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在人的原點，重尋文學的力量

■受訪人：李敬澤（作家、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采訪人：張佳璇 孟麗媛（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創刊70周年有何寄語？能否分享與我報的淵源故事？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已經70歲了，熱烈祝賀《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生日快樂。70年來《中國出版傳媒商報》一直是中國作家的朋友，也是中國文學前行道路上的記錄者和參與者。我想就我個人來講，過去很長時間以來也是商報的作者，所以我獻上的是一個作者、一個文學人的祝福，希望《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越走越遠，道路越走越寬闊。

□現在算法推薦、AI生成、DeepSeek等已經開始生產內容了，文學應該如何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沖擊？

■人工智能對文學的所謂“沖擊”，或許是最小、幾乎不值一談的問題。因為超級人工智能乃至整個媒介技術的變革，正在從根本上、從基礎上重塑人類的經驗結構與生活形態，其影響范圍之廣，遠大于文學這一領域。

文學該如何應對？恰恰在于，文學不應只盯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必終日陷于“我是批評家，我未來如何自處”或“文學該何去何從”的焦慮中。首要之事，是好好去認識與思考：在這個巨變的時代，在如此沖擊之下，“人”的生活可能變成什么樣子？人的經驗、情感、表達，乃至我們賴以生存的語言，又可能變成什么樣子？

先直面這些根本性的問題，再去思考文學能做什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真的不必過度焦慮“自己的那點事”。如果我們還相信，文學關乎我們的情感、想象、與世界的關系、與語言的關系、與他人的關系，那么，文學的首要任務就是先面對這些宏大的課題。所有的文學從業者，都應先思考這些，面對這些。至于具體文章怎么寫，反而是很次要的技術問題了。

□在你看來古典傳統的文學，為應對我們當下的一些文學創作提供了哪些可能？

■我并不認為，我們可以從以往的文學經驗中找到某種確切、現成的解決方案。這是不現實的。每個時代都必須面對自己獨特的問題，并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

然而，既往的文學經驗，包括我們的古典與傳統——絕非無用。它們是我們面對自身困境時，可以汲取的豐沛資源，更是一種需要不斷回望與激活的根本精神。在任何時代，當文學感到“山重水復疑無路”時，最需要的正是回到那個原點。

這個原點是什么？是回到甲骨文刻下的那一刻，是回到一個“真人”或一個“巫”的面前。想象一下，當他手握極其有限的文字符號，卻要嘗試表達整個混沌初開的世界時，他會怎么想？他會怎么做？那種在局限中奮力創造意義、建立連接的原始沖動，便是文學最本源的精神。

在我們這個信息爆炸、AI也開始“創作”的時代，這種原初精神顯得尤為珍貴。我們需要以一種近乎本源性、初始性的態度去面對語言，用這樣的語言，直接地去發現我們的世界，書寫我們的世界，表達我們內心深處真實的情感與悸動。

如同耕種，技術的迭代如同新型農具，但最終讓紫薯在土壤中扎根并醞釀甘甜的，仍是陽光、雨露與時間的力量，是那種最原始的生命渴望。文學亦然，外在形式無論如何變化，其內核那種用有限言說無限、在個體經驗中抵達普遍的渴望，始終是它不可替代的價值所在。

面對技術的浪潮，文學的姿態不應是退縮自保的焦慮，而是更勇敢地敞開，去關切技術重塑下“人”的全新境遇。它的力量源泉，不在于追逐最新的形式，而在于不斷回溯那個用語言為世界命名的原點。那里，藏著文學永恒的生命力。而如《中國出版傳媒商報》這般堅守的媒體，其價值正是在于記錄這種回溯與探索的軌跡，成為連接傳統精神與未來創作的一座沉穩的橋梁。

徐 劍：文心筑橋，墨香傳道

■受訪人：徐 劍（作家、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 □采訪人：張佳璇（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

□你作為中國出版業發展的見證者，能否談談對《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的印象？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在深秋季節已經70歲了，比我的歲數還大，是中國出版領域里的一份老牌報紙。我和它的淵源，也快有40年了。我與《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的緣分，始于上世紀80年代。那時我剛調來北京，在南禮士路，而報社的舊址就在北禮士路。雖然直線距離不過三公里，但真正意義上“走進”它，起碼花了十年的時間。

上世紀90年代初，我開始專業創作，“導彈三部曲”的前兩部《大國長劍》和《鳥瞰地球》一經發表便得到這份報紙的關注。我認識《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真正的牽線人是一位記者。大約2000年，我與作家趙瑜、編輯蕭立軍小聚時，結識了當時還是記者的謝迪南。她是湖南人，那份鄉誼讓我們一見如故。她帶來的《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當時名為《中國圖書商報》），像一座橋，將我與此后數10年的出版敘事正式聯結在一起。

我分享一次具體的感動。《中國出版傳媒商報》最讓我感動的是在2020年12月，我的作品《天曉1921》在疫情期間出版。次年2月，書還在宣傳期，貴報的“好書探”欄目便給予了重點關注。更讓我意外的是，《天曉1912》入列貴報主辦的“2021年度文學好書”，與劉震云、陳福民、黃怒波、周曉楓、劉汀、陳宏偉等多位名家的作品同獲殊榮。我覺得他們的品位之高，影響之大，“好書探”探到好書的眼光，讓人欽佩。

這份獎牌，至今仍與我獲得的魯迅文學獎獎牌并列于書房醒目處。我珍視它，因為在我這部作品后來獲得的10多個獎項里，這是第1個。它意味著貴報以其專業的眼光，最早識別并肯定了這本書的價值。在頒獎典禮上，我發言的題目是《好書一定會被看見》，源于知遇之感，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后來，《金青稞》《西藏媽媽》出版，“好書探”的編輯張中江、張佳璇等同仁又對我進行了深入的文字和視頻專訪。我們在茶館暢談一上午，成稿后影響頗廣。這些點點滴滴，讓我對這份報紙始終心存感激。

□在你長期的創作生涯中，《中國出版傳媒商報》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東方哈達》出版后，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龍冬寫了一篇評論，在貴報上發表了，這是貴報對我的首次報道。這篇評論，讓報紙與作者之間那種天然、真摯的聯系得以確立。這種聯系并非一直緊密，它更像一條時而清晰、時而隱匿的線——“失散了，又找到了；找到了，又失散了”。但總能在某個時刻重新連接起來。這正是行業媒體與作家之間關系的生動寫照：它不是簡單的報道與被報道，而是一種基于共同文化使命的守望與共鳴。

□你如何看待作家與行業媒體之間的互動？你認為出版媒介應如何助力文學與社會的對話？

貴報的宋強社長特別善于給作者和出版界之間搭起橋梁，是一位出色的“架橋人”。今年9月，我在新疆采訪，他聯系我說河南大學出版社希望與我合作。起初我有些猶豫，但出于對宋強的信任，我回北京后，在貴社會議室與出版社總編輯見了面。

那次會面讓我感觸很深。在中國出版集團右安門的新大樓里，商報在11層。在紙媒經營普遍艱難的今天，看到如此窗明幾凈、井然有序的辦公環境，我內心涌起一股敬意。這敬意，不僅源于其硬件的改善，更源于幾代報人對行業的堅守，以及你們對信息、對趨勢那種近乎本能的敏銳捕捉。

數字化時代，傳播的形態、速度都在劇變，但核心并未改變：信任與專業。媒體依然是那座不可或缺的橋，只是如今，這座橋更寬、更快，連接的范圍也更廣了。

作家與出版媒介的關系，正是一座動態的橋梁。它將作家的思考與創作輸送給讀者，又將讀者的反饋與時代的脈搏回傳給作家。無論是《天曉1921》《金青稞》，還是近期的《中國原子城》乃至即將面世的《運河謠》，在創作過程中，我都愿意與貴報的同仁分享思路、講述故事。

這種分享不是簡單的劇透，而是一種基于信任的同步記錄與交流。“好書探”對這些創作動態的報道，不僅是一種預告，更是在作品問世前，便為其鋪設了通往讀者的精神軌道。媒介的助力，就在于讓文學的聲音不至于懸在半空，而是能精準、有力地抵達它該去的地方，引發應有的回響。

□你對《中國出版傳媒商報》有何寄語？你希望行業媒體在未來承擔怎樣的角色？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是一個卓越的平臺。特別是“好書探”欄目，形式愈發多樣，影響力與日俱增。它在作家與讀者心中，已經樹立起一個專業、敏銳、充滿活力的媒體形象。它融合視頻與圖文，既讓讀者窺見創作的幕后，也讓作家感知市場的溫度。這種雙向的、以書為媒的互動，對作家是莫大的鼓舞，對出版業是健康的循環，對讀者則是寶貴的指引。

在貴報創刊70周年之際，我首先要表達最誠摯的祝賀，祝愿這份承載著行業記憶與未來的報紙，越辦越好，與讀者、與市場的連接更加緊密、深厚。前不久，宋強社長邀我留字，我步入會議室，臨池，揮毫，與他共同構思了一副楹聯：出版薪火映照京華天穹，七十載春秋風采依舊。百萬卷翰墨氣韻常興，傳媒初心賡續新華時代。

謹以此祝賀《中國出版傳媒商報》杖圍之年，期頤之歲。

祝 勇：反對“標題黨”，專業媒體應有自己的定力

■受訪人：祝 勇（作家、導演） □采訪人：張佳璇（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

□與《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的交集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記憶？

■我與貴報的淵源，要從其前身《中國圖書商報》說起。因我本身是個讀書人，非常關注出版動態，所以與出版界、與商報的聯系一直很密切。在我心目中，無論是過去的《中國圖書商報》，還是如今的《中國出版傳媒商報》，作為行業專業報紙，其核心優勢始終在于“專業”二字。許多文章非常深刻，能對出版現象和書籍本身進行深入的評析與報道。

這種專業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宏觀上，能夠敏銳地提煉出版行業的動態與趨勢，提供有見地的分析；二是在微觀上，尤其是書評副刊，做得尤為出色。對于一個讀書人而言，專業的書評是極其重要的參考。它能深入挖掘一本書的背景、內涵與價值，這是泛泛而談的簡介所無法替代的。

貴報的一些評論文章，相較于許多日報、晚報的副刊，專業性要強得多，經常能邀請到出版界、知識界的名家執筆。這種深度的、專業的解讀，無論是對于閱讀者還是出版從業者，都是非常寶貴的信息源和精神食糧。

□在當下的傳播環境中，你認為我報應呈現出怎樣的樣態更好助力閱讀與出版？

■首先應當堅持并發揚貴報的優秀傳統。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對出版行業趨勢的宏觀把握與方向性總結。這需要一種敏銳的眼光，能夠洞察不同時代讀者閱讀需求的變化，分析每個時代暢銷書背后的社會文化動因。這種深度的趨勢分析，對于出版者的決策和讀書人的選擇，都具有重要的引導價值。

其次，在具體圖書的評析上，繼續邀請寫書人、出書人、評論家以及學界專家，提供深刻、獨到的分析。新媒體時代，許多媒介為了吸引眼球，往往走向“標題黨”或追逐噱頭，這是不少自媒體慣用手法。但對于嚴肅的讀書人和出版者而言，他們需要的是專業、冷靜、有見地的闡釋，而非浮夸的喧囂。

因此，作為一家行業核心媒體，貴報應當繼續堅守自身的定力、眼光、立場。這恰恰凸顯了在信息爆炸時代，對圖書進行深入分析與專業評價的不可替代的價值。無論傳播載體如何演變，核心永遠在于內容本身。必須依靠優質、深入、獨家的內容，來展現媒體的獨特魅力與專業風采。

□你近年來創作較為豐沛，尤其有多部與故宮相關的著作，能否談談近期的創作計劃？

■今年恰逢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我在這方面投入了較多精力，有幾部自己比較看重的作品。一部是三卷本的長篇小說《國寶》，目前已經基本完成，預計年底人民文學出版社將推出第3卷。在散文方面，《收獲》雜志邀請我開設了“故宮尋美”專欄，這是雙月刊一年6篇，這6篇散文即將結集，交給譯林出版社出版。

此外，我即將在遼海出版社出版一本新書，書名暫定為《從故宮到故宮》，副標題是“我的閱讀寫作史”。這本書回顧了我半個多世紀的閱讀與寫作歷程。對我而言，閱讀與寫作是無法分開的，它們始終交融在一起。

書名“從故宮到故宮”寓意著我從沈陽到北京的人生軌跡——我出生在沈陽，那里有沈陽故宮；后來學習、工作、生活在北京，這里有北京故宮。可以說，我這一生都未曾離開“故宮”的文化場域。這本書既是我個人的人生歷程回顧，也是對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今這段社會巨變時期閱讀記憶的一種打撈。許多往事在今天看來已有“空前絕后”之感，重新憶起，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徐則臣：媒體轉型需主動破局，文學應融入日常生活

■受訪人：徐則臣（作家） □采訪人：唐姝菲 張中江（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

□和《中國出版傳媒商報》之間有何淵源？

■我和商報的淵源，算起來有20多年了。我還在讀研究生時，就開始在商報上發表文章。當時它還叫《中國圖書商報》，我經常給商報寫書評，也在那個時期認識了很多商報的朋友。一晃，20多年就過去了。

后來商報改版，從《中國圖書商報》變為現在的《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它主要是一張報紙，給人的印象基本停留在版面上；而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個立體的、全方位的，在中國文壇無處不在的媒體。它不僅在版面上存在，更在行動中。商報自身也在積極策劃、組織許多活動，成為了連接作家、讀者與出版界之間的一座非常重要的橋梁。這是一個很好的變化，也是當下媒體雖然面臨困難，但理應承擔起的一種責任。

□傳播環境在變化，你覺得行業媒體還有哪些方面可以努力或改進？

■商報的運行模式，對雜志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啟發。它從一個靜態的、紙面上的媒體，轉變為一個行動的、敞開的、主動進取的媒體。其實傳統媒體，無論是報紙還是期刊，今天都面臨現代轉型的問題。商報的轉型非常成功，在出版行業類報紙中是走在前列的。這對《人民文學》雜志的轉型，也有很大的啟發。

□能否請你盤點一下2025年《人民文學》雜志在轉型方面的舉措？

■2025年我們一個重要舉措是改造了社里的會議室，把它變成一個開放的文學空間。今年4月，我們舉辦了“讀者活動周”系列活動，首次面向讀者開放；而就在昨天，我們又在這個會議室召開了第一次作家作品研討會。我們拓展、裝修這個會議室，就是希望能在雜志社內部，為我們看好的作家和作品，舉辦小而美、深入的作品研討會，這是我們辦刊思路的拓展。過去對一份雜志的理解可能就是一個版面，雜志出去了好像就跟雜志社沒什么關系了。但現在不是這樣，為了踐行“開門辦刊”的理念，我們舉辦了“讀者活動周”，讓讀者走進來。現在我們也讓作家、評論家走進來，在這里共同研討一部作品、一個文學現象乃至文學前景。這就是把雜志從一個傳統的、約定俗成的、狹小的概念里解放出來。

當下整個出版業都面臨壓力，但壓力之下并非沒有機會逆勢上行。關鍵在于要借助當下很多現代科技，比如直播等新媒體路徑來拓展雜志的影響力。當然，更重要的是轉變我們從業者的思維，要主動與讀者建立聯系，了解讀者在哪里、期待什么，想辦法把雜志和信息送到讀者面前。

我相信，文學如同一日三餐，一定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的任務，就是通過各種合規合法的途徑，與時俱進地嘗試，讓讀者重新認識到這份價值。這些年科技發生了巨大的、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能否跟上變化，能否在變化中與之同行，還能往前多看一兩步，提前做出預判和嘗試，這對于媒體、對于出版的生存至關重要。

這一年多，《人民文學》雜志社其實做了不少調試。比如，把會議室打造成開放的，用于研討文學的地方，嘗試讓更多人走進來。接下來還可能邀請作家、評論家和讀者去我們的印刷廠看看，看一本雜志到底是如何誕生的。我覺得有些行業需要“祛魅”，“祛魅”不是降低身份，而是讓它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拉近跟讀者之間的距離。

□能否透露一下2026年《人民文學》雜志的計劃？

■2026年，我們會做一些改變。比如，2026年《人民文學》雜志將正式改版。主要變化是增加印張，從208頁增至224頁。過去篇幅稍顯緊張，發表長篇作品時可能需要刪減，改版后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更多內容，我們希望盡量保持作品的原貌。同時，也有一些讀者反映散文字號略小，看起來有些吃力。所以我們增加的版面，一方面用來更完整地刊發長篇作品，另一方面響應部分讀者的反饋，適當調整字號，讓閱讀更舒適。內容的版式設計也做了一些調整。現在的版式已經延續了很多年，可能老一代讀者都很喜歡也習慣了，但年輕讀者可能有不一樣的審美和口味。所以我們做了一些調研，讓更多年輕人參與進來，設計了幾款不同的款式。明年，我們在保留過去大家認可的經典裝幀款式的基礎上，會增加一些新的內容，調整一部分表現形式，期待年輕讀者們能夠喜歡。

柳建偉：錢塘江大橋不是一般的橋

■受訪人：柳建偉（作家、編劇） □采訪人：孟麗媛（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

□你對《中國出版傳媒商報》有哪些記憶？

■我記得在上世紀90年代前后，它還叫《中國圖書商報》，那時我在軍藝和魯迅文學院讀書，幾乎每期都會看。報中有豐富的資訊，讓我們能及時了解文壇創作的動態；同時也有深度的文章，對某些作品進行深入分析與解讀。比如上世紀90年代初的“陜軍東征”《白鹿原》等作品的評析，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這份報紙對我個人作品的宣傳與傳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迎來70歲生日，對一份報紙來說，距離成為“百年老店”說遠也遠、說近也近。我衷心祝愿《中國出版傳媒商報》未來能成為中國出版與創作領域中有深遠影響的媒體，成為一份影響中國乃至影響世界的百年大報。

□在《錢塘兩岸》中，你為什么會選擇一座大橋作為小說的核心意象？

■這部作品是因為謝晉導演找我寫錢塘江大橋的電影劇本，經過十多年的獨立準備，才逐步完成構思的。這座大橋，可不是一座一般的可讓天塹變通途的大橋。錢塘江古稱羅剎江，生生把浙江分成了兩部分。雖然這條大江沖刷出了浙江的兩個富饒的平原，但這條江終究是天塹，到了近代，它就成了浙江進入現代的一種阻隔。在錢塘江上建一座橋，當然是浙江走進現代的必然需求。可是，在這座橋設計和動工的上世紀30年代初，日本已開始侵華，中國的東北已經淪陷，還成立了一個偽滿洲國。這就決定了這座橋的命運極為獨特。這座橋最顯著的命運，就是多次挨炸。到了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了，在周恩來總理的關照下，大橋才徹底修復。這18年間，這座大橋的命運事關國運，起起伏伏也就成了必然。這種奇特的命運，在世界橋梁史上，也是獨一份。這樣一座大橋，自然成了我構思《錢塘兩岸》的一個核心意象和主要人物的命運變遷的重要依托。

□與你以往的當代現實題材作品相比，《錢塘兩岸》有哪些方面的異同？

■我寫《北方城郭》《突出重圍》和《英雄時代》3部作品，前前后后也差不多用了小20年的時間。我是想做社會歷史書記員式的作家。20多歲，我就開始為寫長篇做準備了。到1995年，我認為我有能力寫長篇了，于是就開始寫了。《北方城郭》是寫縣域當代生活的，背景和舞臺選擇的是我從出生到16歲一直生活的豫西南小縣。《突出重圍》是寫1996年前后中國軍隊現狀的，那個時候，我已經當了18年兵，在部隊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歲月。《英雄時代》是寫2000年前后中國都市經濟生活的，那個時候，我已經在大城市生活了十七八年。相同之處是寫這幾部現實題材作品，也花了我相當長的時間，對縣域生活、軍隊生活、都市生活都做了長時間的觀察、體驗和研究，屬于我的心血之作。不同之處在于，《錢塘兩岸》寫了抗擊外族入侵的戰爭，寫了改朝換代，寫了剿匪和社會主義改造。這幾個時期與和平時期，是有著根本不同的。這幾個時期，是要死人的，是要殺死敵人的，人物命運可能隨時都會發生變化。《錢塘兩岸》的人物更多，戲劇沖突會更激烈，人物性格變化會更大。

□在創作中你如何處理歷史真實與文學想象的關系與比例？

■歷史真實和作者小說中虛構的世界，是有相當緊密的關聯的。沒有歷史真實作為基本支撐，再厲害的作者也虛構不出來反映一個國家某一時代風云變幻的文學作品。這兩者在作品中呈現什么樣的比例，決定著作品的基本樣貌。以歷史真實為主體的小說，應該算是紀實小說。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的作家，在歷史小說方面，也有過不少成功的嘗試，唐浩明、二月河、凌力和黎汝清都寫過相當優秀的這類小說。還有一類小說，像《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在小說中只作為背景加以呈現。《錢塘兩岸》屬于第二類小說。在構思的過程中，我也曾考慮過是否讓歷史真實人物在小說中和虛構人物有直接關聯，但考慮再三，我還是決定在小說中不讓歷史真實人物直接出場。《戰爭與和平》中，像庫圖佐夫這種重要的歷史人物，是和作者虛構的人物有直接關聯的。這種處理，是優是劣，不好判斷。

□你認為在當下中國，為一個特定的地域立文學之傳，最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

■這種作品的價值，無疑是非常大的。一個非常重要區域的重要歷史時期，如果沒有多部體量足夠大的長篇小說，寫出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的秘史，是件讓人特別遺憾的事情。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浙江的錢塘兩岸，在中國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高。民國那些年，國學、文學等學科，浙江出現了太多太多大師級的人物。但到現在為止，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我沒看到一部體量較大的長篇小說，來寫這個時期的錢塘兩岸。我希望我的這部《錢塘兩岸》是拋出的一塊磚，能引出中國文壇的高手，為這個地方打造出幾塊美玉。近幾十年的浙江，對中國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我是一九九八年第一次到的浙江。那時，我就從機場高速路邊上的民房，看出了這里的與眾不同。這二三十年，浙江的錢塘兩岸，肯定是中國發展最好的地區之一。這一片神奇的土地，正在引領中國的發展。等過幾年，我真想再寫寫當代的錢塘兩岸。

范 穩：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秘史”

■受訪人：范 穩（作家、云南省作協主席） □采訪人：孟麗媛（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

□《青云梯》的時間線一直延伸到“一帶一路”的國際大通道。你如何看待歷史與當下的呼應？

■從“寸軌”鐵路到現在的高鐵，時間剛好走過100年。我希望在作品中通過幾代鐵路人的命運來生動再現時代變遷和社會進步。我在處理歷史題材的小說時，總是力圖用歷史來觀照現實，讓現實之光照進歷史的縱深處。不僅僅要以史為鑒，還要重新去審視和評判歷史。回望來路，一條鐵路的歷史變遷就是一個巨大的隱喻。過去西方殖民者依恃強權到我們的國家修鐵路，現在我們將鐵路修到了國外，并且我們的鐵路建造技術已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在這個巨大的轉變中，作家應該作為一個記錄者和書寫者，文學應該“在場”。我在做田野調查時，既實地踏勘過早已荒廢了的100年前的“寸軌”鐵路路基和隧道，也采訪過當今高鐵工地，目睹建設者們用先進的工藝開挖幽深的隧道。歷史與現實的對比讓我感覺到一條老鐵路上的小火車，正從久遠的年代開來，它經歷了百年滄桑，鐵路越來越寬，火車越開越快，而我們都是這列時代列車上的乘客。作家的職責就是將它一路的風雨形象生動地再現出來。

□你如何平衡《青云梯》的四條線索？

■我在寫作之初就給自己定下一條準則，不能就鐵路而寫鐵路，關鍵要寫人，寫人的命運，寫不同時代的風貌。要寫出冷冰冰的鐵軌上的溫度和傳奇。一個百年家族的興衰史和一條百年鐵路的修筑史，正可構建起這部作品的兩個骨架。而故事發生地的云南南部這片地域，地方文化特別豐厚燦爛——實際上云南每一片土地都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文化資源，紅色文化也令人感動，云南地下黨的第一次黨代會就在這里召開，由地下黨領導的第一次鐵路工人大罷工也發生在這條鐵路上。長篇小說的獨特形式讓作家有充足的空間來將一個大時代的風貌都容納進去。關鍵是你如何去提煉、加工、萃取，并形象生動地呈現出來。什么樣的歷史造就什么樣的時代，什么樣的時代造就什么樣的人生。我們只要遵循歷史規律，就不難發現人物命運的邏輯。《青云梯》一書中呈現出來的四條線索，在寫作時并非我刻意為之，我只是在尊重歷史邏輯的基礎上來創作。當然，要將各條線索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還涉及作家本人對小說結構的掌控。結構是一門技術功課，需要不斷地磨煉創作技藝。我的每一部作品在結構上都力求創新，在創新中我也找到很多寫作的快樂。

□在宏大歷史敘事與個體細膩情感之間，你如何抉擇與描摹？

■任何宏大敘事都需要人物來支撐。長篇小說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寫好人物命運。在命運面前，每個人物都有他的時代烙印。有些是人物命運自身可以選擇，有些是被時代裹挾著往前走的；有的很平凡普通，有的則大起大落，充滿傳奇色彩。我特別關注后者。正如我在書中借助一個人物的口說的那樣，“人把自己活成一段傳奇，不容易”。我們現在的生活中，傳奇的人生似乎太少了點，但作家可以給你提供傳奇的樣本。作品中兩個主要人物吳廉膺和陳云鶴，他們是民營企業家，更是讀書人，是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中華文化傳統融匯在他們的血脈里，支撐他們將鐵路堅持修下去的是家國情懷。讀者讀一本書，他總需要讀到一點他生活中沒有經歷過的人生，超出他想象力的東西，豐富他人生經驗和知識積累的東西。這是小說有意思的地方。

□“大歷史觀”是如何具體指導《青云梯》的創作的，如何避免讓小說成為枯燥的史實羅列？

■我認為“大歷史觀”首先要抓住歷史的本質，認清時代的特征，然后再去篩選和甄別。不僅要讀正史，還要盡其所能讀地方史、民族史、民間史，在宏觀史中作微觀史的發現。一個作家讀史和史學家讀史，眼光應該是有區別的。作家的歷史感或許就在于他在讀史中能看到人物形象，看到故事，看到情節線索，看到從史學到文學之間的那條通道。唯有打通了這條道路，小說才不會成為史料的羅列。用文學的真實性、形象性來還原歷史，讓文學成為歷史的延伸和注釋。比如在讀與建水朱氏家族相關的史料，包括“朱氏家譜”時，我看到的是朱家幾代人的命運，在讀個碧石鐵路修筑史時，我看到的是先行者們的堅韌和家國責任感。

□有評論認為，《青云梯》相較于《水乳大地》，從“異域風情”的描繪走入了“民族精神的秘史”。你認為一位作家應如何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秘史”，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水乳大地》更多地寫各民族的精神融合，“異域風情”只是大家對藏民族的一種淺層認知。就像你第一次去到藏區，你的感受可能還停留在自然風光和民風民俗上一樣。多去了幾次后，你便會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去理解認識這個民族。作家對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地域的書寫也都有一個由淺到深的過程。所以深入到生活中去學習、體驗、感悟必不可少，它應該成為作家的一種自覺。從來都是生活在召喚你，而不是你被動地響應。如果你愛腳下那片土地，如果你對一個民族的文化充滿學習和書寫的激情，你就應該自覺地將自己融入其中。惟如此，你才能得到生活豐厚的回報。

施戰軍：文學如何“見世面”？

■受訪人：施戰軍（文藝評論家） □采訪人：孟麗媛（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

□在你看來，一個理想的行業媒體應該是怎樣的？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秉持一種大文化傳媒的理念，其內容不僅涵蓋出版、媒體發展與行業動態，更觸及文學乃至整個文化領域的趨勢與生態。它能夠及時反映行業動向，并輔以深度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行業的風向標與文化發展的晴雨表。貴報承載的內容已超越單一媒體或報紙的范疇，形成一個立體傳播平臺，具備大文化氣質與大傳媒容量。它突破了行業圈層化的局限，構建了一個開放、綜合、立體的平臺。文學作為其中組成部分，得以在此平臺上展現自身、經受檢驗，從而獲得更廣闊的視野。因此，它代表了一種對傳媒發展的理想期待。

□你曾將《人民文學》的直播嘗試比喻為“尋親”。在推動文學“破圈”的實踐中，行業媒體能扮演什么角色？

■文學需要如商報般的視野與思路，若僅局限于原有讀者群體或自我欣賞的心態，便難以適應當今時代的要求。因此，必須主動尋找能產生共鳴的新受眾。這些群體可通過多種渠道觸及，關鍵在于我們是否充分認知并善用這些渠道的能量。文學應積極融入現代傳播格局，在其中尋找更多對話者、欣賞者與認同者，實現創作者與受眾之間的融合。行業媒體在此過程中作用關鍵，其視角乃至在采訪中的提問方式都至關重要。《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展現出前瞻性特質，既立足現實又著眼未來，其提問常能激發采訪對象的進一步思考，拓展其格局。這對于彌補既往思維中的缺陷與短板具有重要價值。

□能否回憶一下，你或《人民文學》雜志社與《中國出版傳媒商報》有過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互動？

■“與輝同行”直播活動結束后，《中國出版傳媒商報》是首批與我們聯系的媒體平臺之一。其所提問題既體現出對當事人的體貼，也切實開闊了我們的思路。由此可見，商報是一個有想法的平臺，是一個有境界的平臺，同時也是一個包容的平臺，非常具有共情力、理解力的平臺。

□在你看來，文學期刊與行業媒體應如何聯動，更好地承擔起“培養新的文學力量”的使命？

■我目前已離開期刊崗位，不便多言，但專注于培養與發掘文學人才的機構，應當多聽取那些對業界與社會有深入了解的媒體人的意見，加強交流。通過這種互動，能夠更早地發現新的作者與創作趨勢，并將其納入更廣闊的文學視野中。媒體可以幫助文學專業領域樹立更可靠、更宏大的“大文學觀”。

□面對技術革新與閱讀習慣的變化，文學期刊和行業媒體都面臨著挑戰與機遇，你有什么期待或建議？

■無論是期刊還是報紙，均處于技術革新帶來的變革之中。我們一方面需要適應變化，另一方面也需對其發展有所預判。當前，各類機構紛紛建立公眾號、視頻號等平臺，但這或許并不足夠。更新速度日益加快，技術常常裹挾著我們進入各種媒體形態。如何創設一個能持久吸引人的內容園地，是重中之重。我欣賞“好書探”這一概念，“探”猶如探照燈，不僅捕捉已有的事物，也具有一定的引領作用。它的光芒能夠吸引優秀作品、好書及重要的文學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它成為一種具有召喚力的標志，在此之下，能夠匯聚核心而優質的內容。內容始終是根本，形式則可隨技術發展持續調整。類似于《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好書探”這樣的平臺，一方面可繼續擴大自身影響力，另一方面可在內容建設上進行更系統化的規劃。例如，整合名家名作、聚焦文學現象、關注并扶持青年創作力量等。在信息爆炸的時代，讓優質內容在“探照燈”的照耀下更為醒目，吸引更多人的關注與重視。

虹 影：女性創作者的創作環境發生改變了嗎？

■受訪人：虹 影（作家、導演） □采訪人：孟麗媛（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

□在你書架上，為什么這本《月光武士》被放在很顯眼的位置？

■因為這是最新出的版本。我們之前一直出的是精裝版，這次應讀者要求推出了平裝版，價格也更親民。這個版本和之前最大的不同在于封面設計，舊版封面像一幅朦朧的手部雕塑，強調女性的內在力量；新版則更貼近故事本身，以前精裝本專門手繪了一幅地圖，標注了故事發生的地點，是由重慶漫畫協會的尤江繪制的。但這次新版贈送了同名電影的劇照，所選擇的劇照都是圍繞主人公竇曉明展開的，比如他在江邊的場景、與左航的互動、童年與成年的對照等，都是故事中關鍵的情緒節點。當然也以他主演的竇曉明為封面。根據這本書改編的電影得了國外很多國際大獎，因此這個封面設計也很漂亮，附贈了膠片風格的劇照卡，可以直接珍藏。

□你筆下的女性形象從“反抗者”轉向了“承擔者”，為何有這種變化？

■我早期作品中的女性，需要通過極致的反叛甚至毀滅來確認存在。而在《月光武士》里，秦佳惠顯得溫婉甚至順從，這與她的混血身世和具體處境有關。我想通過她展現重慶女人另一種真實面貌，是在困境中默默承擔一切。這并非退步，而是我意識到，女性的力量有多種表現形式。女性覺醒的第一步，是看見并尊重這種真實。“月光武士”最核心的寓意，恰恰是“成為自己的武士”。秦佳惠最終發現外在的拯救是虛幻的，能拯救她的只有她自己。女性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于愛情或外在英雄，真正的力量源于內在覺醒。這來自我的生命體驗，我們女性需要是自己的“月光武士”。

□作為女性創作者，你覺得這些年來創作環境有什么變化？

■一直在自我改變之中。女性創作者更多承擔著家庭與社會雙重角色，想要專注創作，就要克服更多困難。任何時代女性都應沖破束縛，關鍵是要經濟獨立、精神自主。女性不能依附他人，也不要讓他人依附自己。每個人路徑不同，但核心是要有自己的重心和追求。無論在什么時代，真正的障礙往往來自內心，敢想、敢做、能獨立，才是根本。當代女性最重要的就是經濟與精神的雙重獨立，這是所有可能性的基石。只有經濟獨立，你才有選擇的底氣；只有精神獨立，你才不會被任何思想或關系綁架。我常說，女性應該做到 “不能依附在男人身上，也不能讓男人依附”，這聽起來有點絕對，但強調的是對等、完整的人格。而女性創造者周圍全是障礙，想吞食她，她只能不顧一切朝前走，才能越出這種境遇。

□從作家到導演跨界，是你女性主義實踐的一部分嗎？

■是的，跨界本身就是一次“成為自己武士”的行動。在由男性主導的電影工業里，一個新女導演面臨的冷眼和困難是加倍的。我不僅要創作，還要親自籌錢、管理上百人的團隊，事無巨細。制作電影分前后期，前期面對創作，后期面對技術，每一步都不松懈。這讓我從“步履輕盈”的作家，變成了擔子“壓得抬不起頭”的導演。但正是在這樣沉重的實踐中，我驗證并鍛煉了自己的力量。我用自己的方式講故事，堅持美學，這本身就是一種堅定的表達。請務必先點亮自己內心的光，然后像武士一樣，去建造屬于自己的、堅實而自由的人生。不要等待被照亮，你要自己成為光源。

□你的書架上除了自己的作品，還有哪些書？

■我收藏了很多喜歡的作家作品，比如朱西寧、駱以軍、王安憶、阿來等，也有一些老書，比如高爾基的《我的大學》1999年版，雖然紙張已泛黃，但常讀常新。我經常反復閱讀一些難啃的書，比如艾柯的《玫瑰的名字》和《傅科擺》，需要專門靜下心來讀。我還有一些地方專門放常讀的書，比如女兒陽臺旁的小空間，那里有慶山、門羅、杜拉斯等人的作品，都是我隨手翻閱的角落。

□最后想請你推薦一本年度之書。

■我每年都會重讀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本書關于個人與國家、輕與重、自由與責任，刻畫了特蕾莎與薩賓娜兩位女性之間復雜而深刻的關系。即使今天讀來，依然能感受到其結構之美與思想之深。它不僅僅是一個時代的故事，也是關于人如何面對生命抉擇的永恒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