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迄今從事文學創作36年，先后出版了8部長篇小說，發表若干中短篇小說和散文隨筆。這幾十年，生活越來越快，越來越喧囂，日新月異，光怪陸離，五彩斑斕，目不暇接。然而，一時的鼓噪終究會被歷史消音，一時的繁花終究會因時間凋零。我時刻囑咐自己安靜、沉潛、從容，等待塵埃落定，等待底色和真相呈現。我慢慢地看煙云過眼，慢慢地看花開花落，慢慢地思考，慢慢地寫作。

從1989年開始，我先寫了幾年散文，再開始寫小說。我的小說處女作是發表在《湖南文學》1992年2月號上的短篇小說《無頭無尾的故事》。此后幾年，我連續在《湖南文學》發表短篇小說《很想瀟灑》《花花》《望發老漢的家事》《天氣不好》《蝸牛》等。除了《望發老漢的家事》寫的是小城鎮居民生活，其余幾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是政府機關小公務員。我筆下那些小人物都是朝著光亮和高尚走的，卻往往掙脫不了種種現實羈絆和迷瘴。小說氛圍充斥著彷徨、苦悶、嘆惋、傷嗟。1995年，《湖南文學》第7月和第8月的合刊上，我發表了中篇小說《秋風庭院》。這是我創作的首部中篇小說。小說主人公陶凡不再是普通小公務員，而是一位退休地委書記。我事后連續創作并發表了5部同《秋風庭院》人物及故事關聯的中篇小說，并合為長篇小說《朝夕之間》。這部小說講述了3代公務員的命運，而故事觸角往上延伸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此也可以看作切片式的中國半個世紀政治文化敘事。

1999年5月，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國畫》；2001年10月，該社又出版我的長篇小說《梅次故事》。《國畫》是我最早受到廣泛關注的作品。這是一部很平實很從容的小說，寫作過程本身就是從容的。當時因工作之故，我沒有整塊的寫作時間，常因忙碌而一曝十寒。重新拾筆得從頭看起，以接續故事和氣韻。盡管寫得斷斷續續，卻絲毫不影響我的創作激情。我見聞了太多非常“文學”的人和事，不用借閉門造車之法在情節和細節上故弄玄虛；無需狹隘或生硬地照搬生活，日常的點點滴滴給文學虛構留有無限廣闊的空間。小說主人公朱懷鏡談不上好與壞，卻是非常真實的典型人物。他是多年間在我腦海里慢慢長成的，我寫作的時候把他慢慢地勾畫出來。小說里的神功大師袁小奇，曾被人考證出原型是某湘中人物，這純屬捕風捉影。我默默觀察這些神奇人物的表演，亦默默觀察眾多看客和信徒們的表演。

2009年8月，我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長篇小說《蒼黃》。我極不同意經常有評論人士和媒體人士，把《國畫》《梅次故事》《蒼黃》稱作王躍文“官場小說”三部曲。我剛寫小說的時候，中國文學界尚無官場文學的說法。且不說官場文學概念是否缺乏學理性，單是概念措辭本身就極不準確。《現代漢語辭典》中的表述是：官場，舊時指官吏階層及其活動范圍，貶義，強調其中的虛偽、逢迎、欺詐、傾軋等特點。顯然，當代中國公權機關是不能叫作官場的，據此為敘事背景的文學自然也不能叫官場文學。很多情形下，文學的類型化指稱，在學術界是偷懶，在媒體界是噱頭。

我在《國畫》《梅次故事》《蒼黃》《朝夕之間》中寫的皆為生活瑣碎，似乎都是無關宏旨的。我認為每一個人的庸常生活都可為文學，每一張平凡的臉上都刻著歷史風云。宏大敘事固然是黃鐘大呂，但日常化的七零八落更接近生活常態，生命的本質和意義同樣寓于其中。我執著于日常生活的描摹，也許它離我想揭示的生活真相更加切近。佛法在人間，不離世間覺；文法亦如是，熙攘紅塵中。我默默留意生活中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細細記錄每個人都可能遭遇的故事。我們生活中的那些芝麻小事，倘不用小說慢慢說出來，是上不了堂皇臺面的。可是我們短短幾十年的人生，正是被那些說起來都可笑的芝麻小事消磨著。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躊躇滿志地走向社會，往往就被某只看不見的銼刀慢慢雕刻成別的樣子了。這個青年也許就是《國畫》《梅次故事》中的朱懷鏡，《蒼黃》中的李濟運，《天氣不好》中的小劉，也許就是我們自己。我輩皆如微塵，大事離我遙遠，小事賜我艱難。微不足道的故事無聲無息地發生在我們眼前，卻常常讓人毫無警覺。可是這些故事一旦呈現在小說里，竟讓人觸目驚心。小說的意義也許就在于此。

二

我每有新作問世，都會被媒體問及：您的創作又轉型了？我實則是從未考慮過所謂轉型的，只是不同時段受不同題材和興趣驅使而已。我在《湖南文學》2012年第2期發表的中篇小說《漫水》，更是引起所謂我的創作轉型的討論。有人甚至認為《漫水》幾乎不像王躍文的小說。的確，我在大約40歲以前，很少寫到我熟悉的鄉土。從2000年左右開始，我創作了大量以故鄉為敘事背景的小說，包括《霧失故園》《我的堂兄》《也算愛情》《鄉村典故》《桂爺》《冬日美麗》。我很喜歡自己鄉土小說中自然散淡的生活狀態，以及鄉村人物身上呈現的質樸。我寫這些小說的時候，自然而然地就沉醉于家鄉地域文化背景之下，筆下人物的性格、聲口和相貌，盡是我熟識的。鄉村人物語言是那么有意味，他們有自己的語匯，有自己的修辭，有自己的幽默。作家只要用心留意，那些很土的方言都可以在標準漢語里找到讀音和意思吻合的文字。我并不認為鄉土文學作品必須使用方言，但藝術化地處理好方言是很有意義的。方言的文學化解決方案很多，不少經典作家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比如，周立波對東北方言和湖南方言的處理，都達到了百煉鋼成繞指柔的地步。我在學習借鑒民間語言上也有些許心得：使用民間語言寫作，學到的不僅僅是老百姓的詞匯、修辭，還有鄉村人物的神態、腔調、笑貌，以及他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態度等，這些都通過他們的語言活生生逼到眼前來。鄉村老百姓的思維習慣，讀書人倘不熟悉，無論如何想象不出來。他們的處世方式、情感方式、世界觀，也是作家無法虛構的。我在《漫水》里寫到鄉下老人對待生死的通達，均是古風。村上有人老了，鄉親們不會講節哀之類的文明套話，只會實實在在地安慰喪家：“莫難過，人都有一回的！”鄉村人對待生死，如同對待四季輪回、花開花落，心態平和安靜。鄉村人進入暮年，會早早地預備好自己的后事，云淡風輕地談論自己的后事。鄉下人對待死亡的豁達，就是鄉村人與生俱來的生死觀，世代相因，根深蒂固，無須教化。我有回偶然在某本書上看到，原來現代醫學研究表明，人進入暮年之后，內在機理上會慢慢為死做好準備，使人不再懼怕死亡。我倒寧愿相信鄉下人越活越通達，進入暮年皆成哲人，于生死大道都圓融了。鄉村喪事盡管因家境不同而奢儉有別，但一律莊嚴肅穆。古人講的“死生亦大”，鄉下人都明白。《漫水》里的余公公、慧娘娘都是極其普通的鄉村人，活得真實、自適、仁愛。他們終生匍匐大地，辛勤勞作，回到大地時又是那么莊嚴。小說結尾，眾人抬著慧娘娘的靈棺上山，“山頂飄起了七彩祥云，火紅的飛龍駕起慧娘娘，好像慢慢地升上天”。

長篇小說《家山》于2022年1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聯合出版。這部小說更是人們談論最多的我的所謂轉型之作，其實在我自己看來不過是適當年齡的水到渠成之作。小說中的萬溪江就是我的母親河溆水，齊天界和豹子嶺就是我的家鄉雪峰山區常見的景致。小說中沙灣村的地理位置、村落形勢、四季物候、倫理體系及風俗習慣等，就是依著我自己村莊漫水的樣子描繪的。《家山》講述的是南方鄉村沙灣1926年到1949年的歷史和社會變遷，而小說旁逸斜出的敘事枝條伸展到辛亥革命，也照應到21世紀初年。因此，這部小說也可以看作百年中國背景下的文學敘事。這段歷史早被歷史教科書定義過，《家山》選擇的卻是大歷史觀，兼及政治史、經濟史、民俗史、社會生活史等多種維度，力圖更加立體真實地描述那些歲月。我在創作中盡力去除所有概念化成見，放棄所有歸納、推理、判斷、結論等學術思維和方法，一切回到細節、常識、真相，讓人物立起來，讓故事活起來，讓世界的原有模樣或應有模樣呈現出來。

過去100年，中國文學關于國民性批判的工作做得很扎實，且很有意義。但立足現在和未來，我們民族呼喚更多關于優秀國民性的人物形象刻畫。《家山》里塑造的佑德公、逸公老兒、陳劭夫、陳齊峰、陳揚卿、陳有喜等，都是可信、可敬、可愛的中國人的美好形象。這既是傳統文化熏陶之天然，也是血緣親緣約束之必然。

小說里地下黨員陳齊峰的原型則是我同宗伯父王楚偉。1927年，溆浦縣發生屠殺共產黨人的“敬日事變”之后，年輕的王楚偉受派遣回到溆浦重建黨組織，長期秘密開展革命工作。有一年，王楚偉父母聽說兒子被害了，但沒有找到兒子的尸首，家里依鄉俗在祖塋山上壘了兒子的衣冠冢。一個深夜，老父親聽到有人敲窗戶，一聽是王楚偉的聲音。人們當時相信鬼魂，老父親以為是兒子的鬼魂回來了。王楚偉死里逃生回家潛伏起來，直到后來組織革命武裝迎接解放大軍，這正如小說里描寫的陳齊峰的故事。

陳揚卿則是那個時代知識報國的典型形象。他剛回鄉時，感慨鄉民愚昧，似與鄉村格格不入。目睹村民因無卿口角同外村發生械斗，釀成人命案。后來，他在開明縣長李明達的開導下，起于知識分子的良知，義務勘測和規劃全縣水利建設，同進步青年一起倡辦新式小學，為鄉村建設操心操勞。近百年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很少有一部小說客觀完整地描寫過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建設，《家山》借由陳揚卿這個形象及其故事填補了這個空白。國難當頭的時候，有人馳騁疆場、收復河山，有人堅守后方、建設家園，這才是四萬萬同胞共筑血肉長城奮力抗日的真實歷史。

小說塑造了仁德鄉紳，也刻畫了黑惡劣紳。馬宗仁是惡霸地主，任縣團防局局長，為富不仁、恃強凌弱、殘害無辜、窮兇極惡。這個故事是我依據真實史料為原型虛構的。《家山》還真實再現了國民黨基層政權的渙散、腐敗和無能。史料表明，小說所描寫的時期，國民黨縣政府主官更換非常頻繁。《家山》寫了七任縣長，這些人物是我在研究史料的基礎上，刻劃出的各具代表性的國民黨縣長形象。比如，李明達任縣長時，國民黨政權在武漢一個政府，在廣州一個政府，上頭各為營壘，下頭無所適從。李明達憑著讀書人的良知做事，但“上不體恤，下不健全”，最后黯然去職。

三

長篇歷史小說《大清相國》最早是2007年3月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自2012年7月起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這部小說寫的是300多年前康熙王朝的故事，主人公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的陳廷敬。清沿明制，并無相職，緣何小說名喚《大清相國》？原來中國人有尚古傳統，明清時仍把內閣大學士視作宰相。

陳廷敬21歲考取進士，從此在朝為官超過半個世紀，歷任吏、戶、刑、工四部尚書及左都御史、翰林院掌院學士、經筵講官，所任最高職位是文淵閣大學士。經筵講官即為民間說的帝師，充任其職者必須學問淹恰，人品方正。陳廷敬任經筵講官那年37歲，康熙皇帝21歲。康熙帝對這位老師極是滿意，曾稱贊陳廷敬：“每日進講，啟迪朕心，甚有裨益。”康熙在位長達61年，其歷史功勛早已定論。康熙皇帝作為康乾盛世的開創者，他的朝堂之上匯聚了眾多文臣武將。但那些位高權重的大臣們鮮有像陳廷敬這樣善始善終者，他們多在無風三尺浪的宦海中檣傾楫摧了。作為文學形象的陳廷敬，小說描寫了他“等、忍、穩、狠、隱”的五字法門。這看上去似乎像官場權謀，其實是他不同人生境遇下的持守，屬于高人點撥，或自己悟得的政治智慧。

中國史學傳統是“常事不書”，此觀念也影響到歷史小說創作。中國作家過去寫歷史人物，多習慣寫轟轟烈烈的英雄，這似乎成了人們潛意識里的歷史觀。英雄固然值得崇拜，但天下僅有英雄是不夠的。轟轟烈烈的英雄們，其功多在于變亂之秋摧枯拉朽，而更多庸常歲月則需要大量的陳廷敬，亦即司馬遷《史記》中所稱道的循吏。我曾用四句話概括這位康熙心目中的全人：自古清官多酷，陳廷敬是清官，卻宅心仁厚；能官多專，陳廷敬是能官，卻從善如流；好官多庸，陳廷敬是好官，卻精明強干；德官多懦，陳廷敬是德官，卻不乏鐵腕。當然，也有人對《大清相國》持有疑問，認為該小說仍在宣揚封建清官意識。此論其實是偏頗的。不論社會如何演進，陳廷敬身上清廉勤勉的品質都是值得效法的。有研究者指出，《大清相國》把清康熙年間從朝廷到州、縣各級衙門的行政運行描寫得十分真實。這也許是這部小說別樣的意義。

2014年8月，我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長篇小說《愛歷元年》。主人公孫離起初只是一位普通中學教師，他的夢想就是教學之余寫好小說。父親曾是縣里很風光的“萬元戶”，弟弟投入生意場得心應手。孫離守著清苦，愛著自己的妻子。幾十年過去，孫離同妻子進入省城，他成了著名作家，妻子成了大學教授，父親成了有名的上訪戶，弟弟成了依附政商關系發大財的企業家。孫離同妻子的情感也經歷了曲折。幾十年間，是非成敗似乎完全掉了個頭。孫離穿越一段人生迷宮，重新回到年輕時同妻子定下的“愛歷元年”。這是一部誠實的情愛之書、命運之書和人性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