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經部·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四詩傳授之圖》。資料圖片

編者按：海昏《詩》簡對《詩經》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海昏簡和其他版本的對比，不僅可以探究《詩經》文本的流變，也可考察漢代《詩經》傳播和流派情況。本期刊發的兩篇文章，姚小鷗教授《略論海昏侯簡〈詩經〉的文本性質》注重從海昏《詩》文本角度分析其師法傳承，并與漢代諸家文本做對比；曹建國教授《從海昏侯〈詩〉簡看漢代〈詩經〉學》則從文本、詩說、流派三個角度分析海昏《詩》與漢代諸家的關系。其中，姚文從朱鳳瀚教授說，認為海昏《詩》屬于魯詩，曹文則認為海昏《詩》學和文本都是開放性的。各有所據，以饗讀者。

在西漢廢帝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竹簡文獻中，有《詩經》一種，依學術慣例，當名之為“海昏侯墓竹簡《詩經》”，可簡稱為“海昏《詩》”。消息披露后，引起學術界乃至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朱鳳瀚教授在《文物》雜志2020年第六期，發表《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竹簡〈詩〉初探》一文，對海昏《詩》的主要內容進行了介紹，并錄有若干簡文。這篇文章是關于海昏《詩》的第一個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學術意義。在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海昏簡牘初論》一書的第五章中，朱鳳瀚教授又以《海昏竹書〈詩〉初讀》為名，對前文進行了補充和加工。書中刊出了相關簡文的照片，這為學者認識海昏《詩》提供了極大方便。本文即以此為主要依據，對這部寶貴的早期《詩經》文獻的文本性質與文獻價值試作探究。

《海昏竹書〈詩〉初讀》一文指出，昌邑王師王式是西漢三家《詩》之一“魯詩”的傳人。文章說：“鑒于海昏《詩》簡出土于海昏侯劉賀墓，此文本傳承關系亦見于史載，故其為《魯詩》之可能性很大，但其確切情況還有待簡的進一步整理與學界的切磋。”這一論述可謂有據而審慎。

如學者所知，漢代經學傳承最重師法。據《漢書·儒林傳》，其時治《易》名家孟喜“為丞相掾”，“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這個事件說明，西漢時，嚴守師法，不只是學者們在學術層面的行為規則，而是可能受一定政治影響的結果了。

劉賀之師王式既為《魯詩》傳承者，其行事又十分拘謹，嚴守師法。《漢書·儒林傳》載，有來問學者，“式謝曰：‘聞之于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也就是說，王式本人對其所師承的《詩》說，絕不肯任意發揮，而是讓學者自行加以理解。作為王師，王式對劉賀的《詩經》教授也十分盡責。《漢書·儒林傳》載，劉賀被廢時，王式面對治事使者的責問，回答說：“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如是觀之，從文本的學派性質來說，海昏《詩》必屬《魯詩》無疑。其中雖或有劉賀本人的若干理解在內，然不影響文本的根本屬性。

至宋代，《齊詩》《魯詩》《韓詩》等今文三家《詩》的文本亡佚殆盡，其內容及與被稱為古文經的《毛詩》文本之差異，漸被從輯佚角度關注而成專門之學。因文獻有闕，學者對包括《魯詩》在內的三家《詩》的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清代經學發達，對三家《詩》的輯佚，成果可舉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為代表。因清人對三家《詩》經文本身也不能得見，故《詩三家義集疏》所輯，包括《魯詩》在內的三家《詩》文字及《詩》說，相當有限，且由于材料出處的學派歸屬頗有屬于推測者，故該書所錄、所斷，或有不很準確之處。《魯詩》雖陸續有漢石經殘石出土，然存字很少。海昏《詩》的發現，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三家《詩》材料缺乏的狀況。下面，以海昏《詩》與傳世《毛詩》《關雎》篇的經文與訓詁異同為例，對其文獻價值略作申說。

《關雎》系《詩經》首篇，在《毛詩》與三家《詩》中均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淵源可追溯至孔子。《論語》中，被孔子兩次論及的《詩經》篇章，唯有《關雎》。《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這一《詩》論中，“哀而不傷”一語的直接關聯對象為《關雎》第三章。其文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毛詩》《傳》《箋》對《關雎》篇中“悠哉悠哉”一語中的“悠”字，釋為“思”或“長思”。《毛傳》說：“悠，思也。”《鄭箋》言其意為：“思之哉，思之哉，言己誠思之。”然而，《傳》《箋》的這一解說其實有誤，故其與孔子所言不甚相合。

我們發現，“悠哉悠哉”句中“悠”字的本義是“憂”而不是“思”。《說文解字》：“悠，憂也。”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說：“《小雅》‘悠悠我里’，《傳》曰：‘悠悠，憂也。’按此《傳》乃悠之本義。”通檢《詩經》，可以發現，其凡用“悠悠”者，皆當釋為“憂”。《關雎》篇中，“君子”對“淑女”的追求中，始則令其“輾轉反側”，終則以琴瑟好合之美好姻緣為結。孔子“哀而不傷”說，言簡意賅。海昏《詩》所存《魯詩》說，則與孔子論述的契合度很高。

前述《海昏竹書〈詩〉初讀》所附表十六《海昏〈詩〉與〈毛詩〉對照表》（一）中，有與《關雎》相關的詩句與注解（用通行字體錄出，標點為本文所加，經注之間用圓點符號·以為隔斷），茲錄如下：“寤昧思服，脩哉脩哉·憂思曰脩。”這一經文與注解，說明在《魯詩》的《詩》學體系中，《關雎》“脩（悠）哉脩（悠）哉”之句，所描寫系“君子”求“淑女”不得的“憂思”。這一文本事實，證明《魯詩》較《毛詩》有時更能切中詩人之意。朱熹《詩集傳》雖受《毛傳》《鄭箋》的影響，將《關雎》“悠哉悠哉”句中的“悠”字訓為“長也”。但在串講詩篇大意時，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之句意，能夠正確地解釋為：“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于如此也。”朱子的這一解說，顯示宋儒在小學方面或不如漢儒之精細，但在體悟經典的內在蘊涵方面，確有超出前人之處。這涉及另外的話題，不再展開。

應該指出，古代流傳下來的經典文獻的各種文本，往往俱有優劣，不必將某本定為一尊，出土文獻也是這樣。各本皆可為我們對經典的理解與研究提供材料和思路。重要的是，研究者應該對此掌握正確的理論與研究方法。

《海昏竹書〈詩〉初讀》所附表十七《海昏〈詩〉與〈毛詩〉對照表》（二）還載有與《關雎》篇相關的另一條簡文，含若干詩篇文句及注解，內容如下：“琴瑟友之·猶‘鐘鼓樂之’也·參差”（標點為本文所加，經注之間用圓點符號·以為隔斷）。上引海昏《詩》注解，“猶‘鐘鼓樂之’也”句中的“猶”字之用，顯然是以《關雎》四章“琴瑟友之”句與該篇尾章的“鐘鼓樂之”句意義相類。

按，《毛詩·關雎》第四章：“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毛傳》：“宜以琴瑟友樂之。”《鄭箋》：“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供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情意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第五章：“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毛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鄭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關雎》四章之《毛傳》以“友樂之”釋“友”，意義不明。五章《毛傳》以“德盛者宜有”解說“鐘鼓樂之”，則未言及樂之所用。四章《鄭箋》所言“共荇菜之時，樂必作”；以及五章《鄭箋》“盛其禮”之語，卻對我們通過對海昏《詩》與《毛詩》訓釋的異同，探討《關雎》相關內容的真相提供了思路。

鄭玄箋釋《毛詩》時，“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關雎》篇《傳》《箋》之異同，即由此體例而起。鄭玄遍注禮書，對先秦禮制有特殊的經學敏感，《鄭箋》點出《關雎》篇中荇菜與祭禮的關系是其高明處，然而鄭氏于詩篇內涵的體悟，則有不及《毛傳》與海昏《詩》說之處。

按《關雎》四章所言，乃君子求女已得，雙方琴瑟好合，共享家庭之樂時。五章所述，乃淑女已為主婦，參與主持家族祭禮，共（供）其荇菜，即行“釋菜禮”之時。古人祭祀與宴飲，以“樂”侑之，乃是常態。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撤于造。”周王如是，其他貴族之享宴亦然。《小雅·賓之初筵》寫貴族賓筵舉樂侑酒：“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酬逸逸。”凡此，可見古代上層社會用樂制度之一斑。

“友”“侑”兩字的聲、韻皆近，“琴瑟友之“句中的“友”，乃“侑”之借字。該句系言以琴瑟助夫婦酒食之樂。《毛傳》所言之“友樂之”，當作如是解，而非《鄭箋》所言“同志為友”。然鄭玄所言禮數，雖未明言先后、異同，在制度層面上，對我們來說，卻有啟發意義。

另外，古人宴享之禮中有祭祀的內容，祭禮中有宴享之環節。《詩經》中，這種制度見于《小雅·楚茨》等多篇。《楚茨》首章言：“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其二章言：“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其卒章則點出祭享用樂：“樂具入奏，以綏后祿。爾肴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總之，古代社會里，祭祀與宴享兩者之程序，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對此不可不知，不可不辨。

回頭看，海昏《詩》所言“琴瑟友之”猶“鐘鼓樂之”的判斷，從用樂層面講不無道理，皆寫以樂侑酒食。尚未厘清宴享之禮與祭禮用樂異同，是其缺陷。以諸本互校，從而明晰各本長短，并于校刊中明辨義理，乃典籍校讀的基本原則，在海昏《詩》的研究中亦當如是。

在《詩經》研究史上，章節劃分是學者關注的內容之一。《關雎》篇的章節劃分，也是如此。該篇的篇尾有如下文字：“《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對此，陸德明《經典釋文》說：“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后放（仿）此。”孔穎達《毛詩正義》說：“定本章句在篇后。《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后人，未能審也。”《毛詩·大雅·行葦》篇尾如下文字：“《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毛詩正義》的“后放（仿）此”云云，即言此類。朱鳳瀚教授《海昏竹書〈詩〉初讀》通過對海昏《詩》章題的分析，指出，“海昏《詩》《行葦》比《毛詩》少分出一章。”朱教授又指出：“此‘故言’之分章句與海昏《詩》此篇同”。由此可見，《關雎》《行葦》等篇的章句劃分，可能在王式、劉賀生活的西漢中期以前已經確定。

由孔子刪《詩》到七十子后學對《詩》學的傳播，《詩經》章句在戰國時期的逐步建立當有一個過程。從王家嘴簡《詩經》已經披露的內容來看，戰國中晚期的《詩經》文本中，已經建立起了章句體系（參見高中華《荊州王家嘴簡〈詩經〉書寫制度初探》,《光明日報》2025年3月13日13版）。然七十子各得孔子學說之一體，傳《詩》各家所持《詩》說有不同之處是完全可能，甚至是必然的。后世傳《詩》者也可能有漸加完善之舉措，并由此在漢代成為“今文”三家與“古文”《毛詩》各自的章句體系。由《海昏竹書〈詩〉初讀》所披露的材料及朱鳳瀚教授的研究，可以知道海昏《詩》的章句及章次，尚多有與《毛詩》不同者。相信隨著海昏《詩》簡文的全部公布，《詩經》學史上此類疑難問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決，漢代《詩經》學史更多方面的研究也必將得到重大推進。

（作者：姚小鷗，系聊城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