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歷經批評化、史料化和歷史化進程，從文學批評到文學史寫作，從知識體系到學科體系，逐步實現學科化建構。為了進一步完善學科規范，提升學術質量，仍需深入推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進程，追求學術經典化目標。歷史化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基礎和學科基石，經典化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質量標準，它們都是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的重要支撐。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化道路，也應有非學科化研究的可能，于是提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生存性學術路徑。學科化與反學科相互借力，共同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繁榮。

關鍵詞：當代文學 學科化 歷史化 經典化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可謂突飛猛進，日趨穩健持重，特別在文獻史料、研究領域、研究方法以及文學史寫作等方面，成果豐碩。在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從批評化到學科化的道路上，也成效顯著，這表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度過了學科焦慮期，進入理性而穩健的學科化建設時期。其標志在于，一是學術學科意識增強，提出了不少有學術價值的研究問題；二是學術隊伍不斷壯大完備，特別是出現了一批有代表性，有個人特點的中青年學者，形成了老中青相對完備的研究隊伍；三是自覺加強學科制度化建設，產生了學術輻射效應。如召開專題學術會議，提升學術刊物質量，擴大專業招生計劃，組織學術評獎，等等。

盡管如此，在我看來，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化建設仍需要在確立學科屬性、強化學科規范，提升學術質量，擴大學科影響等方面持續著力，推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和經典化進程。歷史化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基礎和學科基石，經典化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質量標準，它們都是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的重要支撐。

一

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化應是從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寫作開始的。文學批評是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特長和殺手锏。在當代文學史上，善作評論，長于評論者眾多。文學批評的廣泛開展，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七十多年來，出現了眾多評論家，有老批評家茅盾、馮雪峰、周揚、林默涵、馮牧、陳荒煤、何其芳、蔡儀、以群、秦兆陽等，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出現的陳涌、朱寨、李希凡、藍翎、閻綱、嚴家炎、陳丹晨、謝冕、張炯、楊匡漢、劉錫誠、顧驤、繆俊杰、蔡葵、張韌、王愚等，另有1980—1990年代后成長起來的雷達、曾鎮南、范詠戈、陳思和、王曉明、丁帆、孟繁華、陳曉明等。21世紀以來，新一代批評家也在不斷涌現。文學批評是對文學思潮、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最敏銳而真切的感受和體驗，得出了獨到而鮮活的判斷。文學批評是“一種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評價的才能”，對文學創作有鮮活的審美感受力1。文學批評參與文學創作，規范文學走向，助力文學發展。這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史上最有特色的內容。

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是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建構的前提和基礎。1953年8月，王瑤先生撰寫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它附錄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1949年10月—1952年5月）”，這應是對當代文學進行歷史敘述的最早嘗試。它分別從“思想領導與組織領導”“文藝普及工作與工農兵群眾文藝運動”“戲曲改革工作”“理論批評與思想斗爭”“創作情況”“文藝界整風運動”2六個方面描述了共和國成立后三年間的文學發展情況。王瑤先生“文學史稿”的主體內容是敘述“五四”之后的新文學史，當代部分只作為“附錄”存在，但他畢竟是文學史家，該附錄最為精彩的地方，一是強調當代文學的“思想領導與組織領導”特點，二是突出當代文學的“工作”性質。1959年9月，擔任中國作協領導和《人民文學》主編的邵荃麟寫作了《文學十年歷程》一文，主要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十年文學成就進行了全面總結，應是第一次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書寫。文章不在歷史描述，而在展示成就和總結經驗。他認為，共和國十年文學“雖然還年輕，可是多么茁壯、矯健，多么朝氣蓬勃！它是我國社會主義時代勞動人民自己的嶄新的文學”3。它具體表現在：“和群眾最廣泛地聯系的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展”，“群眾創作運動的高漲”和“歷史上第一次多民族文學的共同繁榮”。主要經驗在“沒有思想斗爭，文學不能前進”，“作家和群眾結合是實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基本途徑”。最后，他得出結論：“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學現在還年輕，然而它將迅速地變得更加強壯、更加成熟。”4邵荃麟特別突出當代文學的社會主義性質，如思想斗爭、群眾文藝、現實主義主旋律以及“雙百”方針等。它們確實是中國當代文學十年的總體特點。盡管只是十年文學歷史，后來的當代文學史也多以作家作品為中心，但邵荃麟對當代文學的十年總結全面而豐富，既有批評家的敏銳，又有文學史的氣魄。至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起止時間，至今尚無定論，因為文學史時間不同于自然時間，它是歷史的，也是價值的。批評界還曾出現過當代文學能不能寫史的爭論。到了今天，也仍然面臨“九十年代文學”以及新世紀文學如何入史的問題。

1962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華中師院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63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僅僅六章，除序言外，按“小說”“詩歌”“話劇和新歌劇”“散文”和“兒童文學”等文體鋪開敘述，把“兒童文學”納入當代文學史，猶見其學術眼光，且將“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紀事”作為附錄，不無文學史意識。《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在“當代文學”的命名上拔得頭籌，介紹文學思潮和作家作品，內容全面，可謂當代文學史寫作初期的代表性著述。它的編寫開初是作為教材，多年以后編寫者則有學科的深思，認為：“‘當代文學’學科的發生，是一種時勢使然，不是哪一家哪一部文學史能夠單獨促成的。新中國經過十年的發展，在政治、經濟上已經站穩了腳跟，那么在文化上是否站穩腳跟呢？這是一個必然要提出的問題。文學作為文化的一個重要部門，必須對此做出回答。這就是‘時勢’，這才是‘當代文學’學科得以發生的根本原因。”5把當代文學史寫作納入國家戰略，有著宏大敘事意圖，但在當時能夠編寫如此厚重的文學史，不無鮮明的學科自覺意識。1979年，編寫組承擔“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當代文學》三卷本的編撰工作，1999年主持《中國當代文學》兩卷本的修訂。有意思的是，書名卻沒有了“史”的標識，書的“后記”作了說明：“考慮到高等學校特別是師范院校教學的需要，本書以分析、評論作家作品為主，兼及史的論述。”6 1980年代，郭志剛、董健等編寫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也是受教育部委托編寫的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隨著時代發展和研究的深入，“初稿”成了“老教材”，2005年，該教材主持者之一的董健重新組建隊伍，由他和南京大學的丁帆、王彬彬共同主編，出版了《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試圖以歷史反思和批判精神揭去歷史陰影的“遮蔽”，彰顯當代文學研究的人文意識，凸顯當代文學歷史的文學工具化與文學自覺，民族情結與世界眼光，主體精神與大眾精神生活之間的張力。盡管它也是一部教材，有教材共同的缺憾，但它對文學獨立的思想、審美和藝術的堅守以及毫不含糊的評判，讓人耳目一新。由此可見，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建設主要是以文學史教材的編寫及教學方式而建構起來的，它主要體現為對當代文學歷史發展進程的認知和評價，缺乏文學史的當代性和個人性，缺乏文學史的形式自律。

1999年，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出現了。它吸取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成果，同時滲透個人學識、趣味和人生體驗，它有清醒冷靜的歷史反思，也有明目張膽的同情，還以豐富的文獻材料和獨到的文學史觀見長。作者從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直至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以理性作判斷，以史實存歧見，給人一種通透之感。有學者稱“當代文學終于有了一部堪稱‘史書’的著作了”7。后來，中國當代文學史數量不少，各有特色，水平和質量參差不齊。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主要作為大學的課程設置，承擔文學教育作用，有一定的意識形態標志，不同于作為著述體例的文學史。作為文學教育的文學史參與了中國當代文學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立，自然有著顯著的模式化和刻板化特點。文學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知識傳承，為了學科規范，雖然“文學史”本身也是文學的“歷史”，應看作“史學”的分支，但教材“文學史”基本上是文學教育工具，而非史學研究著述。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文學教學，其結果必如陳平原所說的那樣：“學生們記下了一大堆關于文學流派、文學思潮以及作家風格的論述，至于具體作品，對不起，沒時間翻閱，更不要說仔細品味。這么一來，系統修過中國文學史（包括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課程）的文學專業畢業生，極有可能對于‘中國文學’聽說過的很多，但真正沉潛把玩的很少，故常識豐富，趣味欠佳。”8作為學科知識的文學史，久而久之，也會自我繁殖，相互重復，甚至自我保護，排斥創新。這就需要文學史反思，需要學術史和學科史重建。

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化主要由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所創建，但它還需要對當代文學進行歷史化研究，向文學專題研究、個人著述作開拓，真正體現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化的知識增殖和意義再生。

二

歷史是學科的理由，歷史化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化的第一原則。這里的歷史化主要指研究對象的史料化、研究方式的文獻化、研究主體的史學化。具體說來，史料化將文學對象看作文學史料，它們在歷史中存在，有著特定的歷史時間和空間限定；文獻化即研究時處理的文獻材料，它們是客觀的，也是真實的；史學化即文學研究應具有歷史態度、歷史眼光和歷史精神，求真求實求是。作為學科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應堅持文獻基礎、史料意識和歷史眼光，雖然不能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作為歷史對象，則是值得研究的，至少可以作為文獻史料。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實為“再歷史化”過程，因為它已是歷史性的存在，對它的研究即重返歷史現場，重審歷史對象，重建歷史認識，再實現歷史化。

首先，推動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建設。當代文學學科化最重要的成就，可能是當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的崛起。經過眾多學者的努力，許多文獻史料被發掘。當代文學研究出現敘述“工匠”，減少了浮夸風和強制闡釋。在資料積累和編纂上已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對作家生平、作品創作、流派形成、文體演變、思潮變遷等方面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包括作家的社會歷史環境，作品創作的具體背景，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思想、教育等歷史活動對文學產生影響的各種資料。有的資料存于檔案，記載地方志，涉及政策、法律和規定；有的屬于作家書札、日記、回憶錄、記者采訪，此類時人記錄帶有個人情感，需要認真考辨，有的作品出版、社會傳播比較曲折復雜，更是輕率不得。近年來，有關當代文學作家作品資料，包括創作過程、出版過程、版本變遷以及在國內外的影響等已有整理出版，如“大系”“總系”“文庫”“文萃”等，深具選家眼光，為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有關當代文藝報刊資料，也陸續被搜集匯編，如《文藝報》《文學報》《人民文學》《詩刊》《當代》《十月》《收獲》《鐘山》《花城》等當代文學的代表性報刊等。這為當代文學資料積累做出了突出貢獻。此外，部分尚未公布的檔案資料和內部刊物，各級作家協會主要會議資料以及文學發展動態資料，也被整理和保存。1980年代，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全國三十多家高校參與編輯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應是中國當代文學資料整理的宏大工程，該叢書分作家研究專集與作品體裁研究專集兩類，已出版九十余卷，為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基礎性的歷史檔案。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編年、作家日記等等也被陸續出版，有助于當代文獻史料的完善。但對擁有長時段和區域性特征的當代文學，加之社會變動頻繁，個人命運多舛，以及各種客觀和主觀因素，應該說還有不少當代文學次生或邊緣性的文獻史料，如各時期的地方文學報刊（副刊）及創作；基層文學活動，特別是各社會階層的文學活動和創作，如工廠、企業、學校等文學創作及活動；還有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背景中的文學史料，如當代舊體詩、網絡文學、手機文學、微信文學都可以作整理。在處理當代文學文獻史料問題上，可先求完備，再求精確。搜集盡可能廣泛，整理中需辨析真偽。在史料整理上，也可借鑒文獻學的考證、辨偽和輯佚等方法。

近年來，當代文學文獻研究也出現了一些偏差，特別是鉆進史料跑不出來。這就需要強調科學方法，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既求其事，明其事，也要通其理，將史料與方法合而為一，做到“方法體化于史料之內，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9。要善于發現史料背后的問題，如法國歷史學家安托萬·普羅斯特所說，考證方法也要回答如下問題：“資料是從哪里來的？作者是誰？資料是如何流傳和保存下來的？作者是真誠的么？他會不會有意無意地歪曲其證言？他說的是真的么？在他所處的位置上能掌握真實的信息么？會不會有什么偏見？”10這些疑問對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也是可行的，如有關作家回憶、書信和日記文獻，特別是各種有關文學運動中的材料，其真實性和作者意圖，都需要多問幾個為什么和怎么樣。

其次，加強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研究一直都存在，文學批評也有歷史眼光，否則，怎么能做出準確可信的判斷。文學史編寫更是歷史化的具體體現，它有當代文學觀念，有文學歷史事實，還有當代歷史觀，共同參與文學歷史的敘述。因為歷史化，當代文學研究才避免了率性判斷、隨意主張和表面感受，而是謹慎而精細地處理文學材料，得出嚴謹、理性而客觀的結論。比如當代文學史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對群眾文藝活動，對社會主義文學價值等問題的認識評價持允執厥中態度，不回避不溢美中國當代文學的特殊性和歷史性問題。文學歷史化推動當代文學研究從文學批評轉向歷史研究，從理論、概念、范疇、規律轉入文獻、過程、現象、細節的研究，凸顯中國當代文學的知識性和學科化特點。

最后，深化中國當代文學學科性問題。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化發展，有賴于不斷提出學科性問題，它不僅使學科化成為可能，同時開辟了新的學術領域。又如當代文學的陌生化問題，需要重新發現文獻史料，或者換一種思路和角度理解，新材料帶來新問題，新角度引出新觀點，文學歷史才會更加豐富，更為復雜。歷史陌生化也改變甚至顛覆了人們對當代文學的認識評價。并且，在學科化視域下，文學史敘述更加有理有據。在無法或不宜判斷時，可述其史，敘其事，少說理，讓事實說話，讓材料說話，少議論或不作論斷，是最為恰當的。這正成為一種新的文學史方法論，至少是一種共同的言說風格。再如學術研究的精細化問題，也與學科化密切相關。精細化即緊密考證和實物查閱，這樣才能使學術研究更細一點，更實一點。在過去由于受到宏大歷史觀和歷史本質論影響，我們的文學史敘述過于粗闊，趨于概念化和本質化，忽略文學史細節，漏掉了不少有趣的文學史現象和花絮。再如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問題，近年來一直存有爭論。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不僅是一種文學價值，而且是一種社會價值，這主要是由當代文學社會性質和意識形態決定的。當代文學價值，既表現為文學對社會歷史的表達，也表現為對社會人生的探索，它對當代社會發揮著教育作用，也對社會文化發揮了整合功能，形成了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美學風格。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科化，還需要推動中國當代文學學術史以及經典化研究。確立學術經典，建立學術標準，可提升學術質量，擴大學術影響。學術經典化主要指研究方法的規范化，研究問題的創新性，研究成果的精品化。應該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成果不可謂不豐富，甚至有些太豐富了，但在學術的經典性和影響力上卻有待提升。至于研究方法上的規范化，主要指借鑒和運用具有學術共同體的研究方法，如人文學科的材料與闡釋并重，社會科學的歸納和演繹，自然科學的實地調查和數據統計。研究問題的創新性，主要指應具有問題意識和創新意識，以問題為中心，打破方法限制與破除觀念局限。

至于研究成果精品化，可以撰寫中國當代文學學術史，對中國當代文學學術歷程、當代文學研究者、當代文學研究主文獻進行專題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成果豐碩，出現了不少名家名作。就當代文學史而言，如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楊匡漢、孟繁華主編的 《共和國文學50年》，楊匡漢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經驗》，陳曉明的《中國當代文學主潮》，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等；就當代文學專題而言，如李潔非的《典型年度》，李楊的《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張志忠的 《中國當代文學藝術主潮》，張清華的《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吳義勤的《長篇小說與藝術問題》，董之林的《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程光煒的《文學講稿：“八十年代”作為方法》，洪子誠的《問題與方法》《材料與注釋》等。

學術經典化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學科建設的真金白銀，是學術硬通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它在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中的地位。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化建設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績。但是，一個學科的發展壯大，從自發到自覺，從自覺到成熟，從成熟到厚重，都要經歷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階段。并且，需要有相對豐富的學術史，相對獨立的學術問題，有代表性的學者和經典性的學術成果。可以說，中國當代文學學科還比較年輕，其學科化建設也還在路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和經典化，是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化的重要支撐和保障。它貢獻出了一批當代文學創作和學術經典。有著學術經典的當代文學研究也就更為堅實，它也會成為當代文學學術傳統，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三

眾所周知，學科化是一個現代性事件。它是現代社會的知識生產及其建制方式，也是現代大學施行人才培養、學術研究和社會服務等學術權力再分配的重要平臺。學科化還是一門學科走向成熟與豐富的標志，它通過對知識和價值的規約，使其成為學術共同體所沿襲的歷史慣例，使其定型和固化。這樣，學科化以及過度的學科化，將會帶來不少問題。如學科整體性視野的消失，相關技術的崇拜，問題慣性的形成，等等。在速度和技術支配下，沿著學術熱點或焦點開展研究，要么精耕細作，要么流量生產，或者采取有組織的研究，將人文學科采取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方法和路徑，雖數量大，來得快，但會形成學術問題的習慣性區域，影響到學科的創新與發展。

當一個學科過于成熟，過于學科化之后，也會影響它的蓬勃生機，久而久之，也會出現學術的衰弱和平庸。學科化有學術成規和學術秩序，自然也帶來了學科的固化。所以，在推動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化的過程中，也需要保持學科的反思和清醒，甚至有反學科化的力量。在我看來，對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化構成制約力量的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個性鮮活的文學批評，二是不斷涌現的當代性問題。

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建立從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寫作開始，它與大學的教育體制和文學研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為有大學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學術傳承的不斷需求，其發展學科的愿望在某些時候并不亞于社會訴求，甚至有時還超過了社會期望。大學的學科體制卻帶有明顯的僵化特點，學科化雖然有助于文學研究和文學教育，但也逐漸脫離社會現實和不同個人的需要。如果讓中國當代文學完全從屬于學科體制，它就會變或一種相對穩定狀態，并由此生成確定的文學知識、文學歷史、文學觀念，自然也會缺少文學話語的鮮活，文學知識的個性、文學意義的豐富，而它們恰恰需要學術研究的激活和創新，需要學術的不斷突圍和生長。眾所周知，文學研究的目的和意義，在于探索真理，在于確立價值，發現意義，但它并不完全是為了知識規范和意義封閉。可以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并不只停留在學科建設，還應有問題闡發、意義發現和文化創造。當代文學有學科化的目標，也有非學科化的價值。它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地方在于，它有當代性，與現實生活保持著密切聯系。這也給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帶來了不少困難，也可說是兩難之處。學科化需要以歷史化為前提，歷史化則需要時空限定，那么，如何劃定中國當代文學的時間下限，就成了一個難題。它至今也還沒有論斷，甚至出現了疑問，中國當代文學之“當代”到底指什么時候？也有建議放棄“當代”限定，而稱之為“共和國文學”，當然，該概念也存在問題，比如海外華文文學就被排除掉了。如果我們無法給中國當代文學設定時限，我反而覺得這未嘗不是好事，它的開放性更加明顯，更可能向“當下”“眼前”開放，并不斷有新的思想和感受進入，這或許會激發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喚醒未曾注意到的學術問題，開啟當代文學研究新的征程。

在這個意義上，可否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從兩個方向上推進？一是學科化的中國當代文學，二是生存性的中國當代文學。前者以文學史為基礎，以學科化為目標，自然就有時間起止限定。人們完全可以根據學科需要，設定時間，有合理解釋即可。后者以作家作品為基礎，以思考當代文學與社會人生相關問題為目的，展開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它可以是歷史上的某個作家作品，也可以是當下文學現象。在這里，我們且不說當下文學現象，就是歷史上的作家作品也可以從存在性維度作闡釋。如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它在文學史上曾遭受批判，成為文學史繞不開的典型事件。小說采取第一人稱有限可靠的敘述方式，行文簡潔而實在，敘述了夫妻關系的和諧與矛盾，后重歸于好的過程，表達了城鄉生活背后的觀念差異和思想沖突。小說有著坦誠、質樸而清新的敘述風格，正是因為它的率真和質樸，才讓人物形象的思想和感情毫無遮掩，清澈見底，才引起批評者的注意，成了批評的靶子。正是小說采取第一人稱敘事視角，才有可能被批評者將敘述者與作者相混淆，招致對作者思想的審判。與《我們夫婦之間》相近的，還有魯迅的《傷逝》，但《傷逝》的敘述含蓄、委婉而乖張，它對啟蒙的反思卻被自我懺悔所代替，反而獲得了高度肯定。由此可見，當代文學的敘事方式與文本意義構成反向生長的關系，敘事即自白，就是文學表態，敘事越復雜越沒有意義。這關系到當代文學的形式問題。茹志娟小說《百合花》的命運也與此相近。它有清新俊逸的風格，體現在鮮活的“生活氣息”，表達的“簡潔干凈”以及“意象抒情”上。它的敘事清爽灑脫，毫無拖泥帶水，抒情自如含蓄，一點不生硬浮夸，給人以春風拂面、清新自然之感。但它卻遭受批評，認為它缺乏將生活本質化表達，而將筆觸伸向大時代的小間隙，以生活細節表達個人感受，讓人之常情隱含在革命戰爭的硝煙里，清晰俊逸反而成了思想越軌的憑證。從文學史角度，它們都是當代文學經典，但從文學角度上，它們卻體現了日常生活與社會生活，個人情感與革命情感，個性敘述與大眾故事的差異，文學越是生活化，越受批判。這為我們思考當代文學表達文學與生活關系提出了新視角，也為理解1980年代的先鋒小說的反叛及其當下文學創作取向提供了歷史借鑒。

從當代文學與社會人生的角度來說，當代文學始終是活著的文學，是行走在路上的文學。文學是一種思想實驗，是作家感受和思考生存現實的方式，當代文學研究也是社會人生的思考方式。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化研究是學術積累，是學術文化的鋪路石，中國當代文學的生存性闡釋則是思想燈塔，是時代的思想火花。學術文化是學科歷史特征，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需要不斷推進學科化，使其成為一門相對完備而系統的歷史科學，與此同時，中國當代文學的現實特點是生活、是思想、是存在，它不斷突破學科范式，積極回應社會現實和人生的召喚，具有反學科的內在驅動，而是生存的文學，是鮮活的思想藝術。

當我們將中國當代文學一分為二的時候，特別是引入生存性的文學視野時，既是為了解決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化難題，也是為了切近理解當代文學的歷史處境和現實價值，理解當代文學發展中的“當代性”和“生存性”。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化，表現在當代文學的史料化、歷史化和規范化，體現出文獻史料意識和實事求是精神，其學術意圖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過程中，曾經出現且仍起作用的觀念在先和感受至上的雙重反駁。中國當代文學的生存性研究，則體現了當代文學的當代性、思想性和文學性，表現為問題中心，思想存在，審美優先。它不挑戰任何理論，也不維護任何規范，只是為了分析問題，思考文學，闡釋意義，如此而已。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可在學科化與生存性之路上并行，它將為我們開辟兩條道路，一條通向文學歷史，一條通向文學現實。學科化和反學科化并不完全是矛盾的，而是辯證的，正如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所說，社會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條件的和可變動的，“沒有任何一種現象不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11。它們相互借力，共同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繁榮。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史”（項目編號：19ZDA274）和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項目“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話語的歷史譜系與體系建構”（項目編號：2024JZDZ04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俄]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第1卷），滿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頁。

2 王瑤：《王瑤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250頁。

3 4 邵荃麟：《文學十年歷程》，《邵荃麟全集》（第1卷），武漢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418頁。

5 王慶生、楊文軍：《中國當代文學史編撰的回顧與展望——王慶生先生訪談錄》，《新文學評論》2013年第1期。

6 王慶生：《中國當代文學》（第1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386頁。

7 趙祖謨：《洪子誠文學史研究的格局及其形成》，《南方文壇》2010年第3期。

8 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文匯報》2002年2月23日。

9 翦伯贊：《史料與史學》，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頁。

10 [法]安托萬·普羅斯特：《歷史學十二講》，王春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頁。

11 黎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歷史科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240頁。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