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某知名出版社一本新書因編校疏漏被讀者指出數百處文字差錯，且類似問題并非個例。相關話題引發廣泛關注，也再度將出版物的編校質量問題推至公眾視野。

本報為此邀請業內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編審衛建民，從出版業的舊事談起，細數一些前輩學人于字斟句酌間較真文字正誤的往事，回望傳統出版流程中精益求精的匠心。希望這些舊聞軼事，能喚醒出版界對編校質量的敬畏之心，重拾嚴謹細致的工作態度，以更多制作精良的書籍，回饋每一位讀者的信賴。

1949年上海觀察社發行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王力（筆名王了一）先生的散文集《龍蟲并雕齋瑣語》，于1949年由上海觀察社出版后，多年沒有再版。上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現這本學者散文的價值，雇人從舊版抄錄，印行新的版本。新版出版后，王先生寄給作家劉紹棠一本——劉紹棠在上世紀50年代曾短期就讀北京大學中文系，與先生有師生之誼。師生互贈著作，本來是學界文壇的平常事，不料今此從燕園寄出的書不平常。

老一輩名家于細微處較真文字正誤

原來，劉紹棠收到書后，發現王先生親筆做了一張勘誤表，把書中印刷的錯誤一一改正；一本169頁的書，錯訛誤植竟有68處！驚嘆之余，劉紹棠給《北京晚報》寫了一篇文章，對出版社的粗制濫造提出批評，標題是《大學者的一件小事》。文章發表后，讀者紛紛給晚報來稿，繼續批評其他出版物出現的錯誤。王先生也給晚報寫信，說后來再檢查，發現這本小冊子的印刷錯誤有110余處，要求出版社再版時更正。169頁的書出現110余處錯誤，幾乎一頁一個錯誤，這樣的出版物真是不堪卒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知錯便改，立即毀版重排重印，并嚴肅處理有關人員。多年后，這家出版社再出新版，質量大大提高了。

對學者、作家來說，自己研究的成果、創作的書籍出版后出現許多錯誤，絕不是件小事。王力先生是語言學家，他的著作如出現語言文字錯誤，他肯定看得更嚴重，因為語言學家、教授的雙重身份有放大效應，會產生誤導。實際上，絕大多數學者作家、編輯記者以及所有以文字為業的人，對自己發表的文章、出版的書籍質量都是關心的。30多年前，我在原來工作的出版社請鐘叔河先生編了一本《知堂談吃》，把周作人（號知堂）談飲食的散文輯為一冊出版。用郁達夫的話說知堂散文，“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對；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這種文章風格，也是對編輯的考驗。飲食、烹飪雖小道，但涉及歷史典故、地方風俗，偏僻字、異體字不少；我作為責任編輯，不懂的就查工具書，小心翼翼，生怕出錯。書印出后，適逢鐘先生來京，就順便送他幾本樣書；他在回長沙的火車上就已經讀了一遍，抵達后來信告訴我校對認真，只錯了一個字。書的編者還有耐心再讀一遍剛印出的書，這本身就是對我們這些年輕編輯的教育。1994年，孫犁老人讓我把有關讀書的信抄幾封寄給《文匯讀書周報》的陸灝兄，作為談讀書的隨筆發表。文章刊發后，老人來信說：“《文匯讀書周報》已見到，版式很好，您又耗費不少精神，該報校對也好，只錯了一個‘蔓’字。”一整版文章只出現了一個錯字，可見老一輩讀書人對文字多么重視。喜歡、熟悉孫犁作品的讀者都知道，老人寫過許多有關讀書、校對、編輯方面的文章，還出版了一本《編輯筆記》。他對創作的嚴肅性，對中文語言的規范、準確、純潔不斷發聲。讀者、作者實時監督新出版物的編校質量，主管部門定期抽查，是新聞出版業健康發展的保證。我記得，過去有的報紙專門在版面開辟“更正”專欄，及時反饋讀者的意見；有的出版社獎勵評論該社圖書的作者，把挑剔的讀者當作畏友；還有的新聞出版機構讓新招聘的編輯人員先在校對部門工作一段時間，有意培育新人當編輯的感覺。

只要編校得法能消滅錯誤

我國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大國，在書籍的編輯、出版上有優良的傳統，前輩曾留下許多寶貴的經驗。近年，我發現，技術進步只能裝備新聞出版業的下游，機器人尚不具備審讀古籍的功能。一部書稿有沒有出版價值？如何編輯、修改一部書稿？目前還是由有資質的人工按傳統的方法作業。千余年前，司馬光在洛陽編輯《資治通鑒》，草稿都是正楷，沒有一筆草書，謄抄草稿時預留空行，增刪文字，隨時能剪裁、粘貼。北宋時的書多數是卷軸式，四丈成一卷，司馬光說他是三天刪定一卷，這是他自定的工作量。到了現代，我們這一代出版人是讀作者的手稿，稿子大多寫在“天地寬大”的大稿紙上，也能剪裁、粘貼，編輯作業的形式還保留著傳統的方式。進入信息化時代，編輯讀書稿的電子版，修改的符號無非是電腦自帶的工具，并不能代替編輯對書稿的判斷。舉例說，我在孔夫子舊書網發現楊伯峻先生的一頁手稿在拍賣，內容是他在中華書局工作時對書稿《老子詞匯》的初審意見。我本來想買下來學習，不料被捷足先登者搶走了；好在賣家沒打水印，我及時下載，隨后抄錄在《楊伯峻學術論文集》的空白頁。在這一頁的審讀意見上，楊先生從三個方面對書稿提出意見，認為稿子的水平不高，建議退稿。楊先生的意見，顯示了他的學問和眼光。在出版社的生產環節中，首先是評估一部書稿的質量，審讀其是否有出版價值，是否已達到了出版標準；其次才是編校質量。一些東抄西拼，甚至胡編亂造的書稿，出版后即使沒有差錯，也已然是最大的差錯。楊先生以他的學識，在源頭保住了百年老店的聲譽。

書稿的評估、審讀；書籍的編排、印制，既然還離不開人工，那就難免出錯。成語“魯魚亥豕”專指書籍傳寫、刊印中的文字謬誤。在篆文中，“魯”與“魚”，“亥”與“豕”，二字筆畫字形相似，容易寫錯，就把這種現象稱為文字書寫、出版中難免的錯誤。蒲松齡曾在《聊齋志異》里說：“魯魚亥豕，應不能免。”就是對這種現象的同情和理解。其實，只要工作認真，編校得法，出版物中的錯誤是能完全消滅干凈的，我們已經有許多經典著作多次再版，是沒有一個錯字的。早在兩千多年前，呂不韋就組織人員編輯《呂氏春秋》，工程竣工后，他把書稿懸于咸陽城門，把金子也擺在城垛上，并公開告示：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這就是“一字千金”的故事。我的理解是，呂不韋對他領導的文化大工程如此自信，倒不完全是炫耀《呂氏春秋》的編校質量，更重要的是要廣開言路，博采眾長，繼續吸收其他學術流派的思想觀點，爭取達到他那個時代的最高學術水平。

數字時代守護出版行業初心

看新聞，近年有一些名社大社、百年老店出版的個別書籍受到讀者批評，讀者所指，主要是書籍的學術質量和編校質量有問題。有的出版社聞過則改，立即通知經銷部門下架；有的則裝聾作啞，對讀者的批評不予理睬。讀者對公開出版的圖書提出各種意見，是讀者應有的權利，也是讀者對出版物的反饋，出版社應視為福音，而不應當作烏鴉的聒噪。一本書出現編校錯誤，涉及多個環節，像40多年前出版的《龍蟲并雕齋瑣語》，因有從繁體字到簡化字的轉換，又是雇人從舊版本抄錄，在第一個環節就埋下連環爆炸的地雷。責任編輯缺乏負責的能力，校對按錯誤的原稿機械校對，一本錯誤百出的名著就出版了。質量不合格的圖書，既損害讀者利益，也傷害出版社的聲譽，還有連鎖反應的經濟損失。我是出版業的保守派。在信息化、互聯網時代，在瞬息萬變的光速時代，如果我們能堅守一些傳統的、不變的出版法則，腳踏在“從前慢”的轍跡，科學、全程監控產品生產線，我們出版的書籍質量才有保證和更具生命力。

去年，有一家出版社要辦培訓班，主持人讓我給青年編輯推薦一些書，我隨手開了一份書單，都是舊書：《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回憶中華書局》《我與三聯》《一編審足矣：周振甫編輯出版文選》，還有趙家璧《編輯憶舊》、葉至善《我是編輯》。我對出版社主持人說，這一類的書，我還可以開出一長串，你們先讓青年同行了解名社的歷史和社內作者、同業回憶，看看老前輩是如何當編輯的。我還說，出版機構要有讀書風氣。青年人如果愛讀書，一切都好商量。我又告訴要去培訓班的朋友，1924年，馮友蘭先生邀請顧頡剛先生去中州大學任教，顧沒能去，在回信中談到他的計劃：“自明年起，每日必有半日之讀書，余下半日，雖不讀書，亦必浸潤于學問之空氣中。”讀到這封信后，我連著幾天都在回味其中滋味，甘之如飴。一家出版機構的編輯、校對人員，如果人人愛讀書，天天都“浸潤于學問之空氣中”，大家都來練內功，其編輯出版的圖書質量總會不斷提高吧。

還是看新聞，我最近看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辦公大樓安放葉圣陶先生塑像。我心里說，這就對了！葉老晚年還在說，如果有人問他的職業，他就說他的職業是編輯。葉老作為該社的首任社長，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作家，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應是所有出版從業者崇敬的前賢。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