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承認，要想在差不多已經被作家們深耕過無數次的“文革”題材領域翻出那么一點新意來，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南飛雁短篇小說《八米房》（載《收獲》雜志2025年第6期）的引人注目，恰巧就集中體現在這一點上。

雖然一開始，敘述者就強調，“按老藺的說法，他跟臺灣扯上關系，是在夏天，至于哪一年，倒記不清了。”但等到故事情節差不多推進到一半篇幅的時候，卻又出現了這樣一種明確的時間表達：“自從借調到場部政治組，老藺沒少寫稿子，還應邀去過一趟福建，給前線廣播電臺送稿。那是他第一次出遠門。老藺說那年距離花園口發大水整整三十五年。”眾所周知，花園口發大水的那一年，是全面抗戰爆發后的第二年，也即公元1938年。1938年加上三十五年，故事發生的具體時間，其實是1973年。如此一種情形，雖然稱不上自相矛盾，但也顯得有那么點饒有趣味。不僅如此，作品所集中講述的，雖然是那個非常時期的苦難生活，但在基本的敘述腔調上，卻總是會在字里行間透出某種帶有戲謔意味的幽默色彩。比如，“山叔魁梧，身子沉甸甸的，目光沉甸甸的，說話也沉甸甸的，別說一個年輕女同志，就算真來了一個排的年輕女同志搶喇叭，也搶不過真當過排長的山叔。”連用三個“沉甸甸”不說，而且還要設想一個排的年輕女同志搶喇叭的那種情形。如此一種敘述話語，戲謔與幽默色彩的具備，可以說早已溢于言表。與此同時，需要注意的，還有小說標題“八米房”來歷的巧妙交代。作為故事的主要發生地，“八米房”可謂承擔過諸多功能。首先是會場：“八米房是九分場的地標建筑，寬八米，長二十五米，解放前就有了，當過倉庫，住過壯丁，辦過醫院，做過車馬店，安置過難民，眼下臨時騰空當會場。”然后，是主人公老藺的出生地：“生我那天，幾個姑奶姨奶圍著你奶奶，在八米房東山墻南角，有的我。”接下來，又是花姑緊急搶救藺氏家族食物中毒者的地方。再有就是，臺灣那邊的來信中，竟然也會把八米房當作自己的老宅：“把‘藺兄運來先生’當成了親人，把八米房當成了老宅，把藺家坡當成了故土。”顧名思義，這一特定場域之所以被稱之為“八米房”，主要因為它的寬度為八米。在作家南飛雁筆下，這個“八米房”既是苦難的見證者，同時卻也見證了人道層面上的歷史溫情。

肯定是拜那個特定歷史年代所賜的緣故，作品中的苦難集中體現在這樣兩個方面。其一，由于老藺過于貪戀與紅枝的私會，故意拖延跨過穎河老橋的時機。結果只能是事與愿違，竟然被周叔帶來的兩個場部民兵抓了個正著。這樣一來，一直受庇護躲避被“開會”命運的老藺，便在劫難逃地必須被帶回場部，在八米房接受“開會”的命運。不能不指出的一點是，這里的所謂“開會”，也就是批判會的意思。在當時，由于“出身復雜”，屬于被“控制使用”對象的緣故，如同老藺這樣的身份特殊者，必須時不時地接受來自于革命群眾的批判。其二，意外遭到“開會”不說，關鍵問題還在于，由于“開會效果不理想，老藺還會被盯著不放”。怎么辦才好呢？幾位藺姓長輩最終商量的結果，是利用在場部政工組工作的衛紅旗衛叔手中的權力，把他設法借調到政工組，在“控制使用”的名義下寫稿子。沒想到，由于他工作表現出色，極有可能被“以工代干”的時候，卻偏偏就有人以匿名的方式檢舉。既然有人檢舉，而且老藺他們也一時間拿不出切實地證據來，所以，“就灰溜溜回來了，還是開拖拉機，還是‘控制使用’”。遭受這一打擊后的老藺，所強烈感覺到的，就是一種對人生的絕望，唯其絕望，也才會是“他哭，拖拉機也哭，夜色無邊無際，平原無際無邊，彌散的只有他和拖拉機的哭聲。”這里的一個妙筆，就是拖拉機竟然也會與在感同身受的情況下陪同主人一起哭泣。

與苦難緊密交織在一起的，是一種殊為難得的歷史與人性的溫情。具體來說，這溫情，也集中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其一，是文伯的想方設法讓老藺避開“開會”。不僅總是在名字的問題上打馬虎眼，而且還總是要安排他這個“孩子乖”到平頂山去拉煤。具有反諷意味的一點是，文伯竟然還特別振振有詞：“不讓五一去讓誰去？讓他一個出身復雜的壯小伙在家，讓老貧農去吃苦？運動好幾年了，你們就這階級感情？”其二，是老藺被帶到八米房“開會”的時候，不僅文伯一下就學了一個多小時文件，而且藺運來、藺運好、藺運山他們藺氏家族的幾位，硬是在臺上不管不顧地東拉西扯，最后徹底打亂了批斗會的節奏。其三，眼看著老藺僥幸躲過那一次在八米房的批判鋒芒后就要在劫難逃，藺氏家族的幾位竟然極富智慧地想出了讓衛紅旗衛叔把他借調到政工組從事對臺宣傳工作的錦囊妙計。其四，老藺的對臺宣傳工作，之所以能夠搞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因為有文伯他們及時提供的那九個去臺人員的名單。有了這九個人的存在，老藺才能夠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問題在于，就在他不僅工作順利，而且眼看著就要因此而“以工代干”的時候，卻發生了一次情況極其嚴重的被匿名舉報事件。舉報的焦點，集中在了那九個去臺人員身上：“有人舉報，說老藺寫稿的那九個對象全是編的，而且指名道姓說是文伯編的，他不惜欺騙組織，欺騙上級，除了妄圖包庇老藺，說不定還想破壞祖國統一。”老藺之所以被迫再次成為拖拉機手，正是因為這一次的被舉報。但也就是在這一關鍵的時刻，奇跡突然發生。一個名叫梁生明的人，突然給藺運來寫來了一份熱情洋溢的信件。不僅是這一封，此后竟然還陸續有航空信從臺灣那邊寄來。從根本上說，正是這些源源不斷寄來的信件，徹底改變了老藺以及文伯他們在劫難逃的不幸命運：“老藺說他也好，紅枝也好，文伯們也好，在比葉子還稠的日子里，都像是這一捧蝌蚪，‘被命運掬起，走投無路之際重歸于水’。”問題的要害處在于，難道說那九個人真的是一種實際的存在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卻原來，事情的真相是，一個老家為河南新鄉的大夫，當年“沒少去藺家坡，在八米房治過病救過人”，被不幸裹挾到臺灣后，不僅留心到了署名為“藺勞動”的稿件，而且還陸陸續續記下了那九個人的名字。是他，在深懷思鄉之苦的情況下，以冒名的方式“替梁生明們寫了家書，只想聊以慰藉海峽那邊的親人”。沒想到的是，他的如此一種行為，竟然歪打正著地改變了老藺與文伯他們的不幸命運，真正成就了一段“被命運掬起，走投無路之際重歸于水”的人生傳奇佳話。倘若說藝術想象力是關乎小說寫作思想藝術成敗的一個關鍵性命題，那么，在短篇小說《八米房》里，最能見出作家南飛雁非同尋常藝術想象力的一點，就是關于臺灣來信合乎邏輯的想象與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