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我應朱自清先生嫡孫朱小濤兄的邀請，和幾個朋友一起相聚南京浦口火車站。這是一座早已廢置的火車站，當年朱自清的父親就是在這里送別兒子北上求學的。這里也是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父親翻越鐵路站臺買橘子故事的發(fā)生地，現(xiàn)在作為歷史建筑遺存，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那年正值《背影》發(fā)表95周年，深秋的浦口火車站，鐵軌上鋪滿了黃色的落葉，陽光灑在落葉上，泛出金光。在我們幾個朋友的鼓動下，小濤兄模仿著《背影》里他曾祖父的樣子翻下站臺，再爬上對面的站臺去買橘子。小濤兄一米八的個頭，爬上站臺都顯得吃力，更何況他那矮胖的曾祖父。朱自清在散文《背影》里有這樣的描述：“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的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看著小濤兄也是那么吃力地翻越站臺的樣子，我們都笑了。此時我的腦海中仿佛浮現(xiàn)出朱自清的老父親撲撲身上的泥土，顯出很輕松樣子的場景，仿佛又看見他含蓄又充滿愛意地對兒子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當年看著父親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朱自清的眼淚流了下來。想到此情此景，我的眼眶也濕潤了。

我和小濤兄可謂世交，我們的祖輩、父輩都多有交往。我的祖父鄭振鐸與朱自清相識于20世紀20年代初。

1921年，我的祖父與周作人、沈雁冰、葉圣陶等人發(fā)起成立中國最早的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朱自清是最早的會員之一。朱自清散文《背影》最早發(fā)表在我祖父主編的《文學周報》1925年11月22日第200期。

1922年，我的祖父和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劉延陵、郭紹虞、徐玉諾、葉圣陶等八人合作出版詩集《雪朝》，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八位詩人都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他們都主張“為人生”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據(jù)祖父講，這部詩集之所以取名《雪朝》，是因為這本詩集是在一個下雪的早晨編好的。

1924年，我的祖父偶然從朱自清和俞平伯所辦的刊物《我們的七月》上看到一幅署名TK的畫，題為《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這幅畫立刻引起我祖父的濃厚興趣。那時我祖父正在主編《文學周報》，經常需要一些插圖，于是他就向朱自清打聽此畫作者“TK”其人。原來“TK”是豐子愷的英文縮寫，是朱自清在春暉中學的同事。此后我祖父經常向豐子愷約畫稿，并將這些畫稿作為插圖，陸續(xù)發(fā)表在他的《文學周報》上，并給這些畫冠以“子愷漫畫”的題頭。從此，漫畫這一畫種或藝術表現(xiàn)形式開始在中國流行開來。

1925年，朱自清的散文詩《毀滅》發(fā)表在我祖父主編的《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號。

1926年8月，朱自清在浙江上虞春暉中學度假結束，準備返回清華大學，途經上海。恰巧此時魯迅從北平南下赴廈門，途經上海。8月30日，我祖父在消閑別墅設宴歡迎魯迅，并為朱自清餞行。據(jù)魯迅8月30日日記記載：“下午得鄭振鐸柬招飲……晚至消閑別墅夜飯，座中有劉大白、夏丏尊、陳望道、沈雁冰、鄭振鐸、胡愈之、朱自清、葉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劉勛宇、劉叔琴及三弟。”這次宴會也是朱自清與魯迅的第一次見面。

1931年，我祖父辭去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職務，攜全家北上，擔任北平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所大學的合聘教授，他和朱自清在北平又可以經常見面了。在朱自清的學生李長之的印象中，朱自清平時是嚴肅拘謹?shù)模淮箝_玩笑。朱自清只有見到我祖父鄭振鐸時會全名全姓地喊著“鄭振鐸”，臉上發(fā)出天真的帶笑意的光芒，學生們感到此時的朱自清在友情里“年輕了”。

祖父還記得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他的同事在燕京大學的一位朋友處用晚餐，席間他們熱烈地辯論著“中國字”是不是藝術的問題。中國古代向來有“書畫同源”的說法，認為中國字是一門專門的藝術，而我祖父卻反對這種傳統(tǒng)的觀念。但在座的人提出許多意見，大多數(shù)都認為中國字是有個性的，是藝術。又有的說，中國字有組織，有變化，極富于美術的標準。我祖父說，中國字有個性，別國的字也是有個性的？要說寫得美，那么梵文和蒙古文寫得也是十分勻美的。那天他們的辯論，最后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結果。

當時共有12個人在座，9個人都反對我祖父的意見，只有馮友蘭和我祖父的意見相同。朱自清在一旁沒有發(fā)表意見。我祖父見狀就問道：“佩弦，你的主張怎么樣呢？”

這時，朱自清鄭重地說道：“我算是半個贊成的吧。說起來，字的確是不應該成為美術。不過，中國的書法，也有它長久的傳統(tǒng)的歷史。所以，我只贊成一半。”

這場有趣的辯論，我祖父一直記在心里。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南遷至長沙組建長沙臨時大學。一年后三校又繼續(xù)遷往昆明，組建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朱自清也隨清華大學撤退到昆明，任職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中文系主任。我的祖父則堅守上海“孤島”，任國立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并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擔任文化界抗日救亡協(xié)會負責人，參與編輯《救亡日報》。從此兩人再也沒有機會見面。不過，祖父心里一直掛念著朱自清。1938年，祖父的學生吳曉鈴從北平赴昆明西南聯(lián)大任教，途經上海。祖父將自己手書刻版的《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托吳曉鈴帶往昆明贈送給朱自清。祖父還聽人說，朱自清在昆明生活過得很艱苦，夫人和孩子都不能在身邊，食米的惡劣使他患了胃病，人瘦了許多，頭發(fā)也花白了。祖父實在想象不出朱自清瘦成了什么樣子，在他的印象中，朱自清始終是個結結實實的矮個子。

那幾年，我祖父與朱自清時常有通信往來。在最新發(fā)現(xiàn)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1939年8月10日）》中記載：“赴四合里，作函給佩弦及公超，介紹廬生福祥。”1939年12月18日記：“作二函，致佩弦、文藻，托張輝帶去。”

抗戰(zhàn)勝利后，朱自清從昆明又回到北京清華學校。我祖父依然在上海，創(chuàng)辦《民主》周刊，發(fā)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積極投身到反獨裁、反內戰(zhàn)、要求和平民主的愛國運動。那時祖父還在期盼著朱自清能夠在暑假時南下來上海一游。

1948年8月，朱自清在北平因胃潰瘍穿孔不治逝世的消息傳到上海。祖父聽到這個噩耗悲痛萬分，他萬萬想不到年僅50歲的朱自清竟會這樣早地告別人世。他含淚寫下《哭佩弦》一文，回憶與朱自清生前交往中的點點滴滴，讀后令人潸然淚下。在文章的最后，祖父悲憤地寫道：“佩弦的死，不僅是朋友們該失聲痛哭，哭這位忠厚篤實的好友的損失，而且也是中國的一個重大的損失，損失了那么一位認真而誠懇的教師、學者與文人！”

1946年聞一多遭難后，朱自清花了整整一年的功夫，編輯完成四卷本《聞一多全集》，并郵寄送給我祖父一套，至今還靜靜地立在我家的書架上。每當我看到書架上的這套朱自清送給我祖父的《聞一多全集》，睹物思人，讓我更加懷念我未曾見過面的我的祖父和他的好友朱自清。

（作者系鄭振鐸嫡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