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予倩是中國現代文學藝術界的“通才”，在早期話劇、戲曲、電影的劇本創作、導演和舞臺表演等方面作出重大貢獻，是中國話劇藝術的開拓者和奠基人。20世紀20年代前后，他還在中國京劇界享有“南歐（歐陽予倩）北梅（梅蘭芳）”的美譽。在推動戲劇改革以及戲劇教育等方面，歐陽予倩做了大量工作，田漢曾盛贊他是“中國傳統戲曲和現代話劇之間的一座典型的金橋”。歐陽予倩的戲劇理論與實踐不僅在中國產生深遠影響，而且在國際上也得到廣泛傳播。

早年投身“文明戲”

1907年，中國留學生組成的春柳社首演文明戲（初期話劇、白話劇）《茶花女》，歐陽予倩看后產生參演戲劇的興趣。之后，他加入春柳社，同年6月參演五幕劇《黑奴吁天錄》。該劇演出成功，日本《讀賣新聞》《東京朝日新聞》《報知新聞》等刊載了相關報道。1907年7月，《早稻田文學》登載的文章中，日本戲劇評論家伊原青青園肯定該劇“背景獨具匠心，舞臺整飭統一，演員演技熟稔，在這些方面恐怕日本的業余戲劇也稍遜一籌”。該劇也獲得中國留日學生好評。同年，《演藝畫報》7月號上登載了兩張標題為“本鄉座中國留學生演劇《黑奴吁天錄》”的照片。此后，歐陽予倩在日本又參演了《鳴不平》《熱血》（演出時改為《熱淚》）等文明戲。

春柳社演劇經歷成為歐陽予倩戲劇活動的開端，是他形成戲劇既有審美性，又可“借此以作愛國的宣傳”現代戲劇觀的開始，這也成為他回國后始終在理論和實踐上堅持對中國戲劇改革創新的原因之一。

海外最先推介和評價歐陽予倩日本留學期間演劇活動的，是美籍華人翻譯家梁社乾。他1936年發表《中國當代戲劇》，在介紹中國話劇發展情況時，涉及春柳社、北平藝專等多個團體的演劇活動，還介紹了包括歐陽予倩在內的一批中國戲劇家。1996年，美國華人學者邵勤在英文文章《錯配：歐陽予倩和南通的戲劇改革（1919—1922）》中詳細分析了歐陽予倩的這段經歷。1983年，美國學者耿德華主編的英文專著《二十世紀中國戲劇選》與2010年美國華人學者陳小眉的《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戲劇選》，分別介紹了歐陽予倩在日本的演劇情況。其他英文論著也涉及這些內容，如2010年美國學者卡羅琳·菲茨杰拉德的文章《戰時鴛蝴派：歐陽予倩對娜拉和木蘭形象的改造》，以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薇薇安·沈寫于2005年的博士畢業論文《中國左翼電影的起源（1932—1937）》、凱文·亨利2020年的專著《五四和翻譯》等。

日本學界則伴隨著春柳社研究的興起而關注到歐陽予倩。20世紀50年代開始出現相關研究論文，主要有濱一衛的《關于春柳社的〈黑奴吁天錄〉》、中村忠行的《春柳社逸史考》、近藤忠義的《新派劇與中國話劇》等。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日本的春柳社研究再次出現，近年來，飯塚容、瀨戶宏等日本學者的論著也多涉及此方面內容。

瀨戶宏2005年出版日文專著《中國話劇成立史研究》，高度評價歐陽予倩參加春柳社是其開展中國話劇活動的良好開端，“此后，歐陽予倩為中國話劇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該書前七章在論述文明戲演變發展歷程時，多次引用歐陽予倩在1957年撰寫的兩篇回憶錄《回憶春柳》《談文明戲》中的觀點，認為“歐陽予倩在回憶錄里提出的觀點可以說是五四以來站在話劇運動立場上對文明戲進行評價的集大成者”。可以說，歐陽予倩在日本的這段演劇經歷成為海外學界研究文明戲的必備資料之一。

推動戲劇改革創新

1910年，歐陽予倩歸國后投身新舊戲劇表演，并從事話劇創作、改編和革新工作。他一邊編、演話劇，一邊在五四新文化影響下逐漸形成自己的現代話劇觀及理論，即推動戲劇改革創新，且要吸收中國傳統戲劇精華而使文明戲與話劇得以“中國化”。1929年，他創辦的廣東戲劇研究所實踐了這種話劇觀，在近3年時間里培養了不少為社會服務的話劇人才。

梁社乾寫于1936年的英文文章《中國當代戲劇》中就包括對廣東戲劇研究所及其演劇情況的介紹。意大利學者萊蒂齊亞·富西尼在英文文章《創新還是更傳統？——五四時期的中國傳統悲劇觀念》中，把歐陽予倩1928年的文章《戲劇改革之理論與實踐》作為體現中國話劇悲劇觀的一個代表作。

1940年，歐陽予倩任廣西藝術館館長并兼任戲劇部主任，戲劇部還附設話劇實驗劇團。時值抗戰期間，他在桂林繼續推進對話劇的改革創新，并將其與反侵略抗爭結合。加拿大歷史學者戴安娜·拉里2010年出版英文專著《戰時中國人所受苦難與社會變革（1937—1945）》，專門提到1942年—1944年在桂林時，歐陽予倩在話劇中曾諷刺投降日本的漢奸。

1944年2月，以“戲劇為抗戰服務”為方針，歐陽予倩和田漢等人集合湘、桂、粵、贛、川、滇、鄂等地30多個戲劇團體的上千名戲劇工作者，沖破重重阻力，召開了影響深遠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史稱“西南劇展”）。劇展歷時約3個月，演出愛國劇目數十部，觀眾達10萬人次。同年，美國劇評家愛金生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這次規模宏大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經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歐陽予倩在話劇領域的突出成就，使海外也公認他與洪深、田漢并稱三大中國話劇先驅。他寫于1927年的代表作五幕話劇《潘金蓮》，被耿德華譯為英文并收錄于其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戲劇選》，陳小眉的《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戲劇選》則收入歐陽予倩1922年創作的獨幕話劇《回家以后》，認為它是“最早描寫歸國華人的戲劇之一”。美國戴維斯加州大學博士安美珍在2019年撰寫的英文文章《〈湯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國：歐陽予倩的〈黑奴恨〉和角色扮演中的種族、性別和階級的策略》探討了歐陽予倩在1959年創作大型話劇《黑奴恨》的情況及其中國演員的表演策略等。這都表明歐陽予倩的話劇活動在海外產生了長久影響。

舊戲改革成就獲認可

歐陽予倩從小就對中國戲曲很感興趣，早在1909年，他就向春柳社成員學唱青衣。從1916年成為職業京劇演員到1927年，歐陽予倩共自編自演了二十余出京戲，撰寫、改編了8個京戲本。1914年—1917年，歐陽予倩根據小說《紅樓夢》自編自演了十幾出頗有新意的“紅樓戲”，因扮相清麗雅致，與梅蘭芳《黛玉葬花》等紅樓戲中高貴雍容的青衣形象遙相呼應、平分秋色，成為一時佳話，遂有“南歐北梅”之譽。這種聲譽也使歐陽予倩在1919年受邀赴江蘇南通主持伶工學社（中國成立最早一所培養京劇演員的新型戲劇學校）和更俗劇場。這為他實現舊戲改革理想和培養新式戲劇人才提供了可能。

邵勤的研究還原了歐陽予倩1919年—1922年在伶工學社進行京劇改革時遇到的困難，認為其“揭示出傳統流行文化對現代文化形式侵入的抵觸，折射出現代中國所經歷的陣痛”。陳小眉在《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戲劇選》的“導言”中同樣把歐陽予倩作為京劇改革的一個先驅。2012年，學者沈靜（音）的英文文章《戲劇中的女性主義：梅蘭芳和歐陽予倩“紅樓戲”的比較》，把這兩位京劇大師進行比較，“特別是調查了兩人所扮演的女性形象（表演藝術、服裝行頭、戲劇道具和舞臺裝置），力圖闡明他們對京劇的特殊貢獻”。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恰逢中國戲劇日益受到國際關注。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梁社乾相繼撰寫《新潮傳統戲曲的新趨勢》《中國戲劇的逆流》《今日粵劇》等英文文章，認為盡管中國戲劇應保持自己的優良傳統，但是也歡迎“有節制的革新”。他把有“好嗓子”的歐陽予倩看作是能把戲劇“歷史意識”與“現代意識”密切結合起來的代表性人物。兼具演員和劇作家身份的歐陽予倩從日本歸國后，成為劇藝進步探索的先鋒。而京劇《潘金蓮》中潘金蓮對武松的告白，是其劇作貫穿現代意識并極具感染力的體現，堪為當時北京劇壇的過渡戲樹立了榜樣。這些文章為推動中國戲劇走向世界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歐陽予倩的京劇演劇活動只有十多年，近年來他在海外產生的影響還體現在其古典戲曲改革文章上。2021年，美國學者大衛·羅爾斯頓（陸大偉）在英文專著《京劇題記》中大力贊揚歐陽予倩在京劇領域的重要貢獻，幾乎每一章都引用他關于京劇的觀點，第二章還專門把他與另一個京劇名旦汪笑儂的京劇生涯進行比較，指出歐陽予倩所寫自傳與戲劇理論文章為中國戲曲史留下了大量寶貴資料。

歐陽予倩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藝術界一位集編、導、演、譯、寫等于一身的“跨界”通才，他的戲劇理論與實踐讓海外學界看到了中國戲劇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縮影。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