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以唐宋為背景的推理探案類影視劇頗為流行，無論是走奇詭的志怪路線還是樸素的推理探案，都讓人聯想到十幾年前的“狄仁杰”“宋慈”系列。人們喜歡看，一來是因為推理解謎本身就是讓人欲罷不能的事，探案就是探人心；二來也是因為精良的服化道，滿足了大家對唐宋之繁盛風雅的各種想象。如果沿著這個脈絡再往前走兩步，就會來到曾經非常熱鬧的說書人的場地——那是各類公案小說、拍案驚奇的時代，故事少了現代影視劇的瑰麗迷幻，多了市井小民的顛沛流離和與當代人并無不同的愛恨情仇、世態炎涼。

浙江古籍版《棠陰比事》

聽故事的人知道，張別古家的烏盆兒喊冤、包龍圖夜探陰山是一廂情愿的演繹，那么，古代的官老爺們到底是怎么斷案的？無依無靠的老百姓上哪兒去找展護衛那樣的能吏、公孫先生那樣的干員？翻翻古代斷冤決獄的判詞，能看出來有些官確實是青天大老爺，但歷代都不乏昏聵顢頇之輩。正因如此，當南宋理宗皇帝看到《棠陰比事》這本“偵緝實錄”之后，才會當面表揚了其作者桂萬榮。這本書也因“天語褒嘉”，“遂盛行于世”。而桂萬榮和理宗皇帝不知道的是，在后來的漫長歲月里，這本書漂洋過海傳到東瀛成為流行讀物，甚至還啟發了一個荷蘭人以中國古代公案為題材寫小說。

棠陰著明教

說起這位桂萬榮，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只能捕捉到他倏忽來去的背影。已知他是寧波人，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進士，授江西余干縣尉。在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他奉調任建康司理參軍，在此任上，他開始著手編撰《棠陰比事》。除了這簡單幾行字之外，桂萬榮其他的生平故事已經散入歷史的煙塵，包括他編的另外兩本書——《石坡書義》和《論語精義》，也都湮滅不可考。

于是，《棠陰比事》這本書就越發像是黯淡的底片上唯一能顯影的片段，后來者也只能通過它來了解南宋這位真心想為百姓做點好事、在文山會海之外想留下點屬于自己東西的公務員。

根據桂萬榮在“自序”里的講述，他寫這本書的想法源于一場閑聊。來聊天的那位同僚講述了一個案子：鄱陽有人被殺，辦案的吏員先后抓住四個嫌疑人。一番審訊下來，這幾個人不僅認罪且供詞統一，還找到了佐證。眼瞅著就要結案問斬了，可這位同僚就是覺得案情有疑點。于是他“躬造臺府請緩其事”，經過更深入地走訪調查，終于緝獲真兇，救了那幾個人的命。桂萬榮感慨：“凡典獄之官，實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國祚修短系焉，比他職掌尤當謹重”，然后他“瞿然斂衽”，稱贊這位同僚“古之君子亦盡心于一成不可變者，公其有焉”。感動之余，桂萬榮也很焦慮，身在官場，他深知像那位同僚這樣精明且勇于任事的官吏并不多；而百姓如果趕上一個葫蘆提似的昏官，不僅受害者得不到公平正義，被屈打成招者也將枉死，“銜冤千古，咎將誰執”？本著樸素的正義感和責任心，桂萬榮在業余時間“取和魯公父子《疑獄集》，參以開封鄭公《折獄龜鑒》，比事屬詞，聯成七十二韻，號曰棠陰比事”。

“棠陰”取自《詩經·召南·甘棠》，這首詩主要贊美了召公聽訟。據《史記·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至于“比事”則是由這本書編纂體例而來，大約是為了增加可讀性，桂萬榮給全部144個案例都起了四言的標題，像話本小說的回目一樣對仗押韻。這種編排方式既有利于傳播，吸引非專業讀者的興趣，也便于公門中人在實操中查找翻閱，相當于一個判例匯編、司法解釋合訂本。

棘林無夜哭

《棠陰比事》寫到的案子并不復雜，有些甚至有點乏味，完全跟“詭事”不沾邊，甚至曲折程度還不及“狄公案”“包公案”中的故事。但是越是在平凡瑣碎的日常小事中，越能體現出見微知著的高妙，如一手制造出“大唐狄公案”系列的高羅佩所言：當我為自己的頭三部狄公小說找“情節”時，我參考了古老的中國公案文學。由此我找到了一部十三世紀的法學偵破手冊，即《棠陰比事》。

現代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大唐狄公案》譯者序言中寫道，高羅佩在中文版《狄仁杰奇案》（即《迷宮案》）序中明確提出：“蓋宋有《棠陰比事》，明有《龍圖》等案，清有狄、彭、施、李諸公奇案；足知中土往時賢明縣尹，雖未有指紋攝影以及其他新學之技，其訪案之細，破案之神，卻不亞于福爾摩斯也……”

在啟發了高羅佩寫作靈感的《棠陰比事》里，很容易找到可以與《大唐狄公案》相互呼應的案子。比如在“子產知奸 莊遵疑哭”一節，桂萬榮收錄了這樣一件事：“莊遵為揚州刺史，巡行部內。一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蠅集于尸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因知此婦與奸人共殺其夫也。即案其罪。”而在高羅佩筆下的“鐵釘案”中，入腦的鐵釘是從鼻腔進入，比藏在發髻里更為隱蔽；作案的兇手雖然同樣是女性，卻是其情可憫，令狄公和讀者發出沉沉的嘆息。

此外，《棠陰比事》中涉及法醫法證的案件還有不少，如“歐陽左手 惟濟右臂”一節，都官歐陽曄暗中觀察嫌犯的用手習慣，以“左撇子”的事實擊潰了對方的心理防線，令其終于認罪服法；知州錢惟濟面對自斫其右臂的誣告者指出“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上輕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也”，令“誣者引服”。在今人看來，兩位古代官員所依據的法醫知識都很基礎，但放在七八百年前，卻是很了不起的觀察和總結。

除了“法醫法證”，《棠陰比事》中還討論了程序正義的問題。在“王質毋原馬亮貸死”一節中，尚書馬亮任職潭州知州時，有村民合力殺了當地的為禍鄉里的一名惡徒，按照當時法律，四個帶頭者要被判處死刑。馬亮反對這個判決，他說：“這些人為民除害，可反而要被判處死刑，這哪里是法律的本意？”在他的主持之下，這些人全部得以免罪。這個看似大快人心的做法，卻遭到《折獄龜鑒》的作者鄭克的批評：“對于劫掠百姓、為禍一方之人，官府應該依照法律及時將他們逮捕治罪。如果官府沒有指名緝捕，百姓擅自將為禍人捕殺，這種行為是違背法律的，很容易造成枉殺。對于這種案件，最妥當的做法是將案情和處理意見上報，等候上級裁決。”桂萬榮雖然并沒有直白說出自己的觀點，但他原文照錄了鄭克的評論，通過這種“編輯語言”表達了自己的傾向。

至于在現代司法中討論度很高的“少殺慎殺”，《棠陰比事》里也有案例。東漢明帝時的郭躬以“‘誤’‘故’相異”的理由說服皇帝對誤傳圣旨的官員輕判，不要上來就腰斬；南宋永縣知縣魏濤頂住上司壓力，以“官可奪，囚不可殺”的態度，奔走核實受害者的致死原因——認定其并非死于斗毆而是事后墜馬而亡——從而使斗毆另一方免于因殺人被訟。書中甚至還有反詐的案例，說起來古代騙子也很多，有些經典騙術真正做到了“穿越時空”；“刀刃向內”的反腐案例也被收錄，下屬胥吏貪弊的手段花樣百出，非官場老手不能查也。

這本書雖然全篇都是古文，但讀起來并不吃力，完全可以當成古代故事會。誠然，推理探案小說登不上文學的大雅之堂，但不可否認其愛好者眾，說穿了推理就是推人情世道，無論歐美硬漢派還是日系社會派，和《棠陰比事》一樣，它們都是在講這世上的道理，希望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