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作家協會在湖南長沙召開了“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工作推進暨長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回顧“兩個計劃”實施三年多來所產生的多部長篇精品力作，總結創作經驗與成就。其中，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源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旨在通過長篇小說展現中國鄉村振興的變革歷程。

目前已出版的19部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作品里，不乏京津冀作家力作，如陳集益創作的《金翅魚之歌》聚焦浙江金華老家農村生態保護；王松的《熱雪》書寫天津寧河的大農業觀、土地流轉、文化與經濟共振興主題；還有何常在的《向上》聚焦青年創業夢與雄安新區建設。這三位“新山鄉作家”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講述了他們扎根基層觀察生活尋找創作素材的經歷，通過小說書寫新時代新農人的奮斗故事，探索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在鄉村振興、產業協同、民生改善、返鄉創業等方面從傳統鄉村向現代化轉型的路徑。

《金翅魚之歌》作者陳集益：

見證京郊鄉村跨越式發展

陳集益1973年出生于浙江金華的一個小山村。他是北京老舍文學院合同制作家，目前在《中國作家》雜志從事文學編輯工作。來北京工作生活已有二十多年，他說北京是他的第二故鄉。近些年他創作出版了小說集《野豬場》《吳村野人》《大地上的聲音》，長篇小說《金塘河》等。

他新近創作的長篇小說《金翅魚之歌》被納入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談及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陳集益稱，《金翅魚之歌》構思多年，創作歷時兩年。“十月文藝出版社的胡曉舟看過初稿后，給我提了一些修改意見，說當下環境保護和脫貧攻堅是同步進行的，農村現實不能割裂開來寫。”陳集益稱，為了補充這塊扶貧攻堅的內容，他回到老家，詳細了解了脫貧攻堅在當地的實施過程。

他的老家在浙江金華婺城區的鄉下，雖然村民整體富裕，但也存在貧富差距的問題。陳集益列舉道，同一村子，多數是在城里做生意，但也有人留守村中。政府全面掌握當地貧困家庭的人口結構、收入來源和致貧原因后，基本采取“一戶一策”的個性化方案，提升扶貧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我老家所在的莘畈鄉，推廣高山蔬菜、中藥材種植等生態農業項目，通過發展民宿經濟，吸引城市游客體驗田園生活，增加村民收入。同時，電商平臺的搭建助力農產品走出大山，拓寬銷售渠道，激發貧困群體的創業熱情。”陳集益表示，政府積極引導“下山脫貧”，將偏遠山村群眾逐步遷移至中心鎮、城郊或工業園區周邊，村民不僅住進統一規劃的樓房，還享受到了便捷的交通和公共服務。如今，這些新社區配套建有幼兒園、衛生站和社區服務中心，徹底改變了山民的生活條件。這些通過走訪得來的素材，最終形成了《金翅魚之歌》中關于脫貧攻堅的內容。

《金翅魚之歌》最后的結局，河流保住了，金翅魚保住了，小水電站并沒有完全停建，而是通過建設“過魚通道”和預留生態用水的辦法，讓洄游魚類生存下來。政府還將金翅魚洄游現象打造成了旅游觀光項目，促進當地經濟繁榮的同時，探索出了一條新時代生態文明與鄉村發展和諧共生的路徑。

作為一名戶籍還在浙江的“北漂”，陳集益在這部小說中給主人公陳集科也賦予了“北漂”身份。在他看來，北京是中國的文化之都，也是一座很包容的城市。他在這里成家立業。作為漂泊多年的游子，他也開始回望故鄉。他寫金翅魚的洄游，對應著游子對故鄉深層的愛；金翅魚的犧牲精神，對應著人性中善良的、勇敢的一面，為了自己的家族、家鄉，甚至為了自己的民族，不怕困難，敢于犧牲。如此，一位有自尊、有理想、有發展、有社會擔當的新一代“北漂”人物形象在小說主人公陳集科身上得到了體現。

采訪中，陳集益還從小說中的金華老家山鄉巨變，談到了他近些年親眼看見的北京郊區的山鄉巨變。他經常參加北京市作家協會組織的下鄉走訪采風活動。

在他的印象中，十多年前，京郊鄉村大多是“空心村”：年輕人外出打工，老屋年久失修，村集體收入低；今年3月至5月，他走訪大興區魏善莊鎮、禮賢鎮、龐各莊鎮的八個行政村時，發現京郊鄉村正書寫著新時代的“山鄉巨變”：李家場村有食用菌種植基地，村民的房屋院落經過“美化”，“戶戶有亮點、街街是風景”；半壁店村有反映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內容的村史館，還有可以玩“劇本殺”的民宿。“我重點蹲點走訪的魏莊村，可以說是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下的鄉村振興樣本。該村通過發展特色農業項目，實現了從傳統鄉村向現代化轉型的跨越式發展。”陳集益列舉道，該村有集花卉觀賞、花卉養生、休閑娛樂等多功能為一體的月季產業基地；有展示三十多座精雕細刻的徽派建筑的坦博興善苑。當他徜徉在古建筑群之間，仿佛又回到了江南煙雨中的童年時光。他還在該村參加了“北京花馬”半程馬拉松賽，在穿越林間花海的一路奔跑中，他感受到了新時代京南大地的美麗畫卷被徐徐展開。

談及未來的創作計劃，陳集益表示，他對新時代鄉村所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以及北京農村新農人的書寫，還遠遠不夠。希望在未來的創作中，加強對京郊鄉村的繼續走訪與挖掘，寫出有血有肉、兼具理想與現實張力的新農民形象。他會繼續融入到火熱的、鮮活的、躍動的京郊鄉村生活中去，記錄新時代山鄉巨變。

《向上》作者何常在：

以年輕人視角書寫雄安的鄉村變革

和陳集益一樣，何常在也是一位70后，他在河北邯鄲出生。與陳集益、王松這兩位傳統文學作家不一樣的是，何常在是一名網絡文學作家，現任河北省網絡作協主席。曾發表《浩蕩》《官神》等網絡小說。

何常在于今年最新推出的網絡小說《向上》，亦被納入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小說故事原型地在河北雄安，主人公夏向上離開時，雄安還是三縣。當他在北京讀完名牌大學工作上有所起色后，三縣變成了雄安新區。和深圳的成立、浦東的開發不同的是，雄安的一舉一動，在互聯網時代隨處可見，并且在網絡上得以放大。夏向上敏銳地捕捉了雄安政策紅利釋放的關鍵期，第一時間返鄉，當即決定借助當地數字經濟扶持政策，推動家鄉傳統農業向智慧農業轉型，搭建農產品線上溯源平臺，這就是“產城融合”以及產業轉型在鄉村的具體體現。

“在新時代鄉村主題文學創作手法上，傳統題材常聚焦‘鄉土懷舊’，網絡文學更傾向于‘年輕視角下的鄉村變革’。我在塑造夏向上這樣的返鄉創業青年時，寫他如何用新思維、新技術改變鄉村，這樣更貼近當下鄉村的真實變化。”何常在還稱，他在小說中融入了數字經濟、政策紅利、非遺創新這些新時代元素，讓鄉村故事有了“時代感”。同時他沒有刻意去講“雄安建設的大道理”，而是通過夏向上的日常——跑農戶、談合作、解決雞毛蒜皮的矛盾，把“鄉村振興”藏在他的奮斗故事里。這種“用大眾語言講大主題”的邏輯，能讓鄉村振興故事真正走進網民心里。

為了創作好這部小說，何常在曾多次前往雄安新區蹲點采風。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采風中，他遇到一位返鄉做“非遺+電商”的姑娘，她是雄安本地非遺“白洋淀葦編”的傳承人，一開始回鄉時，不僅要面對葦編手藝沒人學的困境，還得說服父親“放下傳統擺攤，走線上銷售”。最難的時候，她把自己在外打拼攢的錢全投進去，甚至抵押了城里的房子，就為了建葦編工坊，帶動村里的留守婦女就業。

有一次暴雨沖毀了原料倉庫，她沒有哭，第二天就帶著村民去蘆葦蕩重新收割，還笑著說，“蘆葦能再長，咱們的日子也能再起來。”何常在表示，“這位姑娘‘明知難卻不回頭’的韌勁，比我書中夏向上的直面挫折更真實、更有力量，后來我也把這種‘不服輸’的精神融入了夏向上這個角色里。”

何常在進一步表示，他在書中描寫的夏向上身上的諸多困境，也是很多新時代返鄉青年的縮影。比如他剛回鄉時，想推智慧農業卻遭村民質疑，項目資金短缺時又面臨親友不理解，情感上還得在“留在大城市發展”和“扎根家鄉創業”的抉擇中糾結，這些都是現實中返鄉青年常遇到的問題。“我想通過他傳遞的奮斗觀，不是單打獨斗賺大錢，而是堅守初心、直面挫折，把個人成長和家鄉發展綁在一起。這是新時代鄉村振興背景下，年輕人該有的奮斗姿態。”

《熱雪》作者王松：

用京味兒寫出天津山鄉故事

王松出生于1956年。1975年，陳集益還在浙江金華農村蹣跚學步的時候，王松已經是天津寧河縣的一名下鄉知青了。他1982年畢業于天津師范大學數學系，現為天津市作協專業作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煙火》《暖夏》《尋愛記》《爺的榮譽》等，中篇小說《紅駱駝》《雙驢記》《紅汞》《哭麥》《事跡》等。

王松告訴北青報記者，他祖籍北京，在天津出生長大，母親娘家在河北。在他的筆下，這三地的語言習俗文化自成一體。新近創作的長篇小說《熱雪》在語言上充滿了京味兒化音，故事原型地卻是天津寧河。這部作品同樣也被納入了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小說重點塑造了一系列以村長趙老柱為代表的新時代農村的新人物，同時生動地刻畫了鐘圓圓這個回鄉創業的青年形象。

王松說，寧河是他人生最重要階段的兩個端點。“1975年，我19歲，作為下鄉知青到寧河插隊；2015年，我退休前到寧河掛職。可以說，寧河既是我的人生起點，又是工作終點。我也親眼目睹了寧河鄉村這四十年來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談及《熱雪》創作背后的故事，王松稱他在寧河掛職的時候，住在辦公室里。窗戶正對著樓下的小廣場，每晚7點到9點，附近的居民來廣場上跳秧歌。起初搞得他很煩躁，后來他突然感興趣了，每晚都會泡上一杯茶，端著茶杯到樓下盡情地欣賞。“此時，我開始重新審視寧河這個地方，尤其對當地的傳統歷史、民俗文化等方面有了一個新的思考和認識。”王松稱，《暖夏》與《熱雪》兩部作品就在這樣的情感轉折中誕生了。

如果說《暖夏》講述的是我國新時代鄉村在“脫貧攻堅”過程中的精彩故事，那么《熱雪》則將筆觸深入到“鄉村振興”這一國家戰略，即全面展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的歷史進程。他將以前在江西贛南蹲點創作脫貧攻堅系列報告文學時，采訪到的扶貧干部喜怒哀樂的人生故事，與在天津寧河了解到的鄉村振興情況糅合在了一起，賦予了小說人物具有寧河地域的性格特點。

在《熱雪》的創作中，王松還分了兩條線索，一是傳統評劇在鄉村文化振興和建設中的作用。他曾在《暖夏》里引用了寧河當地的一句俗語，“說書唱戲搪不了賬，鑼鼓家伙燒不熱炕”。在他看來，農村扶貧扶經濟之貧是很容易的，扶文化之貧卻很難。幫鄉親們解決了口糧，給他們創造掙錢的機會后，就要想辦法提升他們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追求。

王松在寧河文廣局掛職的時候，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國家每年在農村的文化設施建設方面投入力度非常大，區縣一級文廣局通過對外招標，給鄉村文化站采購樂器。“我當時跑寧河的各個村文化站，調研揚琴、京胡、笛子、嗩吶等樂器配發情況。”王松說道，他在《熱雪》中，還特意刻畫了他插隊時見到的一個年輕人，用搪瓷碗自制了一把板胡在水塘邊拉琴；同時他又講述了自己在掛職時期，有年輕人懷抱著村文化站用椰殼做的專業板胡，在那里醉心拉琴的場景。“這樣兩個不同時期的年輕人，在我的小說里對望。時代發展在他們身上的投影特征不一樣，但是追求藝術的精神世界是一樣的。這也是新時代山鄉巨變投射在普通人身上的一個縮影。”王松坦言。

《熱雪》另一條線索則是以大農業為發展方向的鄉村生產形式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尤其是集體經濟在現代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我在寫這塊內容的時候，從寧河掛職回來，搬到了靜海縣。這里距離城市很近，有好多個人農場，農場主都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又有新的思想觀念，視野開闊，頭腦靈活。他們推廣科技種田，用無人機噴灑農藥。同時，還雇傭了好些農村剩余勞動力來農場打工，幫當地創富的同時解決了就業問題。”

王松還稱，他在小說中刻畫了幾個“中間人物”和“落后人物”，表現了在“流轉土地”和發展大農業的建設過程中他們心態的變化和思想意識的改變，使書中的人物生動、豐滿，富有戲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