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錢幸始終以在場的寫作姿態對她所熟悉的小城市的人、事、物進行觀察、體驗和寫作。從寫皮影藝人、魯菜大廚、釀醋匠人的《皮影》《食劫》《二十一日酉時》，到以泰山老山民、隱退歌星為描摹對象的《巡山久不歸》《山隱》，錢幸不僅一直走在探究小說寫作形式的路上，更在逐漸深入挖掘著小城生活的諸種現實。

正如錢幸自己所言：“我頭頂那盞瓦數不高的燈，尋找著人最真實的處境。我愿成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做體驗派，把自我扔進‘他人’中，去模擬心靈。這也就是我的寫作技巧：把一顆心全部攤開，用最大的面積來承受苦痛和撕裂，關注卑微、貧賤和渺小，關注洪鐘大呂時代幾乎輕不可聞的人們呢喃，關注時代大浪掀起時，被冰冷的海水擊打著的樸素人們。”

在《二十一日酉時》等五篇小說中，錢幸用兼具溫度與力度的筆觸將小城生活轉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風景，在地方生活與文學想象的交匯處構建起獨特的敘事空間。小說猶如五面棱鏡，從不同角度折射出其對當下小城生活的多維解構和深刻洞察。比如《二十一日酉時》通過出獄女人楊蓉的視角，以尋找和回歸的角度切入位于水秀村的歷史和當下，撕開了鄉村原始、暴力的陰暗面，書寫了鄉村女性的命運和自我救贖；《巡山久不歸》以泰山為人物活動的場域，以“罪案”為引，深入背負秘密的老山民、尋求正義的高隊、一心救父的王溪杏、洗刷罪孽的小鷗等人物的心靈深處，揭秘大山深處人性的隱秘幽微；《山隱》中，富家女尤音雇傭主播吳柯探查其父的出軌對象——在五童山花坦他村隱居的歌星焦萸女，小說在退隱的歌星與追求流量的主播的“隱”與“顯”間，呈現當代人在物質與精神困境中的掙扎。

錢幸小說以敏銳的洞察力、對傳統文化的挖掘以及復雜人性的描摹見長，她通過小說文本深度介入現實生活，將文學擔當融入對時代癥候的剖析中。其作品不僅聚焦“當下正在經歷的痛”，更通過文學想象將這種痛轉化為對人性、文化及社會結構的深度勘探，勘探的成果最終以“生活的暗面”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

《二十一日酉時》中，鄉村女性靳紅、劉長英因家中或癡傻或殘疾的哥哥無法找到對象，在父母的操持下用自身為哥哥換來了媳婦，成為了家庭的犧牲品。“換親”這種以血緣為經、以性別為緯編織的交換網絡，將女性物化為可流通的婚姻貨幣，通過“一女換一女”的物物交易維持家族血脈的生存策略，徹底消解了女性作為獨立個體的主體性，也抹殺了女性除生育能力外的存在價值。此外，“換親”這種將女性身體作為家族存續抵押品的行徑，通過傳統孝道倫理被鄉土社會合法化為“盡孝”，其背后掩蓋著的是鄉土社會陰暗的生存哲學。“孝”成為規訓女性的道德刑具，“家”也因此異化成吞噬女性的黑洞，這種對女性的系統性剝削也使所謂的傳統美德顯露出其吃人的本質。

小說不僅揭露了捆綁在女性身上數千年之久的倫理鎖鏈，還呈現了女性所承受的暴力以及其為反抗暴力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婚后的靳紅，因受不了丈夫的毆打逃離出去后，反被自己的父母用麻繩捆了送交回去。在她到水秀村學習釀醋并偷了貨款逃到西直縣后，她的丈夫劉長征找到了她，并用砍刀砍傷了她的背。最終靳紅與她短暫恢復清醒的哥哥一起搶過砍刀殺死了劉長征，她也因此在監獄待了九年半的時間。被靳紅偷走貨款的趙宏聲父子，在賒賬買料做出醋后，在出去送貨的路上出了事，雙雙死亡。靳紅因其過往經歷，在出獄后又回到水秀村，但此時水秀村的年輕人們作為勞動力像輸血一樣被輸送到了童安市，曾經家家做著醋營生的村莊，已經無人再釀醋，只有路邊破碎的醋缸昭示著村莊往日的忙碌與熱鬧。十年的時間里，水秀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破碎的鑿空的黃骨山、干涸的池塘、破落的房子以及被掏空的村莊，就連時間在這個凋敝的村莊里也仿佛凝滯了一般。而失去活力的水秀村正是城市化進程中眾多村莊的縮影，面對傳統鄉土社會解構的無奈現實，重返水秀村的靳紅也只能通過釀醋這門與時間相關的技藝來完成自我和村莊的雙重救贖。

在《皮影》《食劫》兩部作品中，錢幸將書寫的重點放在了童安市的城中村胡同里、府前街附近的破落巷道上，通過這兩處昏暗、破落的城市空間的塑造，使之與小說中光鮮亮麗的龍角別墅以及福胤居在文本內部構建起明暗對比的空間敘事，不僅展示了城市空間內部的繁華與落魄，也呈現了城市內部不同社會階層間巨大的貧富差距以及城市底層群體的生存狀態。

《皮影》中，胡同里與龍角別墅的對抗，象征著皮影藝人莊樸齋與開發商莊溪水個人命運的博弈，也揭示了城市底層群體的生存困境。皮影作為小說的核心意象，隱喻著小說人物間操縱與被操縱的權力關系，莊樸齋們抵擋不了城市化的時代洪流，胡同里最終消失在城市的版圖之上，在其廢墟上建起的別墅區注定與莊樸齋們無緣，莊樸齋們身上承載著的舊城記憶也終將湮沒在資本擴張的狂瀾中。此外，莊氏兄弟苦苦支撐的皮影工作室，也因胡同里的消失而陷入傳承危機中，小說具象化地展現了傳統藝術在資本擠壓下的生存困境，暗示著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式微。

《食劫》中，府前街破落巷道里靠撿拾垃圾為生的城市貧民，與在鮮味居中品嘗著魯菜大廚精心烹制的菜肴的富人們形成鮮明的對比，王炳松因其鮮味居廚師的身份，與這兩個群體都有著交集，使得“吃垃圾的人”與“努力揮霍的人”產生了弱相關。在王炳松這個人物身上，彰顯著作者對幽微人性的深度開掘。身為魯菜大廚的王炳松，在童安市中始終處于無家可歸的漂泊狀態，單身的他一直住在鮮味居中。在其母去世后，他將母親的尸骨埋在老家的地里，但老家被開發成了“桃花源”別墅區，他又不愿將其母的尸骨交給母親再婚后的家人，最終將其存放在鮮味居的地板下面。府前街下水道改造，暴露了王炳松的駭人行徑，也揭開了其故意用泡了三天的毒木耳報復間接造成其母死亡的沈立慶的事實。無家可歸的王炳松懷抱著贖罪的念想，在只剩下個空架子的鮮味居忙碌著，在每個午夜時分開鍋熬湯，用湯鍋里撈出的一根根沒有肉的骨頭喂養巷道中的流浪狗，也用藏起來的骨頭遮掩著其母的尸骨。魯菜老店鮮味居正如熬湯的那口鍋一樣，每天都在熬煮著背負秘密與罪惡的王炳松，拷問著他的靈魂，而他也只能在監獄中迎來解脫。

錢幸之所以在《皮影》《食劫》《二十一日酉時》等小說中構建出“童安市”這一處于“城與鄉的夾縫里”的空間，正是為了通過空間敘事揭示社會現實、人性本質或人類生存困境中那些被遮蔽或壓抑的負面內容，直面人性與社會的復雜性，激發讀者反思自身與社會。其對“生活的暗面”的書寫最終指向的是對公平、正義、光明的追尋。可以說，收錄在小說集《二十一日酉時》中的這五篇作品構成了當下小城生活的敘事矩陣，生動詮釋了其“在場”的寫作理念。錢幸通過文字構筑起一個個具有真實觸感的敘事空間，讓生活本身在文本中繼續生長，進而將讀者拽入敘事場域中，使其在城與鄉、傳統與現代、人性明暗的交界處觸摸生活的內在肌理，叩問存在的本質。

（作者為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