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亦桐，女，二〇〇二年出生，江蘇常州人。復旦大學MFA在讀。散文《扁豆長在樹上》發表于《青春》雜志，入圍第九屆“青春文學獎”散文組。

上海有一條金壇路——我知道這件事時很驚訝，從來沒有想過家鄉小城竟然還有資格用來命名一條上海的街道。如果這條路真的以金壇這座城市命名，那么它一定很有些年頭，因為一九八三年金壇縣被劃入常州市，一九九三年又撤縣改市，二○一五年撤市為區，并入常州市，而上海甚至沒有一條路以常州命名。但當我檢索這條路命名的由來時，我發現這只是一個諧音笑話。一七三○年江蘇巡撫設立的“分巡蘇松道”從蘇州搬遷至上海縣，改名為“分巡蘇松兵備道”，俗稱“上海道”，道臺衙門南門前的路則被稱為“道前街”。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上海光復起義后，上海道被革命政府警察廳取代，“道前街”變成了“警廳路”。解放后，警廳被取締，而“警廳路”則由于諧音，變成了“金壇路”。

這個諧音帶有一些微妙的幽默，“警”和“金”其實在發音上一個是后鼻音，一個是前鼻音，但吳方言不區分前后鼻音，因此我讀起來也覺得不奇怪。金壇本地方言屬于吳語區太湖片毗陵小片，我小時候和爺爺奶奶住，學了一口本地話，即使被母親糾正過，即使上學后就生疏了本地方言，但到現在日常口語中也不區分前后鼻音。事實上，我的耳朵幾乎聽不出前后鼻音的區別，因為我一直生活在前鼻音的環境里，我能通過普通話水平測試，是因為在考試前感冒了，短暫地獲得了發出后鼻音的能力。

金壇路離黃浦江很近，向東九百米就是復興東路渡口，可以坐輪渡過江。復興東路渡口往北不遠就是十六鋪水門，提供黃浦江游覽服務。我在上海坐過一次輪渡，是二○一○年世博會的園內航線，父親帶我擠到甲板上去看江景，但在七月的陽光下，水面過于刺眼，我第一次坐船，感覺頭暈目眩，父親一個勁地擺弄佳能相機幫我拍照，這是母親交給他的任務，但回去后發現照片嚴重逆光，只有明亮的水和黑色的我。

我作為觀光客對黃浦江沒有什么感情或期待，我覺得黃浦江和金壇那條穿城而過的運河沒有什么太大區別，只是更寬、更渾濁、更忙碌，甚至它們都發源于長江。河流是我所熟悉的，金壇河湖眾多，在清代康熙年間編撰的縣志（以下簡稱康熙縣志，區別于民國重修后的金壇縣志）里，金壇“百里之境，水居其四，山居其一”，很多河湖留存至今。從北到南貫穿城區的丹金漕河前身是荊溪，可追溯到宋代，連通丹陽、金壇和溧陽三縣，北接京杭運河，南抵溧陽市區。丹金漕河西部的一段支流通濟河在城外有一小股南北向支流，途經后陽鎮的一段被稱為后陽河，我小時候生活的村莊就在后陽河畔。

在康熙縣志里，出城西門不遠有“后陽干”，“干”是山隴之間的平地，從方位和地形上都與現在的后陽鎮對應，并且這個稱謂由語言頑固地保留下來。奶奶稱去鎮上買菜為“上后陽干”，她可能從來都不知道，她和某個康熙年間生活在此的人分享著一種相似的地理觀念和生活空間，去金壇城區對她而言就是遠游。這種情況會令人感到迷惑，因為村里的人只籠統地稱呼后陽河為“大河”，而鎮上街道命名也很隨意，在河北邊就叫沿河北路，在河南邊就叫沿河南路。我沒有仔細地統計過，但恐怕金壇有許多這類重名的街道，河把人們搞昏了頭。我曾經和村上一戶外地打工人家的小孩交上朋友，但幾年后他們搬回了老家，大人告訴我他們回河北去了。奶奶帶我去買菜，我看到街邊住宅門口掛的“沿河北路某某號”牌子，發現河北已經到了，就要去找那家人。我對那條不知道要算幾級支流的后陽河充滿敬意，覺得它無限大而無限長，主導了我想象空間的方式，甚至教會我死亡的概念——奶奶和我父母發生矛盾時，會說她老了就自己走到大河里去，可能這也導致了我對河的敬畏。

我在康熙縣志中的地圖上找到了許多現存的地方，金壇現在的每個鄉鎮和較大規模的村落都能在康熙縣志上找到對應的標注，個別字詞可能經過了同音改寫，許多水利設施沿用至今，兩個重要的湖泊還在承接著丹金漕河的水流，許多橋經歷了重建，但名稱依然沿用。令我在意的是，我沒有在地圖上找到外公家對應的河流。金壇的西側是茅山山脈，它分割了金壇和句容兩縣，外公家在茅山最東側，叫“九江口”，我本猜測這里可能是一處河流匯集之地，但在康熙縣志中，只出現了一個“五河口”。但根據鄉鎮的位置推斷，“五河口”顯然屬于東邊的另一個鄉鎮，距離外公家相去甚遠。

好像從我第一次去外公家起，“九江口”就一直困擾著我。我問母親為什么叫九江口，這里曾經有九條江嗎？母親說她不知道。外公家臨近山區，道路高低起伏，屋后是竹林和茶田，與奶奶家的平地水田完全不同。外公家附近也沒有一條大河，只有一個小水塘。這種地方，與聽起來聲勢浩蕩的“九江口”貌似毫不搭界。那條河，或者說那些河在哪里？

九江口有區域內最大的茶葉市場。茅山地區產茶葉，金壇的雀舌茶葉在綠茶中算小有名氣，外公的很多子侄們經營茶葉生意，附近村鎮的婦女到了采茶的季節就紛紛去茶山上打零工。但外公和外婆離茶葉很遠，他們長年都離九江口很遠，離子女們很遠，漂泊在東北的工地上做會計和零工。那片工地的目標是在黑龍江的一段支流旁建立江景住宅，那條河比金壇的任何一條河都更寬更洶涌，到了冬天河面被厚厚的冰層覆蓋，是完全不同的北國風光。

外公外婆和他們的一眾親戚并不使用本地的吳方言，他們說江淮官話，我猜測也許祖上是蘇北或安徽移民。而“九江”和“茶葉”會讓人聯想到江西九江，那么也許他們可能來自更遠的地方。這座城市接納了許多移民，外公家的口音是移民身份的象征。哪怕是爺爺奶奶和他們的親戚使用的方言也會露出一些端倪，譬如他們有時會把茄子稱為“落蘇”，而真正的本地人會說“茄\[jiá\]的”。這是因為先輩自高郵移民而來，即使在本地方言中浸淫了四五代，也難掩只言片語間流露的高郵音調。而這座城市之所以接受如此多的移民，是因為戰爭和饑荒，最糟糕的一次是太平天國時因為不肯投降而被屠城。太平軍在金壇建立了戴王府，就坐落在城中運河的西畔，坐西向東，正門對河。我上的小學由戴王府后的三四進花園改造而來，校門挨著戴王府的大門，也向東面對河，國旗桿立在王府的屋后，一道圍墻分隔兩個時空。

河流一直在，好像只是換了一批人來填這地上的空缺。丹金漕河并不寬廣，沒有人坐船渡河。我到了上學的年紀后離開村莊進城讀書，城內的河還在走船，主要是運送黃沙，會有貨船靠岸休息。我住的小區離河也就幾百米，上學放學的路上總有船在航行。貨船總是被沙石染得灰撲撲，顯出一種沉悶的軍綠色，船上的門總是漆成朱紅色，門邊窗邊牽起繩子晾曬花花綠綠的衣物，下雨時會有人給貨艙蓋上厚重的白色塑料布，幾人一邊喊號子一邊鋪開遮雨布，發出清脆的“喀啦”聲。有些貨船還兜售散裝油，隨便找一個紙殼在上面寫“柴油”“汽油”，立在河邊，好像違規，但也無人在意。河水渾濁，還會有臭味。到了我十幾歲的時候，為了治理水污染，城內的河段不再允許行船，于是河從此只有水，那些船一夜之間全消失了。我父系的先祖也許懷抱某種對生活的渴望來此，河對于他們是恩賜，他們找到一片沿河的沃土，從此耕種繁衍，接受河流的馴化。河仿佛才是這座城市真正的主宰，吹噓先祖掙下多少田產的親戚們持有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但這種頑固、長久的物理空間令成年后的我常感匱乏和逼仄，好像存在一種既定的命運，強使我接受這河邊并不夠豐富的生活。但我不可控制地想到——也許此地此河并不需要我，就像河并不在乎那些前來重建家園的人姓周還是姓趙。我和父母后來也搬離了河，但偶爾經過沿河的路段，我還是會眺望，尋找一艘并不可能出現的船。盡管外部世界的力量可以讓人或物的處境在一夕之間翻轉，我還是相信有某種堅實的東西存在，就像河分享給我的那種稱得上冷酷的耐心。

《莊子·大宗師》里說道：“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把船停靠在深谷中，把漁具藏在深水里，以為穩妥，但夜半時分卻可能被力者奪走。哪怕妥帖地安置好各種事物，仍然會體驗失去。只有世界本身不會失去，這是某種永恒的、超越了人類情感的存在。就像我在人的身上看到變化，在河的身上看到恒常。而我之所以讀到這段，是因為讀到清人陳三立的《曉抵九江作》。詩作寫于一九○一年冬詩人南歸途中，當時清政府已經簽訂《辛丑條約》，陳三立作為曾經與譚嗣同齊名的維新人士，經歷“戊戌變法”的失敗后決意遠離政治。這首七律的開頭兩聯寫夜半乘舟的旅途：“藏舟夜半負之去，搖兀江湖便可憐。合眼風濤移枕上，撫膺家國逼燈前。”經歷過黑暗而動蕩的夜航后，看到曙色從船篷中漏下，發現已經抵達了江西九江。我為應付考試要熟記詩中用典，在注釋中發現“藏舟夜半”原來是一個古奧的隱喻。

也許是詩題中的“九江”令我聯想到了“九江口”，我看到詩中的船和河湖就想到了母親和她的親戚們。母親的家族與河有更動態、更復雜的關系。我真正的外婆在我母親幼年時就去世了，那正是外公事業最輝煌的時期，他負責的磚瓦廠供應大半個縣，他這樣向我形容：“金壇每條河上、每艘貨船里裝的那些磚瓦，十塊有九塊是我們生產的。”但我想河流不會記得外公，哪個廠的磚對于它來說都一樣。外公再婚的對象是鎮上小學的代課老師，她的丈夫因病去世，她也有個女兒，只比我母親小一歲，但她把女兒留給亡夫的姐姐照顧，獨自來建立新的家庭，并且和外公生活至今。在我知道這些往事前，我只知道她是外婆，她的女兒是我的阿姨。我猜她當時作為一個后母，對我母親也沒有盡到照顧的責任，母親和她感情淡薄，她也更偏愛阿姨的小孩。當然，外公和外婆最偏愛的是他們兩人后來的孩子，也就是我的舅舅。舅舅出生時，母親已經十四歲，外公和外婆雙雙失去了公職，從此離開九江口，前往遠方的河畔。

去世的外婆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他們對外公的再娶相當不滿，對于我舅舅的出生不置可否。母親當時正在城里上學，他們輪流承擔起照顧她的責任。母親平時寄宿在學校，周末就到阿姨們家中吃飯，她現在還會懷念那段時間。但這種流動的家庭很快也破裂了，外婆的長兄，也就是母親的大舅舅，因為一場船難喪命長江。與此同時，母親的二阿姨家因為投資貨輪發家，建立起自己的船舶公司。母親的外婆受喪子之痛的打擊，很快病逝。守寡的大舅母肩負起家中生計，去母親在讀的高中當食堂阿姨，同時替人家做保姆。她和丈夫這邊的親戚們關系變得微妙，拒絕他們經濟上的援助，唯獨格外照顧我母親，也許是因為她們都經歷過重要的失去。

河就是這樣毫無道理，推動起連續的命運變化，不管好壞。母親讀了師專，十八歲回到九江口鎮上，在后母曾經代課的學校當老師。舅舅去武漢讀軍校，從長江下游前往長江中游。二○一六年的暑假，武漢洪澇嚴重，舅舅給母親打電話，說他作為在校軍官也許會被調去抗洪前線。母親不太在意，但舅舅后來一直反復提起這件事，好像他人生直到那一刻才恍然領悟河的力量。舅舅在武漢買了一套江景住宅，住宅升值了很多。后來他轉業去了南京，用賺到的錢在浦口安家，依然離長江很近。南京人喜歡把浦口區稱為江北，一道長江隔開了江北和富庶的城區，即使被冠以高新區的期待，也并沒有改變現有的格局。那套房子后來被折價賣掉，換成一套城內學區房，旁邊就是珍珠河，溝通起玄武湖和內秦淮河。珍珠河兩岸栽種櫻花，適宜沿河游覽，但自從舅舅在那兒安家后，我就盡量避免去附近的區域。我很逃避和舅舅的相處，盡管我們只差了十二歲，母親在產房生產時，他和父親、爺爺奶奶一起在門外等候。在外公外婆離開九江口的時候，他暑假常常來我家住。也許是因為母親在失去她的母親后一直流轉在各個家庭中，她覺得我也可以這樣，因此她和父親喜歡在假期時出門打麻將，留我和舅舅在家。我對舅舅的抵觸可能是某種遷怒，盡管他可能已經盡力對我好，邀請我去武漢看櫻花，去南京看櫻花。但我拒絕去。我甚至遷怒于南京，我不希望去南京上學，因為那樣的話勢必要和舅舅見面。但不算理想的高考成績迫使我去南京上學，像是河對我的嘲笑——你看，像不像一個要乘船的人卻發現某個力者偷走了船？

二○二○年九月我開始在南京讀書，大學宿舍是老舊的上下鋪四人間，我在最里面的下鋪。本科的第一夜，我的頭發一直汗津津的，皮膚發癢而熾熱，空調運行發出令人牙酸的“嘎吱”聲，舍友們逐漸睡去，鼾聲漸起。我的床兩邊靠墻，一面墻后是衛生間，另一面墻后是隔壁宿舍，墻面白漆斑駁，我好像能聽到它剝落的聲音。上鋪的舍友翻身，引起木制床板的震動，我用被子蒙住臉，害怕有木屑掉下。為什么我會在這里？我想不明白，喉嚨干癢，被子卻潮濕地貼在身上，但可能是樓上或樓下的宿舍在用水，墻內傳來水流的聲音，好像河在我的身邊。水聲或雨聲之類的白噪音常用來助眠，但我想到的是河，后陽河、丹金漕河、黃浦江、長江，還有不知道在哪里的九江。成年女性身體的含水量約為百分之五十五，我撫摸胳膊，感覺到凸起而發燙的疹塊，從手肘內側蔓延到肩膀，像皮膚上起伏的山巒，皮下的血管似乎在跳動，我知道這是急性蕁麻疹，但我不可控制地幻想，也許體內也存在一條河，在我感到焦慮不安的時候，河水也會干涸。于是我下床去喝水，水匯入我體內的河，水位上升，浮出地表的山巒重新淹沒在水下，層層波浪從食管延伸到我的心臟，直到從眼眶中溢出才停止。

二○二四年六月我本科畢業，在畢業前，我和朋友去秦淮區看一個小型攝影展。展館離光華門很近，向南兩三公里就是秦淮河，我們從明故宮坐公交車，沿著御道街向南到光華門，然后下車步行，向東走紫金路，從紫金橋上橫跨護城河，再向南走到石門坎。我看著手機上的地圖，這些地名的歷史可能比金壇的那些地名更悠久，甚至在不遠處的苜蓿園大街路北還有一個公交站叫小天堂，這真是太奇怪了，我和朋友看了都大笑，決定看完展覽就去那邊看看小天堂到底是什么模樣。

攝影展展出的是日本攝影師尾仲浩二關于上海和南京的作品，以及他二○二四年重訪南京的紀錄片。尾仲浩二在二○○四年春夏之交從日本來到上海，拍攝了世紀初的城市街景，又坐船沿長江而上，在四月九日深夜抵達南京下關中山碼頭，第二天坐擺渡船前往江心洲——彼時江心洲還是一個農業島。他還去了浦口，拍攝了浦口老火車站。時隔二十年，尾仲浩二受邀重訪南京，此時下關已經合并至鼓樓區，江心洲經歷了大規模拆遷和重建，建立起現代風格的科技園區和高檔住宅，長江上的擺渡船已經消失不見，許多渡口停運，江心洲大橋、過江隧道和過江地鐵線提供了更方便快捷的交通。當初從中山碼頭到浦口的輪渡變成了一條游覽觀光路線，紀錄片里的尾仲浩二被眾人簇擁著走到游輪的甲板上看江景，當大面積的水作為背景時，畫面不可避免地有些逆光，尾仲浩二和甲板上觀光客們的臉變得暗沉，就像那些我在黃浦江渡輪上的照片。

我站在展廳里，感覺有一些酸楚。我在南京四年只真正見過一次長江，在二○二三年四月九日，和尾仲浩二的航行剛好間隔十九年。舅舅當天硬塞給我一張長江潮音樂節的門票，執意要我去聽。我對流行音樂沒有什么興趣，但推脫不掉，只能匆匆坐了快兩個小時的地鐵抵達江北新區。音樂節就設在江畔的揚子江生態公園，公園步道旁就是沙石河灘，江水拍打河岸，貨船駛過時發出悠長而低沉的轟鳴。我來得太晚，只能站在很靠后的位置，看不清臺上的樂隊，身邊樂迷的歌聲比音響更響，我聽完三首歌就覺得很累，感覺被擠得有些缺氧，在嘉賓輪換的間隙中努力擠了出來，走離表演區很遠才找到一張長椅坐下，慢慢調整呼吸和心跳。

坐在長椅上可以看見對面的江心洲，高樓撐起的天際線讓它看起來就像是一座浮在水中央的繁榮城市，再遠一些就是渡江紀念館和三汊河，我對著地圖努力向南眺望，在住宅樓群的背后應當是寶船廠遺址公園。貨輪一艘又一艘地從我面前駛過，大部分和記憶中行駛在丹金漕河上的那些貨船形制相像，只是體型更龐大，船艙漆成墨綠色，門是朱紅色，在門外和窗戶外晾著許多衣服和毛巾。

我坐在江邊想到明初人高啟寫過一首《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如今登上雨花臺很難望到氣勢雄壯的江景。一個明代人懷著某種“郁塞”心情登上城南雨花臺，尚且“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煙落日之中來”，從始皇埋金斷王氣想到三國爭霸，最后感慨“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國”，明朝的建立使得“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但高啟最后被朱元璋下令腰斬而死，而南京的長江上已經架起四座跨江大橋，還有一座在建，連江底也有隧道，可音樂節的周邊還是大片大片的荒地，舅舅賣掉的那套江北住宅還在不斷地貶值。也許人生軌跡不像改造地理，可以只憑借外物和努力來實現抵達，需要經受更多的考驗和陰差陽錯，有許多力者在暗中窺視，稍不留神就會失去些什么。

等我回過神時，我和朋友在展覽中消耗的時間比預想中長了很多，太陽已經西斜，我們從苜蓿園大街南坐59路公交車一路向北，下一站就是小天堂，我和朋友伸長了脖子向路邊張望，卻只能看到成片的舊式住宅樓沐浴在夕陽的光照下，是世紀初的遺物。街邊的理發店掛著“發型設計工作室”的門牌，但里面黑洞洞，旁邊是一家治療灰指甲的店鋪，再有就是菜鳥驛站和沒有門牌的超市。小天堂是這樣的嗎？我和朋友覺得很幽默，我說：“哪怕這里有一家天主教堂呢？那樣還更合理一點。”朋友笑得咳嗽起來，司機從后視鏡里看了我們一眼，我們到中山門后就頂著他奇怪的目光下了車。

我試圖模仿尾仲浩二，在離開南京后慢慢整理我在南京拍攝的那些照片，看到那天拍攝的路牌，忍不住去搜索“小天堂”的來歷。原來這就像上海的金壇路一樣，和“天堂”其實沒有一點關系。明代的南京曾在光華門（那時還叫正陽門）外建立圜丘，也就是天壇，而南京方言里“ɑn”“ɑng”不分，“天壇”就被叫成了“天堂”，也就有了附近的天堂村等地名。攝影展所在的石門坎則因為明朝遷都北京后，天壇衰落，石質建筑倒塌影響交通而得名。

金壇路、小天堂都找到了，九江口又在哪里？我在康熙縣志里沒有找到任何“九江口”的記錄，在民國縣志的地圖上也沒有找到“九江口”的標注，但在《山水志》中找到了對九江口附近花山的記錄：“由茅山而東南分一支二十里為化山，又東南十里為屯山，其一支西北行為花山。”又在《坊里》中找到了對“九江口”的記錄：“七村曰：楊橋村、大母墩、咀頭村、后初頭、車山口、大崗頭、九江口者，為鳥字圖者。”屬于“大壩頭”區域，而現在依然有“大壩頭”的地名，我猜測這里的“九江口”應當就是現在的“九江口”，但我還是沒有找到任何“九江”或對“九江口”地名由來的解釋。

我從學校圖書館借到了一九八二年編撰的《江蘇省金壇縣地名錄》，里面的金壇地圖詳細標注了每一個村落，我在“九江口”附近找到了“楊橋”“大姆墩”“咀頭村”和“車山口”。在《花山公社》一章中，九江口和車山口、石橋頭都屬于農山大隊，“農山”是因為該地發展農業而取“農”字，因駐地車山口而取“山”字，對于“九江口”的解釋則是：“以村東南一山崗名而得名。”這令我大失所望，我對于“九江”和“水”的聯想落空，但哪里又有一個山崗叫九江呢？

我翻遍了縣志也沒有找到一座叫“九江”的山或者崗，民國時大壩頭治下七個村中，消失在近現代的“大崗頭”讓我猜測也許在九江口附近曾經有山崗，按照江淮官話的發音，“九江”讀起來近似“九崗”或“舊崗”或者“右崗”。如果“石橋頭”對應民國時的“大崗頭”，那么根據方位來看，“九江口”位于它東側，真的在大崗頭的右側。

但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測，我很難找到清代或民國時詳細的金壇地圖，但總之，我的河變成了山，關于“夜壑藏舟”的想象終究只是想象而已。《永隔一江水》里唱道：“我的生活和希望/總是相違背/我和你是河兩岸/永隔一江水。”我只能接受現實，和九江口就這樣永隔九江水。

河總是這樣捉弄著我，但在和它的周旋中，我發現河也并非恒常。黃浦江很晚近才成形，而它的前身吳淞江、虬江和許多源流都已經萎縮乃至消失。丹金漕河曾經歷過很多次的淤堵和清淤，現今的城內河道在一九三五年時只能維持小木船的航運，水面寬只有八米左右，一九五一年疏浚城內河道，又將城外的老鴉塘（前身可追溯到元代至元年間修建的南壩）河灣開直。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的疏浚則把城河全面拓寬，水面寬度達到了六十米，兩岸高十米，為開河而拆除了二千五百九十三間民房。最近的一次大型疏浚是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年，將河道底寬開挖至二十米。如此種種，才有了我所見到的丹金漕河。

本科畢業典禮結束后我回到金壇，從我和舅舅曾經住過的河邊小區，沿著河一路向南散步，從沿河西路過北新橋走沿河東路，到和南環一路的交叉口時，向東拐進漕河旁的公園，沿著分支下丘河走濱河路，濱河路全長兩公里，走到頭再往南走一公里多就能到家。從沿河西路快要過橋時，我看到有一個人撐了一條老式木船在對面的河岸下打撈水草。不知道從何時起，河面上用網格栽種水生的菖蒲，大概是為了凈化水質吧，菖蒲們正在開橘紅色的花。我突然希望這段城內河流可以像南京的秦淮河或者玄武湖一樣，開發一條游船航線，那我愿意花錢租一艘小黃鴨船飄蕩上一整天，不知道河會不會因此不高興，但如果真的在這條河上放置游船，我猜會很容易丟失，即使派人好好看管，也可能在某個夜晚失去一兩條船。誰會在夜半竊船而去呢？誰會登上一艘夜航船呢？我只是掏出手機，聚焦在河面上，把光圈調小并降低曝光，然后拍下一張清晰的河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