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起1969年農歷六月初一那場大洪水，母親至今心有余悸。她摟著不足兩歲的我，逃命也似奔過老木橋，跑到一河之隔的孔城老街青石板路上，還沒等她站定了喘口氣，就聽得轟隆隆幾聲，老木橋被滾滾而來的洪峰連根拔了去，整個地消沒在濁浪之中。母親清楚記得她跑向橋頭時，我在她臂彎中夾著哭腔，忽地問她“要到哪兒去”。母親說那一剎慌得腳底冒煙，哪有心思來理我。但她記得這一句。我一度怕自己記下這個細節，是受了自我塑造的愿望蠱惑，又擔心是母親記憶回溯中的幻念。后來，在好多次閑聊中，我請母親確認這一幕。她說，沒錯，你這輩子說得最早的“囫圇話”（意指一句整話），就是這句。

母親沮喪地坐在老街石階上，看到對岸河堤的茅頂土坯房子，一家接一家地坍塌。塌到我家時，她忍不住嚎哭起來。讓她更揪心的是，丈夫正在洪流中拼命護著那幾件可憐的舊家具。我父親當年真是勇猛異常，他將房梁、門框和木家具，用一根粗麻繩牢牢地拴起，捆在門前盆口粗的大杏樹上。我家幾乎全部的財產，就這么順著一根繩子，在湍急多渦的洪水中，劇烈晃蕩著。好在這場過路洪水，來得急，退得也快。父親不僅沒失掉什么，還順手撈了不少箱子、凳子等漂來的“浮財”。水退了，各家忙著制土坯蓋房。母親說起那個夏天的難熬，總是搖頭嘆息。夜里，大家擠在鎮上小學的操場，晴天還能忍受，她蜷起身子抱著我，縮在一張借來的小竹榻上。蚊子、蠓蟲、螞蟥輪番攻擊，太乏時昏沉沉睡去了，倒也不覺得什么。雨夜就遭罪了，大家臭烘烘地都躲在屋檐下、走廊中。咬著牙熬過二十多天，直到全家搬回新搭的棚屋中。

桐城，處在大別山余脈趨向長江及沿江湖區的緩沖地帶上。孔城所在的東南部地勢較低，多平圩洼地，夏季常受水患之苦。我念高中的八三年仲夏，因長江高水位頂托，內澇積水無法外排，洪水久滯不去，受困的各村鎮，成了相互隔絕的孤島。那時家中已建起兩層結構的磚房，倒房的憂懼沒有了，但困了半個多月，憋得實在難受。有一個午后，我避開父母視線，一頭扎進渾濁又靜止的洪水中。

正午的水皮被烈日蒸曬得微微發燙，腳部碰到的水下，卻冰涼扎骨。內澇積水幾乎不流動，藤草雜物和小動物漚爛的怪味兒，熏得我暈乎乎的。我游了大約五六里水路，去一個同學家借來了幾本電影雜志。回途中，我右手高高托舉著這幾本雜志，單手劃水而歸。許多個夜間，半夢半醒的恍惚之際，我腦中經常閃現這個精瘦、黝黑的少年單臂劃水的瞬間。似乎那一年，電影雜志大量刊登好萊塢女性的彩色劇照。少年攥出了汗的雜志中，深藏著他的荷爾蒙爆發期對女性之美的復雜想象……這是我在家鄉生活中遭遇的最后一場洪水。因為水的圍困，孔城老街的每一塊青石板上，都透著魚鱗的隱隱腥氣。

我到過歐洲、東南亞、南美洲的許多古老村鎮，不曾見任何一處街巷的路面，像孔城老街的青石板路這么美。長約三尺、寬尺余的大麻青石鋪在街心，兩側間嵌中小石板。千百年光陰的消磨和人的踩踏，令這些石板棱角盡失，表面圓潤滑膩，內在的紋理露了出來。石板的色澤其實偏向灰褐，只在小雨浸潤之后，才顯出沉著的郁青色來。大塊石板上清晰可見一條連貫的深切轍印，是舊時常見的獨輪車壓出來的。單人推的獨輪車運糧運鹽，貧寒人家嫁女兒，也用它來送嫁妝，輪子外面往往要裝一層鐵箍，行在石板路面，嘎吱嘎吱地響著。這種獨輪車，如今幾乎絕跡了。老街兩側，現存有一百二十多幢明清木結構建筑，古舊沉郁的木色，與青石路面是再契合不過的匹配了。地方志上載：“主街一道，橫街兩條。另有七巷十三弄。街、巷、弄均為麻石鋪筑，店鋪房舍多具飛檐翹角，木樓花窗，鱗次櫛比……”沿街木屋，有的是幾進深院，廊道回環，曲徑通幽。小時捉迷藏，我進過好多家，記得其間“四水歸堂”的天井設計，光線從魚鱗狀小青瓦搭成的屋脊上，斜射下來，照見天井里厚積的蒼苔。只可惜近些年的建設出現了波折，鎮上的原住民大多遷走了。原本人聲鼎沸的老街，冷落了下來……老街的源頭，可上溯到三國時的呂蒙屯兵。到了北宋，這里已是江淮水路的一個繁華節點。清代中晚期，更見繁盛。我記得的，是七八十年代相交那幾年：天剛蒙蒙亮，沿街賣魚賣菜的、賣百貨日雜的攤子，挨著擺放，密密麻麻。鐵匠鋪、篾匠鋪、剃頭鋪子，盡數開門來趕早市。最招人的，是那幾口炸春卷、炸米餃的大油鍋，當街支著，旁邊長凳上坐滿了捧紫砂壺的老茶客。上午十點來鐘，街上人流散了大半。籮筐空了的販子們，三五成堆地開始“扯閑白”。偶爾，我母親也來賣她那兩壟地上的蔬菜。在下街頭，她的菜總是銷得最快。上小學和初中時，我每天要穿過半條青石板街，耳中灌滿了老腔黃梅戲《女駙馬》 《小辭店》的調子。不管在何地，一看見類似的老街，我心里立刻涌出小時在孔城石板街上撒野亂跑、入骨而生的那種沁涼。

鎮外的清水村，有清代散文大家戴名世的墓，本地人稱“榜眼墳”。孔城古來的高人異事層出不窮，茶館中最引人的話題，是“一儒一俠一書院”。一儒，指的就是戴名世。康熙時期，他因刊行《南山集》下獄，后以“大逆”罪被殺，這大概算是史上最有名的一樁“文字獄”了。民間傳說他的同村族人百余口，曾投塘自盡以隨其志。我還曾找他的后人考證了一番，可惜一無所獲。一俠，指的是1935年11月在天津居士林，為報殺父之仇，孤身行刺北洋軍閥孫傳芳的女俠施劍翹。一書院，是指清代曾被尊奉全國書院典范的“桐鄉書院”。明末清初“百科全書式”大學者方以智的墓，也距此不遠。多年來，我的書桌上一直擺著他的“解拘救蕩”四個字。桐城民諺曰：文不過南鄉，武不過東鄉。連方以智這般通透的大哲，據傳竟也是神秘社團“天地會”的創始人。我自小愛聽這一類任俠濟世的傳說，神魂為之激蕩。剛讀大學時，曾寫了首短詩《與清風書》，第一句就是：“我想活在一個儒俠并舉的中國”。

那時，不止想做個皂衣夜行的俠客，我還想做個走村串寨的好木匠。六七歲時我懂得了，與鎮子隔著的這三十來米的河面，其實也是一道難以逾越的“身份鴻溝”。街上住的，是些吃商品糧的人，孩子長大后，去供銷社、派出所、電影院這樣的好地方，端鐵飯碗，吃公家飯，穿锃亮的牛皮鞋。河堤上住著的，是我們這些農業戶口的，以種糧種菜為生。鎮上小學占了桐鄉書院舊址，教室是古色古香、白壁朱欄的“朝陽樓”。我曾溜進去過，在朱光潛當年坐過的座位上，待過一會兒。而我的河東小學，課桌是泥砌的，教室漏雨透風。不過我真的從沒羨慕過街上孩子。那些孩子，家里管束緊，從不敢像我們一樣在野地發瘋，只好干巴巴地眼饞我們。當我們一身爛泥，大呼小叫地在河中抓蝦，他們也想試試，但很快又縮了回去，嘟嘟囔囔地像一幫慫貨。

與我家老屋隔河相望的，是清代文人劉開的舊宅。小時天天路過，本能地覺得它是座棄宅，四周荒棘繞墻，門前巨樹垂蔭，透著一股陰森氣息，孩子們對它興趣全無。二十歲后，才知這舊宅的來歷。劉開生于乾隆晚期，自幼喪父，家貧如洗。因無錢買書，他常在書肆中站立閱讀，過目成誦。又常于放牛的間隙，在私塾窗外偷偷聽課。十四歲那年，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主講安慶敬敷書院，劉開帶著文章前去拜見。姚鼐讀后，驚嘆道：“此子他日當以古文名家，望溪、海峰之墜緒賴以復振，吾鄉幸也！”“望溪”是桐城派始祖方苞，“海峰”是承前啟后的劉大櫆，姚鼐將這少年視為振興桐城文脈的衣缽傳人，劉開自此聲名鵲起。劉開文章不“拘于繩尺”，能“取精汰粗，化腐為奇”“集眾家之美”。但他始終仕途困頓，一生潦倒，多次參試卻未能中舉。為了生計，劉開四海漂泊，耗盡心力撰文謀生，因此積勞成疾，41歲猝逝于旅途之中。

當年，劉開故宅附近，分布著許多家鞭炮作坊。70年代中后期，我父母經營著其中一座。這個行當在小鎮持續了數百年。有人說，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廣袤夜空，一半是孔城鎮的璀璨煙花照亮的。幾個省窮鄉僻壤的晦氣，被孔城鞭炮噼噼啪啪地驅散了。做煙花爆竹，主要原料是火藥和廢紙。周邊城鄉的無窮舊書，曾被當作需要清除的“文化垃圾”，一車車運到小鎮上，等待切成碎紙條兒。我家門前，舊書堆積如山——如今回望，這是多么稀罕的運氣！在別處鄉鎮，像我這樣的孩子，除了幾冊課本，全無可能讀到文學書籍。而我的舊書山幾乎無所不包，有《易經》《論語》這類的古籍，有革命主題小說如《林海雪原》，也有歐美文學的譯著。最讓我廢寢忘食的，其實是豎排版線裝的繪圖本《水滸傳》《七俠五義》和連環畫《楊家將》。裸臂刺了青龍紋的提轄楊志，身輕如燕的南俠展昭，敵血飛濺石榴裙的穆桂英：一個小男孩心中渴念的，大概正是他們的三位一體。趴在舊書堆上，我囫圇吞棗地翻過《紅樓夢》《唐詩選》，也亂翻過李義山的書、魯迅的書、陳獨秀的書。至今記得許多書頁的邊沿上，有人以蠅頭小楷，作了稀奇古怪的各種批注。

多少個繁星在天的夏夜，我手上握著舊書，躺在露天書堆上沉沉睡去。伴著我的，是河中魚躍出水的聲音，蛙鳴的聲音，小窗后父母的鼾聲……他們做鞭炮的速度非常快。沒幾天，這些舊書就會被切割，包進硫黃和黃土，在不知名的某處，在婚宴或葬禮上，在節日的夜空，炸成紛紛揚揚的碎片。

鋪開中國全圖，桐城不過彈丸之地，然而區區數十萬人口，在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間，竟產生了一千兩百多位作家，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聲名顯赫的“桐城派”。今天的年輕人，誰沒在課堂上背誦過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呢？桐城派的文學主張，是“義理、考據、辭章”，追循的是韓愈文以載道的一脈。富有意味的是，在今天的桐城，文章氣息仍存諸鄉野。路邊小攤販也好，會堂上的公務員也好，百工百業的人，多以讀書作文為榮，百姓守著“窮不丟書”的信條，文學像甘美的河水哺育著一代又一代人。在所有孩子中，我從非一個例外，文學是塑造我的重要力量。這種力量是長期的、混雜的，不是哪一個作家或哪一本書改變了我，而是整體性氛圍，風習的滋潤，給我帶來了潛移默化。一顆被農耕文明和儒家文化塑造的內心，在我17歲到上海讀書時，被深深刺痛過。上海以她的高度開放性和對西方文學審美力的徹底吸納，強烈沖擊著我，一種撕裂在我內心形成。我明晰意識到我身上“桐城”的存在，它潛伏在心底，如果它不起身沖撞，它不會如此顯形——這是“家鄉第一次在我身上真正醒來”，也是遠離家鄉之后才會發生的一次個人覺醒。我看見了我的脆弱。當我們在復旦的階梯教室中，討論如何走出中國古典文學和西方現代派“兩大陰影”之時，我比其他地域的年輕詩人，更深地陷于布羅姆所謂影響的焦慮之中。

深植在我體內的另一條粗壯根系，是我家族的血脈。20世紀六七十年代，父親是一個醒目的漂泊者，跟足不出縣的多數本地人不同，他是一個小鎮推銷員。每年有八、九個月，他操著鼻音渾濁、拗口難懂的桐城腔，到偏遠邊疆地區的中小學校推銷毛筆。他遠離自己的兒女，在我們完全無法想象之處游蕩著……我估摸這些以兔毛、豬鬃、黃鼠狼尾毛制作的毛筆，質量未必多么精良，所以父親跑得越是僻遠，毛筆的銷路，似乎就越好。我心底一直刻著一幅黑白畫：除夕的年夜飯前，我帶著弟弟妹妹站在寒風中的老橋頭，等著父親歸來。我們流著鼻涕，縮著脖子，跺著腳，仿佛聞到他從異鄉帶回的煉乳罐頭、蘋果、奶糖這些珍稀玩意兒的奇特香氣。晚上，他講那些離奇故事，在我們眼前展開一個神秘的世界，我第一次聽到彝族、溶洞、天葬這些詞兒，還有那些令人脊骨生涼的風俗……

小鎮周邊數十里內，丘山綿延。我首度登上其中一座無名山，是在2009年農歷己丑年六月十七。我披著麻衣，領著長長的親友送葬隊列，將父親送到黃土壘就、群松環繞的新居中。前來送行的人很多。父親在小鎮上積累了一些聲望。年輕時，他是那個時代少見的拖拉機手，能嫻熟地把拖拉機開到坡度很大的山梁上，會拆解、重組當時極稀罕的機械零件。給父親頭頂披了更大光環的，是老外婆的傳奇。距父親墓地只有幾丈遠的，是把他養大的老外婆的墓地。在我的家族史中，這個以白布將兩只小腳裹得高度畸形的女人，曾沿著幾個省的公路乞討，自己吃的是野菜拌谷糠，卻把討來的大米和面粉，兌換成銀子，終在孔城鎮外筑起一座小寺“迎水庵”。這座河畔小寺，一度香火鼎盛，六十年代后期被焚時，父親冒死從大火中，救下并藏起了用來支撐主殿的那根橫梁。在一首名為《兩僧傳》的短詩中，我曾寫我的老前輩“胃中塞進了幾條河的沙子”。只有一米五多、單薄得一陣風可以吹走的老太太體內，有著后人難以回望的膽氣、純粹和堅忍。

父親幼時讀過兩年私塾，他對讀書并無興趣。自十二歲起，他不得不扛起了開門立戶、養活兩個妹妹的重任。所受的白眼與辛酸，這個寡言的男人，從來都是閉口不談。但他像家鄉的同輩人一樣，偏偏愛聊他其實所知不多的文人軼事。2008年深秋，父親中風癱瘓后，又在消化道中檢出惡性腫瘤，自知來日無多，終日消沉萎靡。我們用了千方百計，想讓他輕松一點，總是沒有效果。有一個午后，忽然聽到父親久違的大笑聲，我忍不住沖到門外，只見他坐在輪椅上，攥著我兒子的手，爺孫倆笑得扭成一團。父親以病后更加含混的土話，給孫子講了方苞的故事。方苞年僅七歲時，就名動鄉里。知府微服私訪，想來考一考他。在田埂上，知府出了上聯：“稻草捆秧父抱子——”此聯形象傳神，又蘊含倫理人情。不料，方苞抬頭正見一位村婦提著一籃竹筍走過，應聲便對出了下聯：“竹籃提筍母懷兒。”意境完美契合，堪稱絕對。這段逸事自然無考，但桐城人幾乎無人不曉。多年之后，我問兒子，地道桐城土音，神仙都聽不明白，你是怎么懂的呢？兒子說，我一句也沒聽明白，是裝懂哄爺爺開心呢。兒子那年十二歲。

每年的清明節和冬至日，我都去父親墓前坐一坐。我戒煙多年，仍會給他點上一根煙，看它慢慢燒成灰。父子之間，哪怕什么也不說，依然有一種交談在發生。如今這場交談，隔著緘默又厚厚的泥土。父親去世之后，母親搬到鎮上一處新宅居住，堤上舊宅保持著原樣，我每年也去看一眼。春來的燕子，依然在墻皮脫落的檐下筑巢。二樓舊衣柜中，父親遺下的衣服依然掛在里面，保持著人的形狀，仿佛依舊有生命的余溫，在舊衣上無限緩慢地散發著，至今沒有消失殆盡。似乎也永不能徹底散盡。

這幾年，母親被久治不愈的腸胃脹氣癥困擾。我接她來合肥長住，找了許多醫生，也陪她挖了蒲公英，晾干后煎水喝，也沒見多少改善。她是個苦水中泡大的女人。我外公是鎮上一個衰敗的小作坊主，經營困頓之后，母親十三歲以全校第一名成績輟學了，開始挑土修河堤，做繁重體力活，“掙工分”貼補家用。嫁給我父親后，家中男人常年在外漂泊，她獨自面對所有生活難題，脾氣就有點兒躁。我沒日沒夜耗在舊書堆上，翻看“歪書”，完不成學校布置的作業，她常拎柳條子追著我抽打。可她哪里追得上春風中越躥越高的兒子呢？越是追不上，她就越是焦急。母親總是拎著青翠的柳條兒，捂著臉，一個人站在那兒哭。

母親的聰慧是出了名的。她在街上賣菜，伸手一抓，說“八兩”，你若不服，用秤一校，果然就是八兩。母親教我觀察細節，她讓我看到了生活中被漠視、被忽略的那些毫末。在她的不斷提醒下，孩子們總能從苦日子中看到許多新的花樣，充溢著趣味，也充滿了人情味。她是個有很強懷疑精神的人，對一切來自權力或者長輩的觀點都不確信，也從不當面頂撞，總在心里靜靜研磨，形成確切認知后，才開口說話。一旦有了自己的想法，別人再難改變她一分一毫。鎮上人家，遇到些為難的事，都喜歡讓她幫著拿主意。在一個男性詩人的成長史中，母親的影響力自然是無法估量的。二十多年前，我寫過一首題為《母親本紀》的小詩：“……她一下子看懂了群山//這麻雀、野兔直至松和竹//都是永不疲倦的母親//愛情和死亡，都曾是令人粉身碎骨的課堂//現在都不是了//一切皆生銹和消失，只有母親不會//她像炊煙一樣散淡微笑著/坐在家鄉的門檻上喃喃自語”。

母親往我的內心注入了一種特別的氣息。我家老屋窗后，堤上的樺樹苦楝樹高大濃密。少年時，總從樹蔭與夜間流水中，聽到一種迷幻的聲音，仿佛是母親為我新裝了一副耳朵與眼眸。清早，她會告訴我們，昨夜堤上的沙沙聲，是去世的某某亡魂來“收腳印”了。有一天她隱約中看見墻角，熟悉的身形一閃，便說近日某某將死，先來“辭路”了。有時弟弟妹妹在野外瘋玩一天，夜間額頭高燒，母親會取一碗清水，用筷子立在碗中來“叫魂”。她讓我看到了一個鬼神俱在的幽深鄉村，也讓我驚覺人的頭頂之上，并不空洞，有一種神秘莫測的震懾力量始終懸在那里。似乎從此處，我體驗到海德格爾所講“畏”的概念，一種氛圍，或一個變種。

在歷史性結構中，我的父母一輩，當算是數千載農耕文明的最后一代人。我們是過渡的一代。再往下，都是城市文化與數字文明的乳汁喂大的。禮天地而敬鬼神的東方鄉村，今日已無跡可循。我覺得生而有幸的是，從父母一代的一言一行中，我們依然收集到了古文明生命體的殘片，聽到過一種深邃又溫暖的喘息……兒子從美國波士頓歸來，我領著他從爺爺墓地，東行二十余里，去看姚鼐的墓。他依然能從姚鼐寫的“蒼山負雪，明燭天南”八個字中，感受到遠闊的視覺想象之美，漢字起伏鏗鏘的音韻之美。但我試圖向他闡釋“畏”的鄉村氣質時，他已經茫然無感了。我清楚地知道，一種真正的割裂產生了。對我們這一代漢語詩人，這種割裂本身，無疑是一種重大的心理資源與思想資源，只是在寫作中的吞噬、消化、再造，依然遠遠不夠。

在姚鼐墓邊，我忽想，中國文化史上有三個人的泰山之行，最是意味深長。公元前五世紀末，孔子登泰山。《孟子》中說，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已至暮年的孔子，在泰山腳下，還曾發出“苛政猛于虎”的一聲浩嘆。一千多年后，25歲的詩人杜甫正過裘馬清狂的漫游生活，登泰山后，他寫下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堪稱古往今來青春壯懷的語言峰頂。又過了一千年，時年44歲的姚鼐辭去《四庫全書》纂修官的顯要職位，南歸故鄉桐城，在歸途中登上泰山。這次登臨，是他告別宦海浮沉、面向人格獨立與精神新生的轉軌儀式。這個儀式在隆冬、迷霧、危險攀登中展開，在目睹壯麗日出的一瞬達成，充滿了象征之味。《登泰山記》超越了單純的山水描繪，仿似是姚鼐渴望清朗的人生宣言，當然也是桐城派文章的典范之作。這三人的登泰山，分別在其暮年、青年、壯年，又恰處在漢文化初成、鼎盛、沒落的三個典型時段，符號天成，各有深意，實在值得為之浮一大白。

孔城一帶的丘崗，是松、樟、苦楝、樺、烏桕、桑、柳的天下。我一直納悶，都說桐城因遍植油桐而得名，為何我見不到一棵油桐樹呢？最常見的樺，也并非北方高天流云之下，那種鉆云入霄的白樺。我至今覺得這里的樺樹，跟字典中闡釋的每一類都不搭。盛夏時，它結長長的綠色帶狀果實，果蒂上有黏性，孩子們把它貼在腮幫子上扮酷。再戴上細柳條編織的綠帽子，手持自制的彈弓，滿堤亂竄，打鳥捕鱔，玩官兵抓強盜的游戲。

初見大片油桐，是高中畢業那年的五月。在龍眠山的一處深坳，乳白色花潮從谷底向上漫涌，沿著山脊擴散開來，覆蓋了半座山體。桐花之白，是一種有玉質感、分層次的白。新綻的花瓣，有軟玉初生的溫潤之白。盛極時，漫溢出古瓷般含蓄的白光。將謝未謝的，是微微滲入點灰褐的熟白。稍稍向內收卷的五瓣中，銹紅花蕊簇成細小絨球，在白底之上格外分明。這片油桐的樹冠闊大，枝椏交橫。在深山的寂靜中登高俯望，整座桐林壯觀又肅穆。據說桐花落時，是整朵整朵地辭枝，保持完整姿態旋轉而下。我想象過這片山體一坡縞素的樣子，難怪古時一些地方曾有“桐花祭”的儀式。對我來說，桐花似乎華麗了點。我知道民間對桐之愛，不只在花的審美，更多出于桐油的實惠多用。小時候，我特別愛聞松木桌面剛剛刷上桐油的味道。從桐籽中壓榨出來的桐油，耐熱耐酸，防水防腐，用來涂抹家具農具、房梁木桶、雨傘紙扇，百姓人家，哪一戶能離得了它呢？

史志上對桐城之名，有多個說法。春秋時期，此地有個小諸侯國，就叫“桐國”。另外，漢武帝的大司農朱邑，年輕時在鄉村基層，曾任桐鄉嗇夫，他清廉公正，且“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朱邑臨終囑咐其子：“我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兒子遵其遺愿，當地百姓也為他立祠，年年祭祀。這個故事記載在《漢書·朱邑傳》中，“桐”因此聞名。而確鑿的政務記載，源于隋朝開皇十八年，朝廷正式立名桐城縣，這是本地作為縣級行政區劃的正端。

我離開家鄉去上海讀書后，曾在詩中寫道：“而窗外，楝樹依然生得茂盛//潮濕的河岸高于去年”。在我心中，河岸每年高出的那一點，是所見種種生之艱辛，又沉淀累積了一層。它時時在提醒我，從不應輕視任何不起眼的人生，那些司空見慣、總被忽略的平凡生活中，恰恰有著對生命最疼痛的蠶食。孔城一帶人稠地少，許多中青年男子帶著活下去的強烈愿望，去南方的深山伐木，土話叫“放排”。其實是孤身進山，將伐下的巨木滾下高山，在河邊?扎成筏子形狀，順河運出大山。三五年不見，放排的男人背就駝了，腰弓得幾乎與地面平行，也有人活生生把腰累斷了，被抬回了家鄉。我曾親見某人在烈日下噴灑農藥，忽然就倒地斃命了。我慢慢見識著生命的脆弱、冷漠與痛苦。孔城河的水靜靜流淌，清澈時它不開口，一度被工業廢水染黑時，它也不曾開口。如今它再度清澈了，如果語言不能參與它的見證，那么一切皆未曾發生，連一陣回憶都無法留下。

更為深闊的生存見證，在桐城派浩似煙海的筆墨文章中，其實處處可尋，只是如今讀的人少了。更何況它曾處在爭議的漩渦里，甚至背負了惡名。清代中期之后，姚鼐編選的《古文辭類纂》，成了全國書院和私塾的標準教材，類同今天的語文統編教材，它定義了什么是“好文章”，影響了幾代人的學風文風。桐城派的文化勢力，通過教育系統和科舉制度，精密干預了知識分子的審美趣味與寫作意志。其影響的終結，也同樣具有標志性。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將“桐城謬種”與“選學妖孽”并列為革命對象，正是因為桐城派作為舊文學、舊文化的強大代表，不打倒它，新文學就無法真正立足。我當然無意為名一辯，其實也無須一辯，文化的汰舊趨新，是生生不息的常態。只是桐城之名所蒙受的誤讀，實在是太多了。

文學的靈魂從不在“文章甲天下，冠蓋滿京華”的虛名下，更不在功利主義對人心的蠱惑里。桐城派的核心凝聚力，其實是在姚鼐毅然歸于鄉野、踐行文化理想的價值召喚之中。文學出自鄉野，也必行于鄉野，吹拂人心。姚鼐去世時，曾國藩才四歲，他從未直接受業于桐城派學者，但在創作上以“私淑弟子”自居，正是對桐城文論體系與他“經世致用”理念相契合的體認。他在《圣哲畫像記》中，將姚鼐列為古今三十二圣哲之一。晚清大變局中的桐城派，始終處在自警自省、自我革命的演進之中，曾國藩直陳桐城后期文章“空疏冗弱”，缺乏現實關懷，他主張以韓愈、司馬遷的雄渾之氣，補救其柔弱虛泛。桐城派也遠非一堵閉塞的門墻。從姚鼐講學的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蘇州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的格局看，它在努力趨于一種開放性。張裕釗、吳汝綸曾相繼主持北方學術重鎮——保定蓮池書院，將桐城派的火種播撒到了北方，呼喚此悠遠文脈在更遼闊的土地上，孕育出更強壯的新根系來。

姚瑩、嚴復、林紓等桐城派文人，在歷史巨變中展現出了驚人的活力。姚瑩是姚鼐的侄孫，曾在臺灣主導抗英戰爭，他將對世界的全新觀察寫入《康輶紀行》等著作，并將桐城派的義理內涵，拓展到“義理、經濟、文章、多聞”的開闊境界，文學的聚集點從筆法之變走向了現實的曠野。嚴復則刻意以雅潔的古文筆法，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與他相較成趣的，林紓不通外文，卻與口述者合作，用古文翻譯了《茶花女》 《黑奴吁天錄》 等百余部西方小說。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所選擇的，是主動調適，吸納新知，為我所用，而非固步自封。

當一種刻板、僵化的形象被加諸桐城派時，其實遠在明末清初，方以智就做起了小孔成像的科學實驗，并開始研究月亮的潮汐問題。他的著作《物理小識》涵蓋了物理、化學、天文、地理、醫學等諸多領域，其“寓通幾（哲學）于質測（科學）”的思想，深刻影響了后世學風。在同一塊土地上，曾國藩創辦安慶內軍械所，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開端。奇妙的是，無論在風云聚變的文化史上，還是在可觸可感的日常生活中，傳統與反傳統，時而是同一個詞。聽上去是不是有點不可思議？傳統二字，在許多人的認知中被窄化了。它時而被誤讀為一種過時的文體，或一種老套的理念，一種接近消失的生活方式。其實在我們每個人的每一刻，它依然是活著的、未完成的。傳統是一種生命體，是一種呼吸，而非一個概念。只要我們仍在用漢語說話——甚至每個漢字中，都深藏著古老且對未來敞開著的傳統——我們就無法擺脫傳統對我們的再塑造。即便數字原住民時代己經開啟，一切貌似陳舊的生命記憶，與我們對虛擬生存的豐沛想象之間，也因來自同一生命主體而建立不可分割的神秘關聯。

父親的竹簫依然掛在老宅的墻上。他生前的無數次觸摸、吹奏，他逝后歲月的神秘消磨，讓這根竹簫更像一截紫銅，泛著喑啞的光澤。在我的詩中，它曾是“六個孔洞的墓碑”。那些遙遠的夏夜，全家人坐在木橋上納涼時，我曾悄悄溜下河去，在漣漪中閃動的月亮上，扎下一個猛子，又在遠處的河面冒出腦袋來。為了不讓父親發現，我在河中的劃動是無聲的。潛水是為了去沙灘的瓜田，偷摘幾個黃皮白瓤的香瓜。小伙伴們躲在夜間橋洞中，貪婪地享用完之后，再悄然回到鼾聲一片的橋面上來。

有時，我正在河中央游著，忽聽簫聲傳來。河水其實并不深，我立起身來聽。一河碎銀，兩岸寂靜，只有蒼涼簫聲貼著河水，似是嗚咽地涌向遠處……

【陳先發，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副主任，安徽省文聯主席，安徽省作協主席。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主要著作有詩集《寫碑之心》《九章》《破壁與神游》、隨筆集《黑池壩筆記》（系列）、長篇小說《拉魂腔》等二十余部。曾獲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十月文學獎等國內外數十種文學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