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70年間，《中國出版傳媒商報》以紙為媒、以筆為鋒，記錄了一代代出版人深耕文化沃土的堅守與探索。如今，90后新生代出版人已逐漸走上舞臺中央，他們帶著數字時代的基因、多元包容的視角，成為推動行業創新的中堅力量。本次專題，我們特別對話5位來自出版一線的90后從業者，聽他們講述對行業變化的觀察與思考，分享難題破局的實踐與探索，細數與商報相伴同行的啟發與感動。

出版的“割裂”——新書、舊書、古書，已裂成三個圈子

■袁小茶（前編輯，現賣書主播）

作為1990年出生的北京獨生女，至今在書業工作已超過10個年頭。30歲之前在新書圈，30歲之后入了古舊書圈。做過作者、暢銷書策劃、學術書編輯、英文書譯者、營銷爆文作者，然后入行古舊書，做了直播賣書女主播。看著出版界的新趨勢，和朋友們略顯悲哀地聊：新書、舊書、古書，已經拆成3個圈子，越來越割裂隔膜。

新書——未來10年，“垃圾時間”的魔咒與出版界女生的困境。

我身邊很多條件類似的姑娘，大家打起電話都是一樣的困惑——35歲以上的985文科女碩士，如果行業繼續這樣“不景氣”下去，下一步還能干什么？“熬著”是大部分人的選擇。大部分能在出版業中無所畏懼“為愛發電”堅持多年、并做出來一定成績的女生，都是“高知學歷+有家庭托舉”，不需要自己做家里經濟支柱。

男性更關心出版的“垃圾時間”魔咒——這個行業未來的10年，還值不值得下大力投入。“垃圾時間”的本義是指NBA球賽，當雙方比分已經非常懸殊、勝負已定（基本不可能有再翻盤的可能性）時，就會換上替補隊員，破罐破摔、很雞肋水平地把比賽打完。直到“清零”，開下一個新盤。如果看“小氣候”，似乎新書出版每年都有新亮點。但是從大氣候上來講，“二八定律”在行業下行期越滾越快：資源越來越向頭部集中，20%本來就好的社越來越好，80%的社越來越難。

舊書——舊書的運營模式和利潤，新書業“很難分到一杯羹”。

首先，“舊書”的概念界定，上下限和價格差異巨大。金字塔最底層的，是最便宜的舊書——論斤搓堆兒的教輔教材、沒太多版本價值又印量極多、品相不好的上世紀90年代以后普通舊書。這些“舊書販子”對出版社唯一的價值，就是發行部“清庫存”——自己賣不動要化漿的書，直接談一個低折扣清倉現金回流。

金字塔中層的，是價格被炒得很高的“絕版書”。為什么出版社不加印？因為舊書和新書的圈子不一樣，隔著很大的時間差、信息差、制度差異和工藝難度。從時間差和信息差來說，這種書往往是“封閉小眾圈子”才有硬核需求，可能全國就500個人去用，如果當時做書的這個編輯離崗了，其他人不在那個500人圈子，誰也注意不到“加印需求”。舊書的“金字塔上層”，是民國舊平裝、新文學（尤其是名家舊藏）。他們的“溢價之高”已經完全脫離了出版業，更接近藝術品拍賣。

古書——新書出版的“版本上游”和“大寶藏”，但對于大部分出版社，抓不住“入局”機會。

現在大部分“非古典文獻、非古籍整理”的暢銷書路數出版品牌，認為自己的出版方向和傳統古籍一點關系沒有，其實是大錯特錯——古籍善本（包括里邊的版畫插圖），是中國文化最大的公版資源庫，說一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點不過分。從選題到設計再到重新整合，都可以用暢銷書的路數+古籍資源庫元素+重新釋讀=組合出“王炸”，尤其是科普和文創。

有幸能借《中國出版傳媒商報》成立70周年作此回顧。《中國出版傳媒商報》是我身邊的新書、舊書和古書用戶都會關注的，是書業殿堂級的媒體。希望新書、舊書、古書圈都能在商報引領下，碰撞出更多火花，互為上下鏈條。很多商業靈感可能源于碰撞，畢竟大家隔膜久了，就發現自己在圈子里打破腦袋也想不出來的事兒，跨半個圈子，恰恰滿足資源不對稱性，分分鐘證悟了。

直接與讀者連接的力量

■李若溪（上海教育出版社美文工作室營銷編輯）

作為一名90后的編輯，今年是我入行的第3年。這3年里從只負責童書條線的內容營銷，慢慢轉到教育條線、童書條線的全面營銷工作。職業邊界的不斷拓展，加上數字浪潮帶來的多樣傳播手段，讓我在成長中直面了不少挑戰。

我入行時間不算長，但這幾年出版行業的變化很大，教育出版領域的轉變尤為明顯。教師、家長和學生早已不滿足于標準化的普通圖書，轉而迫切需要能精準解決具體問題的定制化內容。好作家、好作品、好版權愈發稀缺成為共識，大家對選題的謹慎程度都遠超以往——不再追逐短期市場熱點，而是更看重內容的長期價值與教育意義。我愈發深刻地感受到，只有真正走進教育場景，理解教師、家長、學生的痛點，才能讓圖書擺脫“同質化”困境，現階段的營銷要從“單向傳播”轉向“雙向互動”，讓讀者從“被動接受者”變成“參與共建者”。基于這個理念，這一年里我們策劃組織、參與協助了各類圖書推廣的線上線下將近100場活動。這種與讀者緊密聯結的營銷模式，讓我們的圖書既收獲了良好的社會效益，也交出了亮眼的市場答卷——《教育家精神》今年1月上市至今，已經重印6次，總印數超10萬冊，年碼洋突破500萬，這就是對我們最好的肯定。

在營銷實踐中，作為美文工作室的一員，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直接與讀者連接的力量”，這也正契合了我們工作室的標語——“站在人這邊”。前段時間，我們為工作室新書《重新理解兒童》在上海朵云書店辦了一場共讀分享會。那天我既是工作人員，也是帶著困惑而來的普通讀者，現場向作者提問，和到場的家長一起聽作者和專家聊“如何真正看見兒童”這個核心話題。當有家長對我說：“下一次有這樣的活動我還要來”，我感受到了發自內心的成就感，和單純盯著發貨數字是不同的喜悅，這是一種被認可、被需要的溫暖。

當然，線下活動的影響力終究有限，所以我們每次都會同步開啟直播，把現場的金句剪成短視頻切片傳播，讓沒能到場的讀者也能參與進來，感受書中的溫度。當然伴隨而來的是重重挑戰，現在的營銷不只是腦“累”，身體也“累”：要會做內容、做策劃、還要懂數據分析，還要時刻關注市面上的新玩法。但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想法只能停留在“構想”階段，試錯成本也在提高。這種“想得多、能做得少”的困境，或許是很多營銷編輯的共同難題。但即便如此，我們未來還是會堅持探索，因為每一次與讀者的深度互動，都是未來破局的積累。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一直是我重要的行業指南針。剛入行時，我就經常在商報的新媒體矩陣賬號上學習，尤其是在下班通勤路上，經常會刷到同行在朋友圈的分享，或者領導轉發來的學習資料。看到很多爆品的新媒體營銷案例分析和IP化運營、推廣方式，總能讓我打開新思路。另外特別想謝謝的是商報新媒體賬號“編客實驗室” ，每次我被工作“毒打”得有點疲憊時，都會點開看看里面同行們分享的編輯日常和無奈瞬間，是一種抱團取暖的共鳴。看到大家即便吐槽完，也依舊堅守在崗位上，依舊熱愛著出版事業，我就會覺得渾身又充滿了干勁兒。文章里、評論區里的編輯老師們，就像遠方的朋友，讓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在堅持，我們的行業還有無限可能，我們還有光明的明天。最后，想對《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說：“70載風雨，見證了出版行業的變遷，也照亮了我們新生代出版人的路。期待未來《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能繼續挖掘出版領域的‘真實故事’，連接更多有溫度的內容與有需求的讀者，70年后，我們再相約！”

擁抱變化，讓“小眾”兒歌“飛”入大眾耳朵

■黃晨嶼（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文學出版分社編輯）

7年了！從抱著稿子手忙腳亂的職場萌新，到如今稍顯淡定的“半熟編輯”，我正親身經歷著這個行業的翻涌、迭代，每一天都像在升級打怪。尤其在我深耕的童書出版領域，變化更是翻天覆地——曾經書店里那些被小小身影蹲在角落翻到卷邊的作品，漸漸被電商頁面上一行行關鍵詞替代：“提升專注力”“幼小銜接”“必讀書單”……

可以說，童書的銷售陣地已從線下搬到了線上，而選擇權，也悄悄從孩子的手里移交到了家長手中。當下的讀者追求性價比，追逐功能性明確、直擊痛點的內容，這當然沒錯。可每當夜深人靜，我總會忍不住想：是否還有家長，樂于為一次非功利性的閱讀埋單？

去年某個普通的午后，一部書稿讓我心跳漏拍。是兒歌！在我長期關注的童謠兒歌領域，我竟然迎來了一部靈氣四溢、完成度頗高的作品——趙霞的《北斗在天》。興奮之余，忐忑感也隨之涌上心頭：在各類文學體裁中，兒歌似乎顯得有些“小眾”，它越是面向低年齡段的讀者，創作出版的難度就越高，需要作者與編輯共同完成一場“由高向低”的攀登。

自2018年入行以來，童謠兒歌一直是我編輯工作不斷探索的領域。很榮幸有機會先后擔任李少白先生《鵝鵝鵝童謠》《童聲瑯瑯中國風》《蒲公英嫁女兒》的責編。此外，我還責編了方衛平教授主編的《讀首童謠再長大》和多個版本的《讀讀童謠和兒歌》《和大人一起讀》。這些經歷讓我不斷追問自己：在這個發行渠道和傳播方式劇變的時代，我們究竟能用什么樣的方式，讓傳統去擁抱現代，讓真正優秀的兒歌，像陽光和空氣一樣，自然流淌進孩子的童年，成為他們生命最初的“成長伴奏”？

帶著這樣的追問，我走進了《北斗在天》的世界。首先是文字推敲。過程中，一個新鮮的詞跳了出來——“灶雞”。它指的是灶臺邊的一種小蟲，學名叫“突灶螽”。一開始我有些猶豫：孩子們對此會不會覺得陌生？要不要換成更常見的昆蟲？直到我把這首《夏天的夜晚》念給孩子聽。我一歲半的兒子聽到“灶雞打拍，篤篤踢踢”，竟咯咯地笑出聲；鄰居家三歲的孩子聽了則睜大眼睛問：“灶雞是什么啊？”那一刻，我突然被點亮了——兒歌為什么一定要遷就孩子已知的詞匯？借助兒歌認識傳統的名詞，包括一些帶有地方特色的語言，不也正是兒童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嗎？探索未知不正是閱讀中最迷人的部分嗎？于是，《北斗在天》保留了“灶雞”的說法。

尤其讓我心潮澎湃的，是兒歌與生俱來的“可聽性”。它不只是文字，更是節奏、是韻律、是聲音的畫面。孩子對兒歌有一種生理性的喜歡。所以我們決定，讓《北斗在天》“飛”起來——通過AI輔助音樂創作，為《天上開了點心店》《小鴨》等作品譜曲改編，甚至借助AI把《北斗在天》《上學謠》等兒歌做成動畫短片。當分享會上，孩子們跟著旋律情不自禁哼唱起來時，我們知道，技術絕不是冰冷的工具，它真的可以為小眾的兒歌插上飛翔的翅膀，讓它們真正流傳開來。

北斗懸天，雖遠猶亮。它像是童年夜空里一顆安靜的詩意之星，不喧嘩，自有光。我知道，時代在變，渠道在變，但我們為孩子守護一片“無用之用”的心，從未改變。這條路還長，而新時代兒歌，我們會繼續真誠用心地唱下去。

編輯的邊界在哪里？文博編輯的破局思考

■黃玉潔（浙江古籍出版社文博編輯中心編輯）

出版行業過去幾十年的“從從容容，游刃有余”，正被如今普遍存在的危機感、緊迫感取代。大家都很明確——如果不主動改變，將被迫面對“匆匆忙忙、連滾帶爬”的處境。過去幾年， AI 的進入、讀者獲取知識方式的變化、渠道從線下轉向線上，變化幾乎滲透到整個鏈條：選題策劃更依賴數據判斷，內容呈現方式要求更強的可讀性與視覺化，營銷從“輔助工作”變成“核心環節”。編輯的工作不但更重、鏈條更長，也更講究復合能力。

我所在的文博編輯中心主要負責大眾向的文物考古與文化普及類圖書。近年來，“博物館熱”“考古熱”不斷升溫，文化遺產類內容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在這種機遇下，我們圍繞良渚文明、石窟藝術、青銅文化等推出了多個系列，市場反響較好。但與此同時，整體圖書市場的低折扣、地方出版社缺乏“基本盤”等現實壓力始終存在，我們面臨愈發明顯的印數焦慮和庫存壓力。因此，在做書時，我們更關注內容與讀者興趣點的連接，更注重裝幀設計、版式表達、圖像敘事等視覺創新，也越來越重視文創延展、短視頻宣傳、直播帶動等手段，把營銷視為與內容生產同等重要的部分來布局。

以文博出版為例，即使賽道還算熱門，也并非所有圖書都能順利轉化為市場表現，我想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當前的讀者，對選題的獨特“發力點”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我們必須在表達方式上創新，通過跨界、場景化、知識可視化等方式提升內容的易讀性和吸引力。比如我社 2024年獲得“中國好書”的《形理兩全：宋畫中的鳥類》，讓鳥類學家與宋畫相結合，這種跨界方式讓專業內容更具新鮮感和傳播力。第二，選題應該注重品牌化、系列化，以減少單本圖書對市場波動的依賴。我們策劃的“線索”系列，以“線繪”“線圖”方式幫助讀者更清晰地理解文物與文明，已出版有《良渚玉器線繪》《獰厲與肅穆》《中華禮制文明的發端：圖說良渚玉器》等。品牌化有助于提高讀者黏性，是出版社穿越周期的重要方式，但系列出版周期較長、更新節奏不夠穩定，也會影響品牌的持續發力，這是我們正在面對、也需要逐步優化的問題。第三，我想特別談談編輯工作的“邊界”問題。目前行業越來越強調“編輯要做營銷”，甚至認為編輯應該把一半以上時間投入運營。編輯既要與作者深度討論內容、負責編校、審讀，又要參與裝幀討論、撰寫宣傳文案、策劃短視頻、參與直播溝通，甚至親自下場做推廣。這反映了行業變化，但過度外延的工作也加劇了專業能力的分散。因此，我們或許需要重新討論如何在編、印、發全鏈條中找到合理分工，使編輯不至于被無限擴張的營銷工作淹沒，這不僅是效率問題，更關乎出版行業未來的專業性是否能夠持續。

未來在出版上，我們要在表達上持續創新，讓專業內容更具可讀性、更具跨界聯動性，讓圖書成為一個文化體驗生態的一部分；優化內部協作機制，建立更專業化的編輯與營銷分工，以提高整體效率和行業可持續性。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官方微信公眾號和編客實驗室微信公眾號都是我的必看內容。前段時間看了編客實驗室的文章《眾籌金額高達445萬元，經典書挖掘如何出爆款？》，讓我受到很大啟發。“天作紅樓”眾籌獲得 3000多位讀者支持、籌集445萬元，刷新了我對經典名著，尤其是公版書再開發的認識。在編輯一線，我們往往把公版書當成“成熟品類”——無需投入太多即可推出市場。然而這篇報道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應該把公版書的再出版當成全新的出版項目，讀者愿意為真正高質量的經典買單，公版書的競爭也可以不圍繞價格進行。

最后，期待《中國出版傳媒商報》今后繼續為出版人提供優秀的深度案例和行業觀察，陪伴行業不斷前行。祝商報70周年生日快樂！

古籍編輯的堅守與AI時代的思考

■胡寶亮（岳麓書社重點項目部編輯、副編審）

我是負責重點項目的編輯，對市場圖書關注較少。就我而言，積極策劃、申報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與國家重點出版物規劃項目，并做好重點圖書的編輯工作是第一位的。

今年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我申報的《稀見明清茶馬互市文獻三種校注》獲得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的資助。《稀見明清茶馬互市文獻三種校注》的整理者是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暨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中心副教授何強先生。該書共收錄三種稀見明清茶馬互市文獻：萬歷《歷朝茶馬奏議》、順治《歷朝茶馬奏議》、《關隴集》，其內容多為正史、政書、個人文集、地方志等文獻未曾記載或僅簡略記載的材料，是研究明代及清初茶法、馬政與茶馬互市的第一手史料，對研究明清易代史、明清邊疆史、軍事史、民族史、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等有重要參考價值。

編輯古籍與策劃、申報選題一樣，也是我日常最重要的工作。今年，我編輯的最有價值的圖書是《陳士杰集》，該書系是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項目《湖湘文庫續編》的一個子項目，是晚清山東巡撫、湘軍重要人物陳士杰（湖南桂陽人）的文集，包括奏議、書札、傳記、散文、詩歌等，特別是其書札，其致書對象多是當時的軍政官員，如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彭玉麟、李鴻章等人，信札中透露了大量政務、軍務及官員交往的細節，史料價值甚高。我想，《陳士杰集》面世后，一定能引起清史、近代史研究者的關注。

當前，AI技術突飛猛進，各種AI審校工具也陸續問世。AI審校工具的出現，對編輯來說無疑是個重要助力。我經過實踐與對比，感覺對審稿切實有效的有數傳、銳盾、蜜度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5月下旬接觸并使用數傳產品后，其在語法、知識性乃至古文標點等方面的糾錯能力令我非常佩服。數傳能有效地幫助編輯發現書稿中的各類錯誤，對編輯的幫助非常大。編輯如能在大量的藍色與紅色印記中準確發現有價值的修改，對編校書稿是大有裨益的。當然，這里有一個編輯適應并熟練掌握的問題。我堅信，編輯認真、正確地使用AI審校工具，是會很有助于提高圖書編校質量的。

這兩三年來，多蒙《中國出版傳媒商報》關懷，我在商報刊發了多篇小文，有談古籍整理與數據庫應用的，有談AI審校工具的，有談求職經歷的，有談年終感想的。這些小文不過是獻芹之談，但還是希望能對同人有些許幫助。我最喜歡的欄目是編客實驗室微信公眾號，這個欄目能看到很多有理想、有想法的中青年編輯的優秀事跡和奇思妙想，令我受益匪淺。愿《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越辦越好，給編輯們打造一個美好的學習園地和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