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存陽、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戚學民和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雷平精心策劃的《清代學術史文獻叢刊·初集》（以下簡稱《叢刊·初集》），在經過廣陵書社細致編纂之后，近日已正式與讀者見面。看到這套叢書出版，引發了我諸多的感慨、深思與期望。

清代著述整理現狀

中國目前存世的古籍究竟有多少？其中清人著述又有多少？據中國國家圖書館牽頭全國三千家圖書館開展的普查統計，目前存世、寫印于1912年前的古籍，多達20萬個品種（不包括少數民族文字古籍、拓本與地圖等）。而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正在編纂的《清人著述總目》顯示，清代有版本記錄的作者達6萬多名，共有書籍16萬種。

由此可見，傳世20萬種古籍中，清人著述占到八成以上，且大多保存完整、存量龐大。僅以清人別集為例，李靈年、楊忠主編的《清人別集總目》以及柯愈春編《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共收錄約2萬名作者的4萬余種詩文集；杜澤遜《清人著述總目》則收錄集部著作近5.8萬種。那么，這些清人別集目前的整理出版情況如何？

2007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影印《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收錄稀見清人別集140余種；200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的《天津圖書館珍藏清人別集善本叢刊》（20冊），收錄乾嘉時期孤本善本122種；2010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刊印《館藏抄稿本乾嘉名人別集叢刊》，選輯62家知名學者的89種別集；2011年，大象出版社刊行《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叢刊》，其中包括不少晚清時期學人的信札、日記等稿抄本；2017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推出《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收錄館藏珍貴詩文集1339種。《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影印的《清代詩文集匯編》，全書800冊共收入3000余位作者的約4000種詩文集，還刊行了《清代閨閣詩集萃編》，全書10冊共收80位女詩人詩詞集。在電子出版物方面，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研制的“歷代詩文集總庫·別集編”，其中清人別集與總集合計約有8000至9000種。上述各家刊印本總計約5000余種，與電子版相疊加，總量尚不足1萬種，至多僅占清人別集總數的四分之一。

由此觀之，清代集部著述的整理刊行，相較于經、史、子三部已走在前列，初具“小康”之態；但其余門類著述的刊印，仍未擺脫“半饑不飽”的局面，整理出版工作任重而道遠。

“新四大發現”與沉睡的文獻

目前全國共有580余家出版社，每年出版書籍超50萬種，但清人著述少之又少。民國初期，殷墟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遺書與清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被稱為史料“四大發現”。若依此比附，我認為當今則有“新四大發現”：其一為上海博物館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所藏的戰國秦漢竹簡等新出土文獻；其二是各類前代未得彰顯、如今逐步電子化的國內外珍貴四部古籍；其三是以《燕行錄全集》《燕行錄續集》《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等為代表的域外漢籍；其四便是各大圖書館書架上蒙塵已久的大量清人著述。這些清人著述至今靜靜擱置，未能發揮其應有的學術價值與社會效益。

仍以清代別集的點校整理為例，如錢謙益、吳偉業、方苞、魏源等人的詩文集雖多有刊本，但大量的清人別集卻或蒙塵插架，或隱匿于各類叢書之中。多年來，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及全國各地出版社，雖持續推出清人別集整理本系列，但清人別集動輒數十卷，整理難度極大，短期內難以實現大規模出版。

據我預估，迄今各社點校整理的高質量清人別集僅300至500種，數量實在有限。已出版叢書中，名家別集因卷帙浩繁，常被重復收錄，占據大量篇幅。這種長期形成的自覺又不自覺的做法，折射出古籍整理出版存在重復性、同質化與盲目性的弊端，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

如今，我們多方搜求域外漢籍，卻對身邊傳承至今的大量清代古籍不聞不問。不是這些古籍不重要，而是我們習慣了從尋常易見的名家著述中尋求微言大義，對所謂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學者的著述漠然置之，這種現狀亟待改觀。

《叢刊·初集》的學術價值與意義

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學界習慣將清代學術劃分為生發期、成熟期與衰微期，梁啟超對“正統考據學派”的階段劃分也循此思路。但清代學術并不能以“考據”或“漢學”來替代，更不能以萌芽、興盛與衰落的俗套來概括。以清初學術而言，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李塨、嚴衍、黃淳耀、閻若璩、胡渭、張爾岐、梅文鼎、惠周惕、方以智、屈大均等學者，散處各地、潛心向學，雖然籠罩在遺民學術的氛圍之中，但已經呈現出諸學兼治、流派眾多、各地并發而百花欲萌的態勢。

至乾隆朝，惠棟樹起“漢學”旗幟，嚴斥宋明理學，主張從聲音訓詁探求圣人真義，即戴震所謂“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而隨著《四庫全書》的開館，民間與朝廷并向合流，形成“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局面。但即便在乾嘉時期的考據學派內部，也并非完全意義上的鐵板一塊，而是既有分途之歧，也有地域之別。

晚清時期，學者面對亡國滅種的阽危之勢，一方面“睜眼看世界”，尋找救亡圖存之策；另一方面遠渡重洋，力圖“師夷長技以制夷”。一時之間，傳統的考據與義理之爭、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之爭、漢學與宋學之爭、尊德性與道問學之爭，與中西之爭、體用之爭、保皇與共和之爭等，交叉重疊、劇烈交鋒，形成類似“軍閥混戰”的學術格局。晚清學術界根本不是“衰微”或者“落幕”的殘影敗象，反而以前所未有的蓬勃姿態，展現出獨特的學術繁榮風貌。

因此，清代學術從清初至清季，精彩紛呈，各顯其威，只是大量清人著述仍處在沉睡狀態，后人不能捧讀研究、分析比較、明鑒剖判，故只能秉持陳見舊說、相因相襲，陷入“因境生像”的認知誤區，失卻學術本真。

有鑒于此，《叢刊·初集》的選印，不啻是一道光，照亮了清代學術史研究這條“路靜人稀”的小徑。叢書選編者在充分調研與類比后，將收錄文獻分為理學、漢學、經學、儒林、樸學與綜合六大類，共收錄25位清代至民國學人的36部著作，準確地反映出了清代學術生態的豐富性與多樣性。

例如，《叢刊·初集》中既收錄了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又納入其《漢學商兌刊誤補義》。《漢學商兌》原書中稱贊“近人說經，無過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俛首，自漢唐以來，未有其比也”，這句話后來被研究者反復引用，以證明方東樹對王念孫父子的贊許。但在《漢學商兌刊誤補義》中已將此句刪除，顯然不能再代表其最終觀點。豫師崇尚王陽明，對方東樹攻駁陽明大為不滿，故撰《漢學商兌贅言》，以抨擊《漢學商兌》“仍是紙上學問，一番空話”。因此，《漢學商兌刊誤補義》與《漢學商兌贅言》的收錄，彌補了《漢學師承記》與《漢學商兌》研究史料的缺環，構成了理學、心學與漢學互相爭論的有趣場面，大大豐富了資料的延展性與多樣性。

當然，《叢刊·初集》在選目與版本擇取上仍有可商榷之處。如《漢學師承記》，若將原定的嘉慶二十五年揚州藝古堂刻本，替換為天津圖書館藏、經清人何秋濤、趙之謙及民國譚大臨批校的嘉慶刻本，會更為妥當，因為從趙之謙批校本中，可以窺知其編纂《漢學師承續記》時所做的資料儲備工作。此外，上海圖書館藏趙之謙《國朝漢學師承續記》草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謝章鋌《國朝漢學師承記注底本》，雖然都是殘本，但也能收進來就更好了。建議后續編纂時，能更多地關注清代所謂二、三流學者的相關書籍，更多地選擇抄稿本，為學界呈現更為豐富多樣的清代學術史面貌。

同時，我對廣陵書社也有很高的期許，希望出版社能爭取到更充足的出版經費，保障這套叢書持續編纂出版，給學術界帶來新史料、給古籍增添新活力，也推動清代學術史研究開拓新局面、呈現新樣貌。

（作者：漆永祥，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