949年9月政治形態屬民國。因為前述的原因，1919—1949年的民國文學劃歸現代文學范疇。1949—1999年屬當代文學范疇。在大學教學的格局中，晚清、民國、新中國階段的文學，分屬近代、現代、當代文學三個教學單元。近代文學因為是古典的收束和現代的源頭，故緊緊抓住“轉型”這一核心詞匯，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意義。現代文學因為是“五四”之子，是新文化新文學的載體，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生當其時，活力無限。但受時段空間的限制，少有轉圜騰挪的余地。當代文學與當下社會生活聯系密切，不斷涌現的“文學創作”，使其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巨大。在經典化研究與文學批評的兩個區域，當代文學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敘事框架的建立，有利于我們在近代、現代、當代的連接與融會貫通中，思考回答“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這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根本問題。

三

他山之石：歷史學科

關于“二十世紀中國史”的理解與建構

整個20世紀，歷史學科一直是中國人文學科的引領者。考察歷史學科對20世紀中國史的思考與建構，對我們也許有建設性的意義。

2009年，中國近代史與黨史專家金沖及出版《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其在“引言”中陳述：之所以用20世紀這樣一個概念，是因為“這個世紀終究已經結束，可以把它作為一個完整的發展過程來考察和研究了”。“引言”認為：20世紀對于中國有特殊的意義，這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年。要是把20世紀中國歷史分成兩半的話，前半個世紀，也就是1901年到1949年，中國人主要解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問題；后半個世紀，也就是1949年至2000年，中國人所要解決的是國家走向繁榮富強、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問題。20世紀的中國，經歷過三次歷史性巨大變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結束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開放，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

史學家和文學家對20世紀的把握有著廣泛的一致性。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晚清、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三個時期又可以概括為站起來和富起來強起來的兩個階段。1949年是站起來的歷史過程；1949年以后是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過程。金沖及20世紀中國史學“三個時期兩個過程”的敘述框架，是最接近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敘述框架。而其敘述模式和話語，自然以革命敘事與話語為主。

史學界以“二十世紀”命名的研究模式之外，還有以中國近現代命名的研究模式。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張海鵬主編的10卷本的《中國近代通史》2007年出版，2018年修訂出版。歷史學科的“近代”的時間跨度是1840—1949年，是文學研究中的近代與現代的疊加。

《中國近代通史》以1840—1949年近百年的政治史為基本線索，引入了現代化的視角和敘述模式敘事話語。其現代化敘事，更多地表現為革命敘事的補充。主編張海鵬在《編纂〈中國近代通史〉的基本思路》中認為：“中國近代歷史內容豐富多彩，革命是那個時期的時代主調。”同時又強調，整個中國近代史，“在考察視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獨立這一面，忽視現代化過程，也不能只看到現代化過程而忽視民族獨立這一面。這兩者在歷史實際發展過程中不能相互取代，在研究過程中也不能相互取代”。《中國近代通史》的編寫試圖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引入現代化的敘事模式，但感到民族獨立應該是近代史的主線，故其描述仍以革命敘事為主。其實，從理論上講，中國的現代化是追趕西方工業化步伐的后發現代化，后發現代化國家最重要的現代化條件是民族獨立。民族獨立是中國現代化過程的題中應有之義。換句話說，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應該是后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把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視為中國后發現代化的組成部分，現代化敘事與革命敘事便可以做到共生共存、水乳交融，中國近代敘事，便可以更加豐富多彩與游刃有余。中國老一輩革命家1949年撰寫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時，選擇“三年以來”“三十年以來”“1840年以來”三個歷史節點，連接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進程，已經為我們展現出共產黨人對近代中國歷史的認識與胸懷。而當下，兩個百年的敘事話語連接，站起來與富起來強起來現代化邏輯的自洽，更是對民族歷史、民族未來的激情回顧與展望。這些自然可以成為我們研究20世紀中國歷史、預測21世紀中國未來的基本遵循。

四

關于中國文學現代化研究的幾點建議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以“現代性”的探詢為主要目標，20世紀中國史的敘事追求革命敘事與現代化敘事的并舉。兩者有何不同？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探詢，以西方現代化進程為主體，在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中，尋找中國發展現代性因素的積累增長，因此急迫在世界性的坐標中尋找中國的位置，因此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要素充滿渴望；中國歷史的革命敘事與現代化敘事結合的追求，更多以中國的現代化實踐為主體，尋找中國后發現代化獨特路徑對世界現代化的貢獻，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引領。因此，對現代化中的中國要素給予更多關注。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敘述框架仍會被繼續使用。進入歷史狀態的20世紀中國，構成的一個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富有對比性、富有闡釋性的歷史過程。隨著21世紀的推進和中華民族第二個百年宏業的展開，中國文學學術的研究將呈現出不斷深化的趨勢。

世界現代化浪潮中的中國式現代化，波瀾壯闊。從政治、經濟、制度、社會生活、精神情感多方面描述中國現代化過程，將是中國學術界的長期的重要任務。中國文學的現代化研究，勢必成為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共存的另一條研究模式。

中國文學現代化研究可以打破中國近代、現代、當代的學科壁壘，在一個相對的長時段、大間距環境下觀察、描述中國文學的現代演進。在中國文學現代化研究模式中，我們呼吁以下幾個方面的改變：

第一，中國文學的中國近代、現代文學的分期，在學科設置的層面，調整為中國近代文學，以求得文學與歷史學關于近代史的稱謂統一，避免學術混亂。史學界關于中國近代史包含1840—1949年中國歷史的認識，自1956年萌生，至20世紀80年代得到普遍認可，再到1999年編寫《中國近現代史》形成共識。形成共識的最重要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這是中國舊時代的結束，又是新時代的開始。史學界執行近30年的中國近代的標準，沒有被文學界所接受。故而在學術界造成不必要的混亂。中國文學與歷史的研究，需要一個并軌的統一過程。

第二，中國現代化敘事，需要長時段、大間距的觀察。1840—1949年的長敘述時段，可以產生更廣闊的學術空間，形成更重大的學術課題，擁有更富歷史感更生動的歷史敘事。將文學分期中的近代現代疊加，形成一個完整的站起來的歷史過程，和1949年后富起來強起來時代的當代文學可以構成對比，形成具有闡釋性的歷史過程。（1840—1949年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的政治主題強勢。經濟主題、社會主題呈現弱勢。而1949年以后，政治主題轉弱，經濟、社會主題增強。）

第三，描述闡發民族獨立民族解放中所釋放的情感與人的精神層面的現代性，是文學的擅場。文學研究可以在歷史學政治敘事之外，構建文學所特有的情感與精神敘事框架，運用更富表達力的革命與現代化話語，走出單線條單色彩文學史敘事的研究困境。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提出40年以后，文學史研究期待接著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