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返鄉敘事”是百年中國鄉土小說典型的敘述模式，關仁山小說中的“返鄉敘事”獨特之處在于，返鄉者在返鄉之后從事鄉村建設，而非尋求鄉村慰藉或再次離開。正是這種“返鄉敘事”再造了文學史上未曾有過的“農村新人”形象。如此鄉建類型的“農村新人”，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性”而有對城市與鄉土兩種文明持守主體間性的視野、鄉村建設主體性自覺，結構性地回嵌于鄉村等新質。或許基于為鄉村建設提出方案，關仁山建構這些農村新人形象時帶有理想主義色彩，存在著返鄉動力機制的臆想化、鄉村回嵌再適應的懸空化、形塑鄉村建設主體舊模式化等內在限度。為避免這些限度，創作主體需要將時代的文化征候，社會的情感結構、城鄉中國語境下的鄉村復雜性等方面囊括進返鄉敘事之中。

關鍵詞：關仁山 返鄉敘事 農村新人 再造 限度

返鄉敘事是百年來中國鄉土小說典型的敘述模式，主要以主人公在接受城市現代文明淬洗之后的返鄉背景及情節構成相對完整的故事。這種模式的主要敘事內容是：返鄉者如何描繪、凝視鄉村；鄉村亦如何迎對他們的歸來。若以返鄉主人公的身份為分類原則，一般有兩種類型：一是知識分子返鄉。如魯迅的《故鄉》《祝福》、師陀的《果園城記》、莫言的《白狗秋千架》、賈平凹的《高老莊》、李佩甫的《生命冊》等。在這種類型里，返鄉者代表著“現代”與“文明”。通過他們的觀察，鄉村或顯示與現代性的落差，是須批判與改造的對象；或受到現代性侵蝕后的裂變與異化而令人焦慮。二是農民返鄉（含農村知識青年）。這種類型多見諸1980年代之后的鄉土小說，原因在于自1980年代始，國家推行農村經濟改革，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不但有了自主生產經營的權利，也有了流動的自由，從而現實中的農民返鄉現象自然就多了起來。文學對此多有表現，如路遙的《人生》、賈平凹的《浮躁》、張煒的《古船》等。關仁山小說中的返鄉敘事屬于農民返鄉這一類型，主要作品有《九月還鄉》《天高地厚》《麥河》《金谷銀山》等。深入探究這些作品，我們能發現其“返鄉敘事”在百年鄉土小說的返鄉敘事傳統中的獨特性。關仁山正是以這種獨特的“返鄉敘事”，建構了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農村新人”形象。本文分析這種“返鄉敘事”究竟建構了怎樣的“農村新人”形象，進一步分析理解鄉土小說發展演變的趨勢，以及時代、社會、國家與農民成長之間的緊密關聯。

一、結局或開始：“返鄉”敘述成規的突破

傳統鄉村以農業生產為基礎，而農業生產方式則直接取資于土地。如費孝通所指出的那樣：“直接靠農業來謀生的人是粘著在土地上的……鄉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著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變動。”1因此，傳統鄉村中的農民是不需要流動的，走出土地與家鄉的機會并不多。近代社會以后，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入，鄉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農民走進城市的機會亦日益增多。但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以二元戶籍制度為基礎，形成了城鄉二元分治格局，農民向城市流動的機會并不是很多。自1980年代以來，人民公社體制逐步廢除，統購統銷制度被終止，家庭承包經營在鄉村全面實施，如此使得農民獲得了流動的自由；同時，伴隨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農村出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加之，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明顯。在這些多重因素的合力推動下，農民進城務工謀生變得尋常，由是，農民“進城—返鄉”的現象自然地增多了起來。

這番現實情形，在1980年代以后的鄉土小說中多有表現。路遙的《人生》中的高加林千方百計想進城，進城之后由于走后門的事情被揭發，最終返回高家村。德順老漢等鄉村中的善良的人們，不時以各種方式安慰受傷的高加林。張承志的《黑駿馬》中的白音寶力格自小在草原長大，有深愛著他的奶奶、索米亞，但長大成人后，決計離開草原去尋找遠方更大的世界。在經歷城市的紅塵喧囂，感受人生無常與滄桑之后，他又重返草原尋找曾經的戀人索米亞。雖然世事滄桑流轉、物是人非，索米亞己經為人婦、為人母，但白音寶力格還是收獲了故鄉草原給予的內心遼闊與安寧。賈平凹的《浮躁》中的金狗，通過招工考試進城當了記者，由于揭露當地的權力家族一些黑幕而身陷囹圄，出獄之后決定返鄉，人生經過兜兜轉轉，最后還是與多年前的戀人小水終成眷屬。顯然，這些1980年代的鄉土小說中的返鄉敘事，有著相似的敘述程式：一心向往城市→進城遭遇挫敗→返鄉之后，鄉村是療傷之所。

1990年代的鄉土小說中的返鄉敘事則略有不同。返鄉主體也是一心向往城市，也是在城市中遭遇挫敗；但返鄉之后，鄉村已不再是療傷之所，或是因為衰敗與荒涼，或是人心變異與倫理裂變，成為了再一次想逃離的地方。如羅偉章的小說《我們的路》中的鄭大寶在城市里打工，飽嘗苦難與艱辛，多年未歸鄉。臨近春節之際，他思念妻女心切，急迫地返鄉。在返鄉之后，家鄉破敗、貧困的情形，令這個想在家鄉陪伴親人的鄉下漢子再次選擇進城打工。劉慶邦的小說《回家》中的梁建明進城找工作，陷入了傳銷公司騙局，好不容易逃脫回家。返鄉時不敢走村里的大路，而是繞道村后的爛泥坑爬著回家。因為村里人都認為他在輕松、干凈的茶葉公司上班，害怕村民的探問與嘲諷。曉蘇的《老板回家》中的朱由離開了貧困的油菜坡，在縣城開了餐館，成為了村里人人仰羨的大老板。五年之后，當朱由返鄉時，村民爭先恐后地割肉、擺酒，迎接這個大老板回來。當得知朱由是因為破產返鄉，想在村里討一口飯吃時，聚集迎接他的村民便一哄而散。喬葉的《紫薔薇的影樓》中的劉小丫、孫惠芬的《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中的李平都有過在城市做“小姐”的不堪經歷，返鄉之后，小心翼翼地竭力隱瞞這段沾有污跡的青春歲月，惴惴不安地憂慮著隨時可能“引爆”的人生危機，一旦曝露，準備再次逃離。

不難看出，這些鄉土小說中的返鄉敘事，不同點在對待鄉村的情感基調上存在差異：1980年代的返鄉敘事，多把鄉村視作療愈的“桃花源”；1990年代的返鄉敘事則認為鄉村應該逃離的是非之地、絕望之所。相同點是在敘述返鄉主體之返鄉的動力機制、行動策略等方面如出一轍：一是返鄉者之所以返鄉，無不源于城市帶來的挫敗或傷害；二是返鄉者在返鄉之后的行動，亦不外乎兩種：或者等待鄉村治愈，或者再次決絕地離開，卻從不嘗試對鄉村做出任何改變。概而言之，“返鄉即是結局”。當然也有個別作品寫到了返鄉者在返鄉之后，試圖為鄉村做些改變，敘述卻亦是剛開頭便煞了尾。如賈平凹的《浮躁》敘述金狗返鄉之后打算購買機動船在州河上發展客運事業，但小說沒有進一步敘述金狗對鄉村的改變。

以上兩端，均顯示這些作家的返鄉敘事，還依然在百年來鄉土小說固有的“窠臼”中流連。百年來鄉土小說基本上形成了兩種穩定的敘事范式：啟蒙式與牧歌式。前者以現代性視野映照鄉村社會之落后與愚昧，批判鄉村黑暗、愚昧與落后，表達憤激與絕望，魯迅的《故鄉》、蕭紅的《生死場》等即如是；后者以農業文明的立場，反思與批判現代文明，視鄉村乃和諧、寧靜、人性之所在，是自然人性、優美牧歌的承載地，廢名、沈從文等人鄉土小說的精神蘊含莫不如此。細分析，這些小說的返鄉敘事還是在這兩種敘事范式中徘徊，盡管借助了“返鄉”這一情節框架。正如前述，這些小說均寫到返鄉主體無一不在城市中遇挫與受傷，然后返回鄉村試圖尋求慰藉，盡管最終鄉村提供的價值歸依有異。這表明作家還沿襲著早已有之的城鄉二元對立之道德分野的價值理念上，恰如雷蒙·威廉斯所說：“對于鄉村，人們形成了這樣的觀念，認為那是一種自然的生活方式：寧靜、純潔、純真的美德。對于城市，人們認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識。強烈的負面聯想也產生了：說起城市，則認為那是吵鬧、俗氣而又充滿野心家的地方；說起鄉村，就認為那是落后、愚昧且處處受到限制的地方。 將鄉村與城市作為兩種基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對立起來的觀念，其源頭可追溯至古典時期”2。因此，這種把城市想象成罪惡深淵、道德洼地之價值定位與道德評判，還依然是對城市恐懼的批判老路，把鄉村定位于詩意牧歌承載地的舊模式。另外，小說對返鄉主體返鄉之后的生活描繪僅止于返鄉（要么無為地寄生于鄉村，要么無望地再次逃離鄉村），缺乏進一步展開，這表明作家對鄉村生活新變的疏離與陌生，對鄉村認知依舊固化在詩意“桃化源”想象上，對鄉村重建的價值理念與進路，更是缺乏進一步的思考。

關仁山小說的返鄉敘事則完全不同。其最大的不同是，返鄉不是結局，而是一種新的開始。如果說一般返鄉敘事的邏輯鏈條為：“進城→返鄉→鄉慰或離鄉”，那么關仁山的返鄉敘事則把這種情節鏈條轉變為：“進城→返鄉→建鄉”。這正是關仁山小說的返鄉敘事，對多數小說的返鄉敘述成規的一種突破。其小說著重敘述返鄉主體在返鄉之后多面相的生活，聚焦于他們將在城市儲備的現代要素與鄉土進行有機鏈接，開啟重建鄉村社會、推動鄉村發展的人生新階段。不論是《九月還鄉》中的九月，《天高地厚》中的鮑真，還是《麥河》中的曹雙羊、《金谷銀山》中的范少山，其返鄉皆非緣于對城市的怨恨而離開，而是想開啟一種新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們返鄉之后的行動選擇，不是尋求牧歌式鄉村的撫慰或者是鄉村失望之后的再次逃離，而是以其個人能力、資本或者家庭力量，對固有的鄉村社會結構、農民舊有的認知范式進行能動的反思與解構，以知行合一的姿態成為鄉村重建的踐行者，探索鄉村現代化建設的中國路徑。九月返鄉之后，自己寧愿作出犧牲，奪回了村里被征用的土地，并用自己辛苦掙來的二十萬存款，幫助村里開荒，發展鄉村經濟；鮑真同樣是在返鄉之后，亦積極參與開荒、興辦工廠、競選村長。曹雙羊回歸鄉村，決心做土地的守護神，推廣土地流轉，發展現代化農業。范少山原在北京城里賣菜，返鄉時目睹白羊峪的貧困，決心帶領村民共同富裕，振興白羊峪。總之，關仁山著力書寫這些返鄉者于返鄉之后，以文化、資金、技術及智力反哺參與鄉村建設實踐，從而使其返鄉敘事與其他作家截然有別。

二、田園將蕪胡不歸：再造鄉建類型的“農村新人”

所謂“新人”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因應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召喚而走在特定時代前列，具有特定時代精神的典型人物。他們的思想品質、行為方式、身體形貌能夠代表不同歷史時期對中國革命、社會制度和國家形象的建構。“農村新人”自然指走在鄉村各個變革時代前列，具有特定時代精神的典型人物。恰如張勝冰指出：“作家在塑造農村新人時，當然主要應從本質上去把握，要看他們是否順應了時代的發展，體現了時代的根本要求，我們在理解新人時，也主要應從這里入手。”3由此而言，一個時代亦有一個時代的農村新人。如在1950—1960年代的合作化敘事小說中，出現了梁生寶（《創業史》），劉雨生（《山鄉巨變》）、李雙雙（《李雙雙小傳》）等農業合作化新人。在1970—1980年代的鄉村改革小說中，有高加林（《人生》）、孫少安、孫少平（平凡的世界》），金狗（《浮躁》），門門（《小月前本》），禾禾（《雞窩洼人家》），隋抱樸、隋見素（《古船》）等代表改革時代精神的新人。這些在當代文學史上有著代表意義的“農村新人”形象，真實地表征了特定農村變革階段的時代精神。

與這些“農村新人”相比，關仁山小說中塑造的返鄉“農村新人”有何特殊性？艾略特說：“任何詩人，任何藝術家，都不能單獨有他自己的完全的意義。他的意義，他的評價，就是對他與已故的詩人和藝術家的關系的評價。我們不能單獨地來評量他；必須把他置于已故的人中間，加以對照、比較。”4依循這一方向，我們完全可以把關仁山小說中的這種返鄉敘事所建構的“農村新人”形象，放在文學史過往的“農村新人”中間，借以對照，以確定關仁山小說的返鄉敘事中再造“農村新人”的特質及其來源。正如前述，關仁山小說中的返鄉敘事最突出的特征，乃是著墨于返鄉者在返鄉后的生活。返鄉后的生活展開的內容，主要是返鄉者從事鄉村建設，勠力推動鄉村發展。也正是通過這種鄉建生活的敘述，關仁山建構了不同以往文學史的獨特“農村新人”形象。

其一是這類“農村新人”顛覆性改寫了傳統意義上中國農民的心態與行為特征。傳統中國農民聚族而居、安土重遷、以精耕細作的“種地”為生，由此派生出超穩定的心理與行為特征。亦如學者賀仲明所論：“或者說就叫‘農民性’——盡管這些特征并不一定完整地體現在具體的個體農民身上，但是它們確實構成個體農民基本的精神主導和性格邏輯。”5譬如，傳統中國農民信奉無差別的平均主義、害怕風險的保守主義、重視眼前實際利益，以及內向狹隘的心態。關仁山塑造的這些返鄉“農村新人”已全然告別了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性”，呈現新的時代語境下特有的全新農民特征：一方面，他們職業生涯的起點通常是“非農工作”，返鄉之前都有過非農行業的錘煉，都具有強烈的經營意識，如曹雙羊此前與人合開煤礦、范少山在北京經營菜攤。返鄉之后，他們在農業經營方式方面，都傾向于對利潤追求與對規模經營的渴望，與傳統農民追求安全第一、規避風險的經營策略徹底不同。另一方面，他們將“農業”視為“創業”，其目的全然不像傳統農民為了個人或家庭之維持生計、溫飽糊口，而是追求財富增長，帶動農民走向共同富裕，推動鄉村獲得重生與發展。

其二是這類“農村新人”對城市與鄉土兩種文明持守一種“主體間性”的視野。即不再把城市與鄉土文明兩種文明視為絕對對立、相悖，互不相容的結構，而是兩種對等的文明，沒有優/劣、先進/落后之分。他們認同城市文明，主動以城市文明重建自我，推進鄉村發展；同時認為鄉村亦可現代化，農民也可以共享現代化成果。九月、鮑真、曹雙羊、范少山在返鄉之前都經歷了從農村脫嵌到城市再嵌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他們接受城市現代性改造的起點。“城市改造著人性，而且每一類城市都在產生著自身的個性類型……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勞動分工和細密的職業劃分，同時帶來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全新的習俗姿態，這些新變化在不多幾代人的時間內就使人們產生巨大改變。”6正是因為有入嵌城市的經歷，返鄉的他們視野更加開闊，見識更加豐富，在思維理念、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等方面，比起鄉村留守者更有優勢。他們通過文化、技術及智力反哺鄉村建設。九月用自己在城市賺來的二十萬，為村里投資開荒；鮑真也是積極參與開荒、辦廠。曹雙羊返鄉之后，倡導農業的企業經營模式，范少山則是返鄉之后，利用城市智力資源，發展有機生態農業、電商、休閑旅游等新業態。這一切完全不同于以往文學史中的“農村新人”，或者把城市與農村直接對應于道德分野，認為進城是一種道德滑坡的表現，如梁生寶盡管與徐改霞兩人有著深厚的情感基礎，心里互相愛著對方，當得知徐改霞要進城當工人時，梁生寶便覺得兩人志向不同而分手。或者執念于城市乃是現代文明的唯一處所，脫離農村才是通往現代文明的唯一道路。如高加林不滿于農村生活環境，想方設法成為城里人。當因為“走后門”被人舉報，不得不返回農村之后，他則顯得痛苦不堪。

其三是這類返鄉“農村新人”具有鄉村建設的主體性自覺。這些返鄉者嵌入城市后，早已認同、接受了城市現代性的改造，熟諳城市生活的行為規范，在城市里有著自己的適意生活。曹雙羊與人合辦煤礦，在城市里有豐厚的資本積累。范少山在北京經營著菜攤，并在郊區有房。即便九月、鮑真雖然在城市里有過不甚光彩的經歷，但亦有可觀的收入。因此，他們返鄉的緣由，不是像1980年代小說那些“農村新人”因融入城市受阻或者迫于現實的無奈選擇，而是基于個人自身的生活邏輯、鄉土情感的動力機制，主動選擇離開城市而回嵌于鄉村，開展鄉村建設，成為鄉村建設的帶頭人。如九月返鄉雖然帶有幾分尬尷意味，但返鄉之后，仍然意識到鄉村的改變，需要依靠農民自身去努力。鮑真在遭到愛人梁雙牙的誤解而被拋棄后，依然以主人翁的姿態投入鄉村建設中，積極競選村長、興辦村企業，帶領村民一起致富。曹雙羊返鄉之后，推動土地的流轉，大力倡導農業的集約化、產業化、現代化的發展模式，推進鄉村現代化建設。范少山目睹家鄉的閉塞落后與鄉親們的貧困境況，決意返鄉帶領鄉親們脫貧致富，自主創業，建設自己的美好家園。梁漱溟曾在1930年代指出彼時中國的鄉村建設存在著“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的問題，“我們鄉村運動天然要以農民作基礎力量，而向前開展；如果我們動而鄉村不動，那有什么前途呢？不能代表鄉村要求，不能發動鄉村的力量，那怎么能行呢！”7由此言之，關仁山筆下這些“農村新人”有過農村生活經歷，對鄉村所特有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家庭關系、社會交際以及行為習慣非常熟悉，是鄉村建設的主體。其主動、積極開展鄉村建設的實踐，正是農民承擔起鄉村建設的歷史責任主體的體現。相形之下，像梁生寶、蕭長春這些“新人”雖然有承擔彼時歷史語境下的鄉村建設之歷史主體責任意識，但更多是外在政治使命的驅動，也無在城市長期生活的經歷。1980年代的高加林、孫少平、趙巧英則只有一心向往城市，逃離鄉村的強烈愿望。發家致富后的孫少安，雖然有幫助貧困鄉親以及興辦教育的義舉，但尚屬農民的傳統道德意識覺醒的范疇，缺乏鄉村發展的主體意識，更沒有對鄉村發展有系統的現代思考與作為。

其四是這類“農村新人”是多維度地再“嵌入”鄉村，深度聯結著鄉村建設的各類現代資源。所謂“嵌入性”是由波蘭尼提出的概念，他認為，交易行為通常是嵌入在包含著信任和信賴的長期關系之中的，這種關系能消除交易的對立性。8后來，格蘭諾維特對嵌入性這一概念進行了更加系統的闡釋，并引入社會學領域。基于對社會結構分析，他把“嵌入”細分為：“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前者指個體經濟行為嵌入到與他人互動形成的關系網絡中；后者指行動者嵌入于整個社會關系網絡中，即嵌入社會文化系統、價值規范等結構之中。9很明顯，按照此種 “嵌入性”分類法，高加林、金狗、隋見素等“農村新人”之回嵌鄉村，是一種“關系性嵌入”，即回到與自己與他人互動形成的關系網絡之中，他們返鄉之后，還只是嵌入自己曾經熟悉的鄉村社會成員之間，如高加林之于德順老漢、劉巧珍等，金狗之于小水、韓文舉等。這些“農村新人”沒有深度嵌入鄉村社會結構、鄉村社會多元關系之中，亦沒有參與鄉村社會的公共事務。相反地，九月、鮑真、曹雙羊、范少山等人返鄉后則是“結構性嵌入”，包括制度性再嵌入、資源性再嵌入、關系性再嵌入。制度性嵌入是指他們返鄉后主動利用國家政策及地方政策，推動鄉村建設，如鮑真借助國家土地流傳的政策，開展農業規模經營，建立生態示范田，曹雙羊亦能清晰把握國家的農村政策與農業發展趨勢，利用國家調整土地制度的契機，推廣土地流轉，發展農業企業化經營，范少山順應國家農業發展趨勢，注重有機、生態農業發展模式。資源性再嵌入是指他們依靠在城市儲備的現代智識、生產技術、資金、市場意識及人脈資源等要素反哺于鄉村建設，九月、鮑真都是利用城市的資金助推鄉村發展，曹雙羊依靠在城市中與人合辦煤礦的積累的財富，返鄉創辦麥河集團。在選擇耕種項目、應用現代農業科技、現代農業管理方面，均得益于多年在城市里打拼得來的智識。范少山之所以能帶領村民種植出中國第一個不打農藥、永不腐爛的“金蘋果”，離不開農業大學孫教授的支持，同時之所以能種植出有機谷子，亦與農業技術站的站長幫其分析土質、對大面積土地進行科學規劃有關。為發展鄉村旅游，他與擔任鋼鐵公司的同學合作開發項目。關系性再嵌入是指他們重返鄉村場域之后，仍然受到原有鄉村關系網絡約束的同時，又建構了雇傭關系、勞動合作、股份合作等新的關系形式，因為他們實行的是專業合作社、集團公司等集約化、現代化等農業生產經營策略，不同于《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臘月正月》中的王才等人致力于個人發家致富，以獨戶分散的小規模經營為主。

總之，關仁山形塑上述特征的“農村新人”，是人生起點二度的出發，即返鄉之后在重建鄉村中重拾意義。其在現代性素養的儲備、對待鄉村的情感向度、私益與公利兼顧等方面，均超越了以往文學史上的“農村新人”形象。更突出的特點是，這些鄉建類型的“農村新人”，清晰地表現出對鄉土文明的親和對現代性追尋的雙重面向。他們的出現，既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與城鄉發展內在機制演化的顯征，亦體現了關仁山對中國鄉村建設之路的文學思考。

三、理想主義的歸途：“農村新人”再造的內在限度

正如前論，關仁山通過返鄉敘事建構了文學史上殊為獨異的“農村新人”形象，這些新人形象最大的不同是：返鄉之后從事鄉村建設。據此來看，“農村新人”之返鄉的深層原因與動力是什么？回嵌鄉村之后如何適應？以及鄉村建設怎樣開展？這三個方面自然是小說的敘事重點。或許是對現實鄉村復雜情形缺乏深度認知，或許是極度渴望從文學角度為鄉村發展提出理想方案，關仁山在這些方面的敘述均顯露出理想主義的色彩，由此導致對“農村新人”塑造，陷入了返鄉動力機制的臆想化、鄉村回嵌再適應的懸空化、形塑鄉村建設主體的舊模式化等內在限度。

除了九月的返鄉帶有幾分被迫色彩之外（因為“賣身”被村支書從縣城公安局秘密領回），鮑真、曹雙羊、范少山等人之返鄉，雖然是主動，但似乎都顯得頗為突兀而猝然。鮑真進城最初進的是針織廠，后來南下深圳，買原始股票發了點小財，在城里學會了喝酒吸煙、玩麻將、唱卡拉OK，聽音樂會。于她而言，城市的生活方式已然諳熟。在一次音樂會上，聽到一首歌，突然之間，勾起思鄉之情，她就想起了家里的牛和鴿子，于是決定返鄉，回到了蝙蝠村。曹雙羊最早與人合股開煤礦，在城里又開了方便面廠，并且娶了城市的姑娘。對他之所以返鄉搞土地流轉，小說寫得頗為神性與玄虛：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曹家的墳地塌了。曹雙羊問瞎子白立國，這是什么征兆。白立國告訴他說，是你老太爺想你了，你在外發財，他并不高興。你太爺最愛土地。他盼你回村搞土地流轉哩！聽罷白國立的話，曹雙羊趴在地上聽了一會地聲，然后表示：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神，同意回來搞土地流轉。范少山與來自貴州的戀人在北京有了自己經營的菜攤、還買了車。春節回老家時，他看到村里的一位孤寡老人因貧困而自殺了，為其上墳時引發了感慨：一個人活得沒指望，一個村活得沒希望，那就是生不如死。他表示自己要當超人，來拯救白羊峪。一個人從城市脫嵌到再嵌鄉村，絕非簡單地理意義的空間位移，而是涵括著復雜的動力與阻力因素。馬克斯·韋伯認為，社會行動是一種包含社會關系的行動。因此，他將行動劃分為目的合理性行動（通過對外界事物的情況和其他人的舉止的期待，并利用這種期待作為“條件”或者作為“手段”，以期實現自己合乎理性所爭取和考慮的作為成果的目的和行動）、價值合理性行動（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舉止的——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的行動）、情感行動（由現時的情緒和情感狀況決定的行動）和傳統行動（是由約定俗成的習慣決定的行動）等四類。10按說，這些“農村新人”在城市中皆有著各自適意的生活圖景，返鄉自當是多種理性疊合的行動，既有目的理性、價值理性，亦有情感理性。但很顯然的是，關仁山敘述他們返鄉動力，或是一時情緒波動，或緣于一個夢的征兆，或觸目生情要當“超人”。雖然小說不等同于現實生活，關仁山如此寫法，或許旨在增強小說的戲劇化效果。然而，“任何文學作品本身內在地都具有社會性。作品中交織著各種活生生的社會力量，作品形式的每一要素無不滲透著活生生的社會評價”11。因此，即便是戲劇化情節的設置，須有社會生活邏輯作為支撐，否則塑造的人物，只能讓讀者感到僅是傳達某種理念的符號。

當返鄉成為既定事實之后，由于經歷過對傳統鄉土社會之脫嵌，以及城市生活的體驗，返鄉者必然要重新適應鄉村生活，在初返鄉村之際面臨著場域轉換帶來的慣習重置困境，即場域轉化后的嵌入梗阻問題：首先是生活方式、生活習慣怎樣重新調整；其次是如何彌合城市生活邏輯與鄉村的熟人社會網絡與地方倫理規則的張力；再次是返鄉之后推行農業市場化生產與單個、普通農戶的生計如何有機嵌套；最后是如何重構村社關系的問題，即過去平等的鄰里、鄉親關系與新建立的雇傭勞動關系之間的邏輯沖突。按照巴赫金的說法：“情節的目的是把人置于各種不同的境遇中，讓境遇揭示人物，挑起矛盾，使他們相遇并發生沖突。”12小說如果設置若干情節，把這些返鄉的“農村新人”置于上述境遇中，更能揭示新人的性格魅力，以及折射當下鄉村的復雜情形。但關仁山似乎沒有耐心，書寫這些“農村新人”由缺席到進場再到融入的轉變之心路歷程，或者說有意懸置了“農村新人”對鄉村再適應的過程。具體言之，這些“農村新人”從城市重歸鄉村場域之后，沒有絲毫表現出對重拾鄉村生活的不適，在長期接受城市文明的熏染之后，沒有面對鄉村慣習的困惑，亦無現代市場理性、鄉村固有人情倫理之間的徘徊與糾結；而是如天降大任的“卡里斯瑪”，直接進入推動鄉村建設的狀態。如九月返鄉之后的生活心態，小說僅輕描淡寫地敘述了她在只有閑下來的時候，才感覺鄉間也少了什么。隨即小說敘述的是九月感覺日子很好，土地也很好，憧憬著將來開大農場。已然有都市氣質的鮑真在回嵌鄉村之際，亦無生活轉場之后的調適問題。小說借同伴榮榮與其對話，把鮑真返鄉后的心理、精神狀態，簡化為一種傳統詩意的歸田園居的心態：“她不知道鮑真姐為啥心態那么平和，臉上也灼灼地放光了，這是在城里從沒有過的氣色。榮榮問她用啥好化妝品了……鮑真就說，到野地里撒撒歡兒，就是咱還鄉女人最好的化妝品。”13很顯然，如此書寫方式，對其返鄉心態的描述，還是一種動輒牧歌化鄉土的傳統慣性思維。在《麥河》中，對曹雙羊之回嵌鄉村場域的再適應敘述則顯得更抽象化，小說僅描述其住在城里想村里，在村里之后又想城里的徘徊心態：“隔三差五地回村住，當然住在村里又想城里的那個家。這樣弄來弄去就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家了，你們說這是啥心態呀？”14另外，其返鄉遭遇的最大梗阻也僅是個別村民不愿意流轉自己的土地。《金谷銀山》沒有書寫范少山從繁華京城重返偏遠山區的“心理過渡”——或幾許失落，或迷茫、糾結，而是敘述其決定返鄉之后，便立即進入了鄉村建設的“超人”狀態，揮斥方遒，激揚智識，一路攻堅克難。事實上，現實中的鄉村精英在回流鄉村場域之時，消弭社會身份與鄉土身份之間的張力、重構村莊新的內生秩序，外在的社會影響力轉化為村莊內部影響力……這一切需要經歷漫長而艱難的過程。而關仁山則直接書寫“農村新人”返鄉之后，便迅即能與多樣復雜的鄉村容嵌環境實現良性互動耦合，未免顯得過于理想化。

回嵌鄉村之后，“農村新人”的主要使命便是重建鄉村。正如前論，這些“農村新人”與以往文學史的“農村新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他們具有鄉村建設的主體性自覺，亦多維度地再嵌入鄉村。但綜觀小說對他們探索鄉村建設路徑及方法的敘述其限度亦很明顯。一方面是書寫鄉村建設路徑的單向度。小說描述這些“農村新人”返鄉之后，重建鄉村的向度多集中在經濟領域，即聚焦于鄉村經濟發展、產業發展與農民增收，努力改變鄉村的貧窮。無論是九月的自掏存款，為村里買地開荒；還是鮑真的辦奶牛場、醬菜廠，試驗水稻田養殖、搞生態農業，皆是如此。曹雙羊回鄉流轉土地，除了帶有幾分救贖自我的色彩外，亦是讓鸚鵡村的鄉親富起來，同時自己的方便面工廠有穩定的面粉原料。范少山搞綠色生態農業、發展鄉村旅游，就是改變貧困絕望的小山村“白羊峪”。早在1930年代，梁漱溟提出的鄉村建設理論認為：“一切努力于鄉村改進的事業，或解決農民問題的，都可寬泛渾括地稱之曰‘鄉村運動’，或‘農民運動’；——類如鄉村自治運動，鄉村教育運動，鄉村自衛運動，農業改良運動，農民合作運動，農佃減租運動等皆是。”15盡管今天鄉村振興的現實語境已經完全不同于梁先生所處的歷史語境，但他提出鄉村建設須多維、立體的，涵蓋鄉村治理、鄉村教育、經濟、農民組織化等向度，于今而言，卻是具有啟示意義的。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實施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總要求的鄉村振興戰略16，正是對鄉村發展道路的系統性要求。遺憾的是，關仁山塑造的這些返鄉“農村新人”形象，所做一切大多停留于脫貧致富、改善生活層面。這種情形恰如學者張靜所言，是“經濟式”處理農村問題的取向，即一切都是要尋找鄉村有效致富的道路。17這表明作家有著思想的局限性，對鄉村建設缺乏立體、系統思考。另一方面，形塑鄉村建設主體并未脫離舊模式。雖然這些農村新人不再是道德完美的典型，亦具有文學史那些新人未曾有過的新型素質，如市場意識、生態意識、互聯網素養等，但形塑他們的方法，卻還是舊有的建構鄉村“卡里斯瑪”的模式。小說敘述他們在鄉村重建的道路上，幾乎很少寫到集體性的鄉村規范、鄉村組織治理體系、對鄉村建設的規約、滲透，而重點描繪的都是他們富有自我犧牲精神，沒有戰勝不了的困難，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如鮑真開過牛奶廠、醬菜廠、利用土地轉包機會成為種糧大戶，后來發展生態農業，闖蕩北京市場、創立農產品品牌，一路眼花繚亂地“打怪升級”。范少山亦是如此，小說多次提到范少山喜歡小說《創業史》，喜歡梁生寶。“范少山還是喜歡看《創業史》，提醒自己個過緊日子，做一個像梁生寶那樣的農村帶頭人。”18這也從側面傳遞出作家形塑新時代“農村新人”時，對過往時代新人建構“藍本”的因襲。

從現實來看，返鄉農民之所以回歸鄉村創業，投身于鄉村建設，遵循著多重邏輯的規約。一般而言，基于自身在城市的生存狀況、桑梓情懷、熟人網絡等復合因素，是其返鄉的生活邏輯；在鄉村立業，實現農業現代化經營，收獲更多經濟效益，是其返鄉遵循的市場邏輯；國家鼓勵農民返鄉創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改善、農地流轉制度的設置與農業產業鏈的延長拓寬，是其返鄉的社會邏輯。關仁山曾經表示：“都說，今天農民融不進城市，回不去故鄉。他們泣血的靈魂在半路上掙扎。我作為寫現實農村的作家很痛心，永遠找不到出路嗎？果真是這樣嗎？這是真實典型嗎？”19或許他太想為那些回故鄉的農民找出路，樹立新典型，雖然敏銳地觀察了這種返鄉潮流，但似乎有意或無意地盲視了這種返鄉潮流的運行邏輯，從而引致上述限度的出現。

結語

縱覽百年鄉土小說中的返鄉敘事傳統，其潛在精神向度純然是抱持著批判的姿態（要么批判鄉村，要么批判城市）。關仁山小說的返鄉敘事卻體現出建設性姿態，恰如他曾經夫子自道：“寫鄉村的作品僅有批判能力是不夠的，還需要建設能力，經濟建設、道德建設和文化建設。”20從此角度而言，在百年鄉土小說中總體批判的格局中，關仁山返鄉敘事自有其獨特的意義。其筆下的九月、鮑真、曹雙羊、范少山等“新人”形象，對財富增長的渴望與追求，對城鄉關系的重新認識、對鄉村建設的主體性自覺，均顯示出文學史上“農村新人”從未有過的新質。這些回嵌于鄉村之鄉建類的“新人”形象譜系的出現，既是中國現代化發展至新階段的典型征候，亦昭示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群體素質的提升與思想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城鄉二元中國向城鄉融合中國轉型，在都市生存困境、社會懷舊思潮、鄉村重建愿景、市場利益導向等合力機制的作用下，返鄉或入鄉現象日漸增多。可以說，返鄉現象具有透視中國城鄉關系的嬗替、社會文化潮流的脈動、中國鄉村場域深層結構變遷的窗口價值。這就要求創作主體，需要將時代的文化癥候、社會的情感結構、城鄉中國語境下的鄉村復雜性等方面囊括進返鄉敘事之中，否則返鄉的文學書寫，必然存在缺乏現實生活邏輯、理性思考不足，藝術技法單調、陳舊等限度問題。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社會史視野下文學中的‘農村新人’形象重釋研究（1942—2021）”（項目編號：22BZW16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鄉土重建》，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7頁。

2 [英]雷蒙·威廉斯：《鄉村與城市》，韓子滿、劉戈、徐珊珊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頁。

3 張勝冰：《當代農村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塑造問題》，《思想戰線》1985年第5期。

4 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伍蠡甫、胡經之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頁。

5 賀仲明：《論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文學中的農村“新人”形象——從人物主體性角度出發》，《文藝爭鳴》2020年第1期。

6 [美]沃思：《人性與城市生活》，《城市社會學》，[美]R.E帕克等著，宋俊嶺、吳建華、王登斌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頁。

7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451頁。

8 [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劉陽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53頁。

9 參見符平《“嵌入性”：兩種取向及其分歧》，《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5期。

10 侯鈞生主編《西方社會學理論教程》，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117頁。

11 12 [蘇聯]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一書的片斷》，《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顧亞鈴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359頁。

13 關仁山：《天高地厚》，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頁。

14 關仁山：《麥河》，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頁。

15 梁漱溟：《各地鄉村運動消息匯志弁言》，《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頁。

16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7 參見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初版導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

18 關仁山：《金谷銀山》，《長篇小說選刊》2017年第6期。

19 20 關仁山：《讓農民莊嚴的人生站立起來》，《長篇小說選刊》2017年第6期。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