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軍:廢名的“自信”
在現(xiàn)代文壇上,廢名(1901—1967)是出了名的“自信”。
早在20世紀20年代,廢名深信其長篇小說《橋》的藝術(shù)壽命“要長過幾百千年”(《說夢》,《語絲》周刊1927年5月28日第133期)。1932年,《莫須有先生傳》行將出版時,由于這部小說十分難懂,“差不多舉國一致”要求廢名寫一篇序加以解釋,他卻認為“若說難懂,那是因為莫須有先生這人本來難懂”,并認為“難懂正是它的一個妙處”,“《莫須有先生傳》實有一思索的價值也”(《序》,《莫須有先生傳》開明書店1932年版)。
1936年至1937年,廢名在北京大學講授新詩,編寫講義十二章。抗戰(zhàn)爆發(fā)以后,他回故鄉(xiāng)湖北黃梅避難。1946年,重返北大,續(xù)編新詩講義四章,最后一章為《關(guān)于我自己的一章》。他將自己的詩歌與卞之琳、林庚、馮至等人相比,一面承認他們的詩寫得很好,“我是萬不能及的”;一面又說:“我的詩也有他們所不能及的地方,即我的詩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個的不是零星的,不寫而還是詩的,他們則是詩人寫詩,以詩為事業(yè),正如我寫小說。”“我的詩太沒有世間的色與香了,這是世人說它難懂之故。若就詩的完全性說,任何人的詩都不及它。”(《新詩講義——關(guān)于我自己的一章》,《天津民國日報·文藝》1948年4月5日第120期)。
在寫《關(guān)于我自己的一章》之前,廢名曾于1947年1月5日在北大紅樓大禮堂做了題為“我自己的詩”的演講,給在場的每人發(fā)了一份油印的《廢名詩選》(共十二首)。他說,這些詩是“非常好的詩,在藝術(shù)上最有成就,最完美”(《“我自己的詩”——馮文炳教授在北大講演》,北平《新生報》1947年1月6日第4版)。1月12日,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行聯(lián)歡會。廢名在演講中說:“無論中外古今,凡是寫得最好的作品,都像我的……”(《“溪流”不見了》,北平《益世報》1947年1月15日第4版)
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廢名小說選》。在序文中,廢名不滿于自己“五十年躲避了偉大的時代”,對其過去的思想作了深刻檢討,但認為他的作品仍有可取、可供借鑒之處,那就是“不肯浪費語言”。1958年,針對長春市一些青年詩人所寫的詩在感情和語言上不“節(jié)制”而一味“發(fā)泄”的毛病,廢名說:“我過去寫的新詩,比起隨地吐痰來,是惜墨如金哩。”(《談?wù)勑略姟罚都秩請蟆?958年1月26日第3版)
在學術(shù)研究上,廢名同樣擁有超乎尋常的“自信”。
避難黃梅期間,廢名撰寫了一部佛學著作《阿賴耶識論》,后將這部著作的手抄本親自送給僧人一盲看。一盲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在廢名先生出門時,表示或者能完全接受他那部著作中的高見,也許另有意見向他提出。他說后一層更是他所希望的。”(《佛教漫譚(四)》,《世間解》1947年第4期)廢名看過這篇文章,大為不滿:“我將《阿賴耶識論》手抄本請他看,只是讓他先睹為快,并沒有想他另有意見向我提出的意思。這并不是我不謙虛,乃是我本不應(yīng)該客氣的。我曾向他戲言,我的話如果說錯了,可以讓你們割掉舌頭。”(《〈佛教有宗說因果〉書后》,《世間解》1947年第5期)
李商隱有一首絕句《月》:“過水穿樓觸處明,藏人帶樹遠含清。初生欲缺虛惆悵,未必圓時即有情。”關(guān)于這首詩的意思,廢名問過好些人,沒有一個人的答案和他相同。“因此我很有點兒惶恐,難道只有我是對的,大家都不對么?連忙我又自信起來,我確實是對的,請大家就以我的話為對好了。”(《講一句詩》,北平《平明日報·星期藝文》1947年1月12日第3期)
廢名雖然對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學術(shù)研究非常“自信”,但他并非妄自尊大、自以為是甚或剛愎自用。一旦發(fā)現(xiàn)自己錯了,他也會及時修正、從善如流。吳小如在一篇文章中所記載的一件小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就我所知,只要先生一旦認為自己的看法錯了,立即公開改正,并勇于自我批評。先生講陶詩,備課極認真,而丁福保的《陶詩箋注》卻一直不曾寓目。某次上課,先生見我拿著這本書,便借去閱讀。到下一次上課,先生根據(jù)丁氏所引的材料,當堂糾正了自己以前的一些看法。由此可見先生的虛懷若谷。”(《廢名先生遺著亟待整理》,香港《大公報》1983年1月16日)
(作者:陳建軍,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