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正如美國語言學者馬提索夫所說：“世界上沒有別的語言像漢語這樣研究得這么深，研究的時間那么長。”

中國語言學的起源與發展，與西方語言學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語境和學術動機，其源頭并非出于對語言本質的哲學思辨，而是服務于解讀經典文獻的實用目的。漢字是形音義的結合體，傳統的中國語言學根據漢字漢語的特點形成了訓詁學、文字學和音韻學三個學科，統稱為“小學”。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語言學思想傳入中國，與傳統語言學發生碰撞，有識之士開始對中國傳統語言學進行總結與反思。章太炎先生在《論語言文字之學》中認為“小學”這一古稱應當改為“語言文字之學”：“語言文字之學，古稱小學……合此三種乃成語言文字之學……其實當名語言文字之學，方為塙切。”這種觀念體現出當時學者對傳統語言學現代化的向往，也標志著中國語言學開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當下，中國語言學一方面承載著綿延數千年的文字與訓詁傳統，另一方面面臨著經濟全球化與人工智能時代的全新挑戰。如何走出一條既扎根傳統又面向未來的發展路徑，構建兼具中國特色與世界意義的語言學知識體系，是亟須深入思考的重要課題。

許慎、段玉裁等的歷史貢獻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文字中，漢字是唯一綿延數千年沒有中斷的，原因是什么？對此分析討論眾多。有從經濟文化關系切入，有從地域角度著手，有從民族融合分析，還有從政權更替考慮……而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漢語言文字學有著悠久而璀璨的發展歷史。

東漢許慎花費二十余年完成的《說文解字》一書，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奠基之作。關于此書的緣起，要從許慎觀察到的漢字發展情況說起。春秋時孔子有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在孔子活動的時代，已出現了載籍散佚的情況。到許慎所處的東漢時期，漢字書寫形式與意義都出現了不少混亂甚至消失的情況。正是有感于“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的現狀，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

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

從這段論述中，我們既可以清晰理解漢字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意義，也得以一窺許慎的雄心與抱負。他對語言文字的社會價值理解清晰而深刻，希望通過闡釋漢字的類型、揭示漢字的含義、呈現漢字意義演變的趨勢，讓漢字、漢語的形音義完整準確地保存下去。

《說文解字》是中國第一部系統性字典，構建了字典的范式，同時分析漢字結構，創建六書理論，構建了漢字學。《說文解字》雖不足14萬字，卻保留了大量的古音、古訓和典章制度等材料。許慎以其宏大的學術視野、廣博的內容涉獵，賦予了《說文解字》跨領域的影響力。《說文解字》堪稱一部古代百科全書，后世諸如歷史學、文獻學、考古學等方方面面都可以從中汲取營養。

南北朝文學家顏之推評價《說文解字》：“大抵服其為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顏之推認為，如若沒有許慎的說解，人們恐怕不會了解漢字的“一點一畫有何意”。

中國傳統語言學詞義與字形不能分離。在漢字學方面，許慎關于“凡某之屬皆從某”的部首理論，揭示了漢字以類相從的建構模式；“同意”理論揭示了古人造字的同一思維模式。許慎創建了漢字的整體理論框架，讓后人知道如何仿造、如何類推，使漢字生生不息，對中國文字乃至東亞日本等國文字都有影響。誠如清代學者王鳴盛所說：“《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

現在研究漢語的學者依然不能離開《說文解字》，而且隨著資料的豐富、手段的更新，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部著作的可貴與偉大。

《說文解字》誕生1700年后，接力棒交到了清代學者段玉裁手中。段玉裁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對《說文解字》進行了注釋工作，撰就了體大思精、約150萬字的《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的這項工作貢獻巨大。首先，他揭示《說文解字》的說解義理，歸納其體例，讓后人了解許慎的用意；其次，在造字義的基礎上，揭示其特征義，而特征義進一步詮釋了先民用字的基因；再次是揭示東漢以來詞語的演變軌跡，強調其意義發展的內在邏輯性。《說文解字注》構建了文字學和傳統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其科學性和系統性遠超同時代學者，堪稱中國古代語言學理論化的里程碑，故清代學者王念孫贊嘆“千七百年無此作矣”。

可以肯定的是，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在同時代世界語言學家中具有領先地位。這里試舉兩點：

首先，段玉裁明確闡釋了語言研究的基本理論方法。1791年，段玉裁在為王念孫《廣雅疏證》所作序中就提出了研究漢語的理論主張：

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為古，則漢為今；漢魏晉為古，則唐宋以下為今。圣人之制字，有義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于得義，得義莫切于得音。

這里段玉裁談到了他對語言文字形音義關系的認識。“三者互相求”屬于共時，“六者互相求”屬于歷時。周全且辯證，簡練而明晰，完全可以作為漢字研究的基本理論方法，這一理論比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共時歷時理論”早一百多年。

其次，段玉裁對“語言”和“言語”的區分與現代語言學觀念高度契合。現代語言學嚴格區分“語言”和“言語”。人們普遍認為是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最早提出區分“語言”和“言語”。而我們通過觀察段注中的相關說法，可以看出段玉裁對“語言”和“言語”的使用范圍是清楚的，已經具備了清晰的“語言”與“言語”的基本觀念，但是未能產生明確的定義表述。凡此類型，屬于古人的“潛理論”，需要我們去細心發掘、闡釋并加以弘揚。

中國古代的語言學家有豐富、獨到的語言學見解，有適合漢語實際的研究方法，有系統的眼光以及融會貫通的思路，還有豐富的語言實踐；但是由于種種局限，他們往往長于事實分析，將主張和觀念融入或散于對具體詞語的分析中，很少有專門的理論性著作。我認為，把古人語言學研究的“潛理論”充分地開掘出來并加以系統整理，應是當今語言學界的歷史使命之一。

對古人“潛理論”的發掘與繼承創新

如上所述，發掘、歸納古人行文中的“潛理論”，是中國語言學完整知識體系建構的當務之急。

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段玉裁的相關研究已經形成了一些科學、系統、細致的語言理論。他對許慎學術的繼承和發展，值得我們學習借鑒。比如“同意”是許慎對造字思路直接分析的標志性術語之一，《說文解字》中約有30余處，段注進行了補充闡釋，大約有80余處。《說文解字》：“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段玉裁進而指出：“美與善同意。”即說明“美”與“善”的造字思路是相同的。

今年是段玉裁誕辰290周年，我們對段玉裁最好的紀念，就是進一步在他的論述中挖掘并整理其語言學理論。浙江大學前輩學人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等都十分看重傳統語言學，郭在貽老師曾通讀《說文解字注》多遍并進行深入研究。當今學者中，王寧先生的詞源理論，蔣紹愚先生的詞義演變理論，馮勝利先生的“理必”理論，都是典型范例。

我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系統提出了漢語詞匯“核心義”的理論主張，認為漢語的一個詞有很多義項，居于其核心主導地位的是本義提取出的抽象特征，這個特征義就是核心義。我們的根據就源于許慎、段玉裁的研究結論。

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就精準地提取了詞語的抽象特征義：

故凡彼此交接皆曰相。（目部“相”注）

故凡高舉曰翹。（羽部“翹”注）

凡出聲皆曰鳴。（鳥部“鳴”注）

這些“凡……皆曰”就是詞的特征義，這個特征義能夠用于許多方面，產生了詞語內部豐富的義項，是我們所說的核心義的理論基礎。

先民造字，還用已有獨體字的特征義作為偏旁創造新字，也就是其特征義施用于其他事物，從而產生同源字。這是比喻的更高層級，是古人經濟而又高度概括的造字法和用字法。段玉裁對此有很多分析。

從文字發展史角度觀之，古人認識事物的辯證精神令人嘆服，一個字含義的發展往往能夠體現這一點。比如“保”字是一個人手抱嬰兒，從母親看，是保護義；從嬰兒看，是憑靠、依托義。所以“保”的這個核心義在同源詞“（襁）褓”“（城）堡”中都有體現。段玉裁常有“其義一也”的論述，揭示了詞義間的辯證關系。我們也認為核心義體現出很強的解釋力。

運用段玉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們還提出了漢語“同步構詞”的結構規律。

所謂“同步構詞”，就是指一組詞在構詞形態和表義上完全一致。某些雙音詞產生時代不同，但是表義相同，結構方式相同，語素含義相近，我們稱之為一組同步構詞。

這里試舉一例闡釋“同步構詞”理論的功用。孫常敘先生的《漢語詞匯》（1959年，392頁）解釋“侵早”一詞為“清早”，認為“侵早”是“清早”的音變，這一結論似乎從音理上也能夠找出一點規律。但如果我們從同步構詞的角度分析，就可以看出，“侵早”就是“侵晨”，與“凌晨”等一樣屬于常見的構詞方式。這里我們舉與“侵早”密切相關的“侵晨”一詞為例。“侵晨”大約產生于魏晉時期：晉陶淵明《歸園田居》之三：“侵晨理荒穢，戴月荷鋤歸。”《三國志·吳書·呂蒙傳》：“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侵晨”就是清晨，一大早。唐代詩人使用更多，例略。

“侵晨”類時間詞在中古和近代文獻中還有不少。

有“侵曉”。《北齊書·崔暹傳》：“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后至外齋對親賓。”唐杜牧《旅宿》：“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

有“侵旦”。唐鮑溶《山中冬思二首》其一：“巢鳥侵旦出，饑猿無聲啼。”宋劉敞《奉同鄰幾詠雪》：“侵旦滿城雪，從天萬里風。”

有“侵夜”。《宋書·沈邵傳》：“時上多行幸，還或侵夜，邵啟事陳論，即為簡出。”唐薛用弱《集異記·鄧元佐》：“今已侵夜，更向前道。”

有“侵晚”。《前漢書平話》卷下：“呂胥與太后，侵晚至于未央宮，二人定計。”宋黃伯思《東觀余論》卷下《論漢晉碑》：“同舍出省后，予嘗侵晚而歸。”

有“侵暮”。宋陸佃《贈王君儀》：“讀書侵暮即然燭，為文夜坐常達晨。”元辛鈞《訾州煙雨》：“漁翁披蓑侵暮歸，家家買魚趁晚炊。”

有“侵黑”。唐白居易《馬上晚吟》：“出早冒寒衣挍薄，歸遲侵黑酒全消。”唐李廓《雜曲歌辭·長安少年行》其四：“還攜新市酒，遠醉曲江花。幾度歸侵黑，金吾送到家。”

綜上分析可知，“侵早”“侵晨”“侵曉”“侵旦”指早晨，“侵夜”“侵晚”“侵暮”“侵黑”指傍晚，這些由“侵”與時間語素構成的雙音詞都可以證明：“侵晨”類復音詞是迫近類動賓式時間詞的一種，與“清晨”在結構和讀音上實際是沒有關系的。

據《說文·人部》，“侵”本義是持帚，持帚打掃有漸漸靠近的意思。所以“侵”有迫近義，與“薄”“逼”“迫”“凌”同義，故均與時間語素組成動賓式時間詞。根據同步構詞的規則，可以證明孫常敘先生的觀點是錯誤的。由此可見，同步構詞可以驗證一個詞是否符合規律，即是否成詞、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

再比如，近些年來頗為流行用西方的“轉喻”“隱喻”理論來解釋漢語詞義的應用與變化。認知語言學認為，“隱喻”和“轉喻”不僅是語言手段，更是人類普遍的認知思維方式；語法化過程主要是以“隱喻”和“轉喻”方式演化的，“隱喻”和“轉喻”是推進語言演化的兩種重要機制。

誠然“轉喻”“隱喻”是人類普遍的認知思維方式，也正因如此，“隱喻”“轉喻”在歷史上的漢語詞義演變中是十分普遍的。隱喻，事實上就是古人的比喻（比擬）。戰國時期的《荀子·正名》就說：

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

荀子認為，人類情感相同，人們五官接觸萬物也相同，抽象出的特征自然也相同，那么以物比物、特征相似的也都相通，于是相約形成共同的概念用于相互交流。這不正是認知的相似相通嗎？兩千多年前的荀子已經有了“比方之疑似而通”的比擬認知，其實就是比喻、比擬。

王念孫也曾說“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即相同”“凡物之異類而同名者，其命名之意皆相近”。相近之“事理”和“命名之意”，就是今天更為常用的“隱喻”。

“轉喻”，事實上就是“體用同稱”。對此，許慎、段玉裁已有許多相關論述。比如：

《說文·貝部》：“買，市也。”段注：“市者，買物之所。因之買物亦言市。”

《說文·冂部》：“市，買賣所之也。”

在市場上進行的貨物交易都是“市”，無論“買”還是“賣”。而且交易貨物的地點也是“市”。這與“轉喻”常舉的“編輯”是動詞也可以指編輯者的例子，是一致的。

再如段玉裁注“司”曰：“凡司其事者皆得曰有司。”“司令”即發號施令，也指發號令的人；“司儀”就是掌管儀式，進而指主持儀式的人。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體用同稱”來源于段玉裁，在古代漢語中用于解釋這種動詞與動作者關系。例如：《說文·木部》：“梳，理發也。”段注：“器曰梳，用之理發，因亦曰梳。凡字之體用同稱如此。”“梳”是名稱，表示梳頭的工具，而梳頭這個動作也稱為“梳”。類似的，還有《說文·金部》：“鉆，所以穿也。”段注：“本是器名。因之謂穿亦曰鉆。”以及《說文·革部》：“鞭，驅也。”段注：“鞭所以毆人之物，以之毆人亦曰鞭。”

動名相因是古漢語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在以上例子中，段玉裁采用“體用同稱”理論對此作了精要準確的概括。

在實際漢語應用中，還有許多語義現象，無法用“隱喻”“轉喻”準確概括。

例如，“靠”字的古義中有“相違”和“相依”兩個相反的義項，如果只用“隱喻”“轉喻”是無法解釋清楚這種同字反義情況的。其實，“靠”字指兩人相背，因此有相違、背向義；但是兩人相背又有互相支持、支撐的作用，因此又有了依賴、憑借義。我們常用的“靠背”“依靠”皆為此義。

還有主動與被動的關系、施事與受事的關系，古人認為這是一個事物的兩端。

例如“諭”字，《說文·言部》：“諭，告也。”段注：“曉之曰諭，其人因言而曉亦曰諭。”段注告訴我們，“諭”既有告知義，也有明白、領會義。“諭”在施事方是“告知”，在受事方則是“知曉”。

段玉裁的精辟分析，本質上都是從事物的不同角度來闡釋字義，隱含了樸素的辯證精神，為后來概括為“相因生義”“施受同辭”的理論提供了依據與范例。

簡言之，西方流行的“隱喻”“轉喻”可以使用，但不應是唯一的。許慎、段玉裁等人的論述已涵蓋了“隱喻”與“轉喻”。

語言學的本土化與科學化

語言學的本土化與科學化是重要的文化議題之一。觀今鑒古，外來文化和本國固有文化通過交流而相互融合，繼之而來的常是一番新的氣象。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研究語言不能一味追隨域外，因為語言本來就有獨特而鮮明的民族性，尤其像漢語這樣形音義兼具的語言文字。在思想上學科上自成系統，需要我們立足于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同時積極吸收、借鑒外來的學說。

我們有得天獨厚的語言學資源：漢語作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語言，給我們展示了逐漸演變的線索，汗牛充棟的書籍為我們提供了無比巨大的語料庫；我們有學養深厚的先哲，提供了深刻的見識和細致入微的分析樣本。

一個成熟的中國語言學知識體系，扎根于中國語言事實，同時吸收人類語言學的優秀理論和方法，是能夠回應中國和世界面臨的重大語言相關問題的、充滿活力的開放系統。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充分吸收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成果，在研究上堅持創新性、在教學上堅持主體性、在組織上堅持引領性、在技術上堅持前沿性，同時要積極與國際語言學界交流互鑒，積極建構中國語言學的自主知識體系，深刻揭示漢語言學科的發展邏輯和內在規律，從而為世界語言學的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本文系作者在浙江大學的演講）

王云路 浙江大學敦和講席教授、浙江省特級專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訓詁學研究會會長等。著有《中古漢語詞匯史》《漢語詞匯核心義研究》《中古詩歌語言論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