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華語文學巨擘，白先勇以其細膩婉約又略帶挽歌情調的筆觸，創作出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作品。它們大多聚焦于臺島一隅，書寫往日名流們令人感喟的今日生活，從《游園驚夢》到《永遠的尹雪艷》，莫不如是。然而，這兩篇作品又同中有異——如果說前者重在通過意識流技法強化人物命運的今昔對比，那么后者則是將旁人命運的“巨變”與主角尹雪艷的“永恒”并置。相形之下，《永遠的尹雪艷》更顯出幾分難以撫慰的蒼涼。

小說中的尹雪艷無疑是一個身具異質性的“他者”：隨著時代社會的驟變，文中的配角們大多遭遇了巨大的身份起落，但尹雪艷的地位及其魅力卻始終巋然不動。在他人眼中，尹雪艷無論何時都優雅端莊，舉止得體，似乎外界的一切變化都與她無涉。

但事實上，尹雪艷及其“永恒性”是被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乃至于作者本人）塑造出來的。從敘述角度看，小說看似采用了全知視角，卻始終沒有觸及尹雪艷的心理世界，只是將其生活遭遇及旁人對她的評價如實呈現，而作家本人并不對此加以臧否。于是，尹雪艷的“永恒”與不變，就在閑雜人等“變化”的襯托下顯現出來。就像小說開頭所說，那些曾經為尹雪艷豪擲千金的“五陵年少”們，“有些頭上開了頂，有些兩鬢添了霜”，有的謫居降職，也有的驟然煊赫，但“不管人事怎么變遷，尹雪艷永遠是尹雪艷”。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當變化成為主流之后，不變的人就成了別人眼中的“他者”，尹雪艷這一“他者”在魅力無限的同時，也藏著某種神秘的危險。正因如此，有些男人視她為禍水紅顏，有些女人則對她暗中妒羨，但更多的人沉迷于這種神秘。就這樣，在他人的打量與評價中，一個“永遠的尹雪艷”便被塑造了起來。

尹雪艷的“他者”形象之所以迷人，或許還因為她的身上承載著一個城市（上海）的鏡像。對于這點，作者在小說中幾乎給出了明證：“好像尹雪艷便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恒的象征，京滬繁華的佐證一般。”在這個意義上，白先勇筆下的尹雪艷又可以和王安憶筆下的王琦瑤兩相比較，她們同為上海舊都市的鏡像，同樣是獻給過去的一曲挽歌，卻以近乎截然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如果說王琦瑤是偶爾從“變化”之內抽身而出，進而窺探“變化”本身，那么尹雪艷則是始終獨立于“變化”之外，以一種“我自巋然”的狀態靜默旁觀。可以說，恰恰是這種超然的旁觀深化了小說的悲劇性，也讓讀者得以從尹雪艷的“永恒性”中握住幾縷舊時代的殘影。

當然，尹雪艷的“永恒性”并非作者強行賦予，而是通過小說中的“重復”因素體現出來。與尹雪艷相好的人，最后大多難逃慘淡的命運——棉紗財閥王貴生、金融巨子洪處長、臺北新貴徐壯圖……他們先后與尹雪艷結交，也一一湮沒在時代的塵埃里。這些人與尹雪艷交往的故事構成了一個環形結構，而尹雪艷則居于這個結構的中心，成為整個圓環轉動的動力。

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希利斯·米勒提醒我們，重復不僅制造了文本內部的循環，還使意義始終處于延宕狀態。這一觀點強調了小說“重復”結構背后的變化。尹雪艷與幾個男人的故事，從結構上看具有一致性，卻也內蘊著各不相同的質素——有人是想借她追求刺激，挑戰“煞星”的讖言；有人是想借她裝點門楣，作為自我身份的體現；有人則是將對舊日上海的夢幻向往投射在她的身上，視之為往昔繁華的象征……

及至小說結尾，關于尹雪艷的故事還在繼續：“吳經理又帶了兩位新客人來。一位是南國紡織廠新上任的余經理；另一位是大華企業公司的周董事長。”從王貴生、徐壯圖到余經理、周董事長，人們帶著各不相同的欲望和目的前赴后繼地奔向尹雪艷，預示著這個永恒的圓環結構仍在繼續轉動。許子東認為，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國的變化，唯有魯迅看到了中國的不變。從這個角度看，白先勇則是把握住了時代變遷下欲望的恒定不變，并將各色人等的欲望投影到主人公尹雪艷的身上，使這個神秘又優雅的女人成了旁人欲望的客觀對應物，同時也闡釋了欲望的難以實現。因此，“永遠的尹雪艷”事實上也可理解為“永遠的欲望”，以及這種永恒欲望的幻滅。

李歐梵在其著作《上海摩登》中，以不無感傷的筆調追憶了那個已然逝去的老上海，對于此種情緒，白先勇、王安憶等人或許亦會心有戚戚焉。然而，王安憶筆下的王琦瑤已經在公寓中孤獨地死去，白先勇筆下的尹雪艷，是否依然美麗如初，永恒不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