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旅游之風十分興盛，作為當時重要的文學流派，公安派也打上了這一文化烙印，公安三袁、江盈科、陶望齡等人大都性近山水、嗜游成癖。在游覽過程中，他們往往對奇景有著超乎尋常的關注。如袁宗道曾詢問陶望齡：“所游幾峰，何峰最高，何洞最奇？”又說：“足下選勝于南，我輩探奇于北，固知世間大有閑人。”那么，公安派所謂的“奇景”到底有著怎樣的審美特征與文化淵源？其“奇景”觀念對于文學創作又有著怎樣的影響？

“奇景”的審美特征

在前代文人的旅游傳統中，既有對自然景物的欣賞，又有對人文古跡的熱愛。公安派文人所提及的“奇景”大多屬于自然景物，鐘林斌在《公安派研究》中就曾指出：“作者足跡所至，雖有如蘭亭、六陵、少林寺、驪山溫泉等人文古跡，但更多的是自然山水。”具體而言，公安派文人在論述“奇景”時有以下特征：

一是崇尚自然，反對工整。

袁宏道認為，景之奇不在工整，而在自然。如他說：“怪石枯藤隨意古，砌花畦草自然工。”又說：“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可見，隨意自然，不刻意求工，是他對于奇景的一個重要評價標準。袁中道也說：“意山中概多怪石，去其土膚，石當自出。無奈修者意在整齊，即有奇石，且將去天巧以就人工；況肯為疏通，顯其突兀奮迅之勢者乎？”他認為，對于自然景物，應以“疏通”的方式凸顯其自然意義上的“突兀奮迅之勢”，而非“去天巧以就人工”；在《游居柿錄》中又言：“送客至李戚畹園，頗多奇花美石，惜布置太整，分行作隊，少自然之趣耳。”可見，推崇自然之趣，排斥布置整齊，是他一以貫之的審美準則。

二是崇尚靈活，反對板滯。

袁宏道曾對比天目與白岳之“奇”，認為“奇而不板”才是景之奇的理想境界。正因如此，袁宏道在游記中往往有意突出景物的飛動之勢、靈動之感，如他形容盤山：“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石距上方百步，纖瘦豐妍不一態，生動如欲語。”作者賦予靜態的景物以生命力和動態感，從而使景物和人一樣具備了神氣性情。袁中道也常將“奇”與“靈”“活”等結合起來，如他評價三海諸峰“至奇至幻，至靈至活”。

三是崇尚直感，反對見聞。

公安派文人采取一種直感的審美方式，看重景物對于游覽者感官的愉悅、性情的陶冶，對于一些和景物相關的知識見聞，并沒有太大興趣，甚至會表現出一定的排斥與貶低。袁宏道在《由淥羅山至桃源縣記》中寫道：“宮甚敞，道士迓于門，指數奧避處曰，某丹臺，某瀹鼎池。余愛戀山色，苦不欲記之。有碑焉，苔鮮剝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失笑。”在他看來，自然景物的美感需要以直感的方式進行捕捉，而碑碣、題詠卻要調動后天的知識見聞才能欣賞，太過執著于后天見聞，無疑是對于自然性靈的戕害。這一審美傾向無疑和李贄的“童心說”有著一脈相承的聯系。

“奇景”的文化淵源

公安派提及的奇景風格有怪奇、幽奇、雄奇等多種，其中以“怪奇”數量為最多，而“怪奇”風格的主要載體為奇石。可見，怪石之奇是公安派審美的焦點所在。那么，公安派對于怪石之奇的欣賞背后又有著怎樣的文化淵源呢？

根據張晶的相關研究，雖然對于奇石的欣賞早在漢魏就已有之，但真正蔚然成風卻是在中唐以后。安史之亂前后，文學、書畫等各個領域都出現了求新求變的風氣，力圖打破盛唐圓熟的審美風格，加上一些地位較高的文人倡導，逐漸形成了尚奇石的文化風氣。這種文化風氣在北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蘇軾、米芾等人，嗜石成癖，并將對于奇石的欣賞提升到了一種審美的賞鑒層面。

公安派對于怪石的欣賞，正沿著蘇軾、米芾這一文化路徑發展而來。如袁宗道提及：“余家江上，江心涌出一洲……東坡《怪石供》所述，殊覺平常。”袁中道也說：“彩石洲去公安十里，州上石出異彩……大約如坡公所稱怪石。”二人在談論怪石時，對比的對象正是蘇軾。袁宏道對于怪石的喜愛，更多受米芾的影響，在奇石的審美標準上也繼承了米芾。他曾以米芾的“秀瘦皺透”形容立玉峰的奇詭萬狀，又有“詰曲崎嶇路，皺秀透瘦石”的詩句，在題注中他提及：“‘皺秀透瘦’出米元章。”他甚至以米南宮自比：“平生米南宮，耽幽窮鬼跡。”

公安派對于怪石的推崇，并不僅僅是一種審美方式，更蘊含著一種對于蘇軾、米芾人格類型的推崇，也暗含著一種對于中唐以來求新求變、尚奇尚怪文化風氣的認可。這種文化態度，使得他們的審美風格偏離了漢唐的雄渾剛健、圓融平和，轉向了宋人的生新瘦硬、孤峭枯老。公安派之所以對奇石、古樹、蒼藤等尤為青睞，正因為這類景物是這一審美風格的最佳體現。從這一角度再來看袁宏道“世人喜唐，仆則曰唐無詩……世人卑宋黜元，仆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的論調，這些話語在當時固然有意氣之爭的成分，但平心而論，在審美風格上，公安派倒的確更偏向于宋元人的審美。

“奇景”的文學影響

公安派對于奇景的欣賞并非一種孤立的文化行為，奇景在很大程度上還充當著性靈文學的催化劑。

首先，奇景能夠激發作者的創作欲望與靈感，從而產生更多富有靈性的文學作品。在袁宏道的文集中，經常會有這樣的情形，作者原本已下定決心不再作詩，卻因游覽奇景，重新開始創作：“弟自去年九月，已斷作詩，偶探奇，不免見獵耳。”而很多散文正是作者在游覽之后加以書寫最終形成的產物。袁中道曾對這一成書過程加以概括：“山川之奇，已相發揮……游覽多暇，一以文字為佛事……口能如心，筆又如口。行間既久，遂以成書。”袁中道也直接肯定過山水“發人藻思”的文化功用：“新詩奇僻甚，山水發才情。”又說：“甚矣山水之能發藻思也。”

其次，游歷所見的奇景，還會投射到詩文的內容、風格等諸多層面，對創作產生直接影響。從內容層面而言，描寫奇景的詩文在公安派的文集中俯拾即是，無論是袁宗道對于“異狀奇形”的云水洞的描寫，還是袁宏道對于“其奇可直一死”的華山的描寫，抑或是袁中道對于疾流沖擊之后的怪石描寫，都源于他們真實的游覽經歷。此外，奇景還會作用于文人的精神，使文人具備不同的創作心理和情緒狀態，進而造成詩文風格的顯著變化。而長期對于奇景的欣賞還會積淀成文人的人生閱歷，甚至內化為文人的一種文化氣質，從而使詩文風格產生更為深刻的轉型。在袁中道為袁宏道所作的行狀中，幾乎袁宏道每一次詩文風格的轉變都伴隨著一次較為集中的游覽經歷，奇景和詩文間的內在聯系實在不容抹殺。

最后，奇山異水還可以涵養文人的性靈，從而和性靈文學達成一種內在的溝通。如袁中道闡發山水之功用：“山水之清美，且足以發靈慧之性，而助其深湛之思。”又說：“質有而趣靈者，莫如山水……而三湖皓淼之波……亦可借其秀潤，以暢性靈耶？”可見，山水對于文人有著“發靈慧之性”“助深湛之思”的重要作用。在這種思維方式下，對于奇山異水的覽觀便不再是一種外在于文學的文化行為，而是公安派培根植本、涵養性靈的特殊方式。

當然，公安派的這種“奇景”觀念也有局限。比如，他們過于強調自然景觀的審美價值，對于人文景觀的內涵發掘則較為欠缺，這使得公安派的游記往往靈動有余而厚重不足；過分倚賴于直感的審美方式，也令公安派在情感表達的深度上比起竟陵派要略遜一籌。

總而言之，公安派以李贄的“童心說”為精神內核，在奇景的欣賞中推崇自然、排斥人工，提倡靈動、厭棄板滯，倚重直感、懸置見聞。公安派的“奇景”觀念是其性靈文學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晚明尚奇思潮在審美領域的集中體現，對于把握晚明的游記創作有著提綱挈領的作用。受蘇軾、米芾的影響，公安派在審美風格上尤其青睞中唐以來興起的怪奇之風，這和前后七子形成鮮明反差，對于中晚明的復古思潮也起到了一定的反撥作用。

（作者：陳剛，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