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一般來說，當代散文批評呈繁雜無序狀態，但也經歷了不斷演進、發展、創新的過程，呈復雜多樣、多元多維、創新發展的狀貌。在散文批評維度上，可從傳統與現代、中國與外國、大陸與域外、中心與邊緣、宏觀與微觀、史與論六個方面理解；在散文批評尺度上，有廣義與狹義、真實與虛構、自由與限度、思想與審美、人的文學與天地文章之分。基于此，當代散文批評已走出傳統的單一化模式，其基本理路是從社會學到文化學、印象批評到文本細讀、思想評論到藝術闡釋，具有多樣化、多元化、辯證性的特點。這既拓展了散文創作的范疇、內涵，也提升了散文批評的質地與高度。

關鍵詞：中國當代 散文批評 多樣性 多元化 辯證性

在中國新文學發展進程中，散文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作用，這不只表現在散文創作，也包括散文批評。然而，目前的散文遠沒有詩歌、小說等文體那樣得到應有的重視，散文批評更是如此。事實上，與詩歌、小說等文體一樣，散文創作與散文批評成績顯著，大有認真梳理和深入研究之必要。就當代散文批評來說，它看起來顯得松散、零碎、個體化，但也是一條涓涓溪水匯成的河流，呈復雜多樣、多元多維、不斷開拓、發展創新的狀貌。因此，從散文學角度看，亟須對當代散文批評進行系統整理、科學研討、分析闡釋，以尋找其帶有規律性的內容，并審視其價值意義。

一、散文批評的維度與尺度

一般認為，當代散文批評遠沒有詩歌批評、小說批評發達，甚至還遠滯后于散文創作實踐，單一性、碎片化、同質化比較突出。一方面，這一看法不無道理；另一方面，這也是值得商榷的觀點，它忽略了當代散文批評的豐富性、多樣性、多元化，尤其是其間包含的散文批評維度與尺度。縱觀當代散文批評，豐富多樣的成果各有千秋，大膽探索創新彰顯的是各自的個性風采。

（一）當代散文批評維度

從維度看，當代散文批評視域廣闊，涵蓋多種可能。這既與當代社會生活、文學的廣闊發展直接相關，也與散文創作的開放、開拓、創新有關，還與散文批評家的視野和境界有關。當散文批評家對時代、社會有了真正理解，與散文創作有了親緣關系，并確立自己的主體性和文體自覺，他們有走出狹小天地，有天地之寬和不斷突破自我的可能。具體說來，當代散文批評主要有以下維度。

傳統與現代。眾所周知，作為中國新文學發展的重要一環，如何對待傳統與現代的關系至為重要。當代散文批評也不例外，某種程度上說，以現代性突破傳統觀念，進入充滿個性、人性、自由、民主、科學、平等的新境地，這是大勢所趨。因此，以現代觀念反思傳統成為一個“新傳統”，也是與中國古代的“大傳統”相對應的“小傳統”。事實上，自周作人、郁達夫、林語堂等人始，強調個性、美文、“以自我為中心”等具有普遍性和引導性。也是在此意義上，當代散文批評承其余緒，將“現代”作為一個最突出、重要、有力的角度。林非的《中國現代散文史稿》、姚春樹的《中國現代雜文史綱》、袁良駿的《現代雜文的勁旅》、鄭明娳的《現代散文縱橫論》《現代散文類型論》《現代散文構成論》《現代散文現象論》《現代散文》《現代散文理論墊腳石》、汪文頂的《現代散文論集》、丁曉原的《行進中的現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論》、陳劍暉的《現代散文文體觀念與文化演變》、周海波與王金勝的《現代傳媒語境中的散文藝術精神研究》、黃科安的《現代散文的建構與闡釋》……，這些都是以“現代”為核心詞。當然，這個“現代”既是時間概念，又是價值判斷，在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中突顯其現代性維度。林非在《現代觀念與散文寫作》中說：“以現代觀念為思想指導進行散文創作，就是要求作家以現代人的心靈和眼光去觀察生活、思考時代和分析題材，并傾注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讀者的情感得以升華。現代觀念還應具有這樣的特點，就是在使人變得尊重自己的同伴，能夠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變得思想開放，知識豐富，善于思索和創新。”1吳周文在《中國現代散文觀念的建立及其嬗變》一文中，主要從“人本主義為主體的散文觀”“意在表現自己”的美學2等角度分析問題，突顯了“現代”特色。丁曉原以“晚清散文的現代性元素”“‘五四’散文現代性的生成”“《新青年》與現代散文精神”“語言之維與中國散文現代轉型”3為題，它們都以“現代性”為標尺。周海波、王金勝用“現代散文研究的新視角”“研究方法與散文觀念的重建”4闡釋散文研究“現代”維度的重要性。不過，用現代遮蔽傳統的散文研究一直存在，這既與“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有關，也與散文的創新性突破、發展意向有關。盡管從周作人以來就有人肯定中國現代散文繼承了傳統文脈，但長期以來“現代”視角的散文批評遠大于“傳統”。然而，新世紀以來從“傳統”視角研究散文開始興盛起來，如從文章傳統的角度研究中國現代散文5，從“和而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國現當代散文6，還有從家庭與家族角度研究當代散文7，等等。這種注重傳統并從中尋找價值資源的批評視角，一改過于偏向“現代”的理路，既有助于為現當代散文尋根溯源，又有利于確立中國文化自信和中國散文自信。更重要的是，將傳統與現代進行辯證融通漸為散文批評的共識，也形成更為理性、科學、有效的研究思路。有人認為，“中國自五四開創的現代散文，已走過了80年的歷程。倘從文化視角看來，無非是三種類型：一是以朱自清為代表的新瓶裝舊酒式的傳統派。二是以徐志摩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派。三是以余光中為代表的中學為本、西為中用的改革派”，“三種不同文化類型的散文，清晰地反映了20世紀中西文化碰撞與融匯的軌跡，從傳統到矯枉過正式的叛逆，上升到中學為本、西為中用的形態，是我們民族文化走向成熟的標志，也為21世紀中國文化暨散文的發展展示了一種健康的方向”8。這一結論或許值得商榷，但從傳統與現代的融合視角探討散文的思路值得給予充分肯定。

中國與外國。整體而言，研究散文的“中國”視角與“中國”元素較為普遍，因為中國是“文”之大國，批評家又多有中國經驗，面對的研究對象也主要是中國散文家，還有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內在化、普遍性、深刻性，使得散文批評有顯著的“中國化”特色。以朱自清、郁達夫、楊朔、孫犁等人的散文研究為例，人們多從傳統的意象、修辭、趣味入手，這當然可抓住問題關鍵；但較少從“外國”視角出發，審視其所受的深刻影響。這就帶來人們在注重散文批評的內在性研究時，自覺不自覺產生的封閉和固化的思維模式。當然，眾多散文批評也不乏“外國”視角，最突出的是魯迅《野草》研究，不少人從象征主義、存在主義出發，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也有人從世紀末情緒認為郁達夫是一個“自身靈魂的拷問者”，許地山是“飲過恒河圣水的奇人”9。王風認為，“《野草》采用外來的‘散文詩’這一文體，大部分屬于內心獨白式的主觀敘述方式”10。還有人從波德萊爾和詩的散文的關系，以及外國作家對《野草》等中國散文詩的影響展開11，進行深入研討，等等。在1994年舉行的散文國際研討會上，不少人從“外國”角度探討現當代散文，較具代表性的有：汪文頂《日本散文及其對中國現代散文的影響》、黃萬華《藝術借鑒：淪陷區散文與外來文化影響》、黃科安《論徐志摩散文與英國浪漫派想象藝術》等。12傅德岷《中外散文縱橫論》一書在確立“中國”視角時，加強了“外國”視角，特別是外國散文理論及其對中國現代散文影響的研究力度。其中，“中外散文觀之比較”“借鑒與吸收：外國散文及其滋養”，研討外國散文的發展軌跡、特征，還有法國、英國、美國、日本等國的散文概述，以及介紹英國亞·史密斯的《小品文作法論》等，13都是頗有價值的成果。還有徐治平《散文美學論》一書第二章“中外散文美的比較”，從主體意識、人與自然的永恒主題、中外散文的相互滲透影響等角度，特別是將蒙田、培根與巴金、泰戈爾與冰心放在一起比較14，有助于開拓視野和深化散文作家研究。不過，與傅德岷和徐治平偏于知識介紹、梳理和總結不同，黃科安、呂若涵、蔡江珍在“外國”視角的散文批評研究中更重學理性、學術性。如黃科安從黑格爾《美學》角度撰文比較“詩”與“散文”，令人耳目一新；他還在西方散文理論視野考察“散文”與“詩”的關系，并立足于當代散文批評話語建構15。呂若涵通過中西散文比較，確立“散文”概念的異同16。蔡江珍從“中西之辨”視野探討現代性視界與散文理論問題，對散文源流進行辨析，特別是對中外小品的比較頗有啟發性17。由于外國散文理論并不發達，其文學地位不高，因此，當代散文批評的“外國”視角相對缺乏，這突顯了黃科安、呂若涵、蔡江珍等人研究的重要性。

大陸與域外。作為中國現當代散文主體，大陸散文創作更為突出和繁盛，散文批評當然也是主流。不過，隨著社會發展、文學觀念變化、散文研究深化，海外散文乃至華文散文研究漸成開闊、突破、深入之勢。較有代表性的有喻大翔《兩岸四地百年散文縱橫論》，他在該書中以專章研討臺港澳散文，像黃維梁、潘銘燊、許達然、三毛、陶里等都進入研究視野18，這是將大陸散文批評拓展到中國更廣泛的地方。方忠《臺灣散文縱橫論》與《臺灣散文40家》集中探討臺灣散文，范伯群給予高度評價：“這次讀了方忠的《臺灣散文縱橫論》，就好像被他吸領到高空，鳥瞰了一次臺灣散文廣闊的沃土，在成熟的收獲季節里，展示了一塊塊各有特色的作物‘豐產田’。”19還有程國君《論臺灣女性散文的詩學建構》等，它們共同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不足。關于世界各地的華人散文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孫紹振的《抒情和幽默沖突──當代華人散文考察》、錢虹的《美國華人女作家吳玲瑤及其幽默散文》、王列耀與閆美萍的《印度尼西亞華文散文中的“家園理想”》、程國君與許珍的《陳瑞琳游記散文的思想內涵》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當然，與大陸相比，海外散文、國外華人的散文批評尚嫌不足，明顯存在重復、同質化、游離狀態，需有更多人參與，并做出學理性的深度研究。

中心與邊緣。所謂“中心”，是散文批評的重點、焦點、要點，大家不約而同關注重點作家作品、現象、地域、流派等，從而形成研究的“顯學”。比如，魯迅、周作人、冰心、林語堂、郁達夫、朱自清、孫犁、楊朔、秦牧、劉白羽、魏巍、汪曾祺、史鐵生、余光中、賈平凹、余秋雨等人的散文，尤其是他們的經典作品成為大家爭相闡釋的對象，從而形成一種規模化甚至模式化的研究狀態。又如，雜文研究、小品文研究、學者散文研究成為時尚，研究成果也多。在林非《中國現代散文史稿》中，雜文居首章，共58頁，占全書200頁的四分之一；小品文研究為第二、三兩章，近百頁，占全書的近半。另外，小品文研究成果甚多，李寧編選《小品文藝術談》將現當代作家的小品文論匯聚一堂，其中收錄王了一《談談小品文》、佘樹森《關于小品文的論爭》、陳漱渝《林語堂的幽默小品》等，李寧還專寫《中國現代小品文概論》，其中有言：“1934年及其之后小品文的刊物急劇增加，創作空前活躍，爭論日趨激烈，所以人們把1934年命名為‘小品文雜志年’，或稱‘小品文年’。作家們圍繞小品文的概念、特征、價值、功能、技巧和趨向展開熱烈的討論。”20黃開發的小品文研究頗為突出，他先后發表多篇文章對“小品文”既有追根溯源又有話語展示。他認為：“如果說小品文是自由主義作家追求個性解放的文化政治象征，那么從小品文中突圍的雜文可謂左翼作家追求社會解放的文化政治象征。”21還有文學研究會、京派、荷花淀派、楊朔的詩化散文批評成為重鎮，成果不勝枚舉。不過，散文的“邊緣”也逐漸受到批評家重視，如傅德岷《巴蜀散文史稿》、江震龍《解放區散文研究》等可為代表。“解放區散文”研究一直并不發達，還有很大的拓展和再闡釋空間。江震龍表示：“現有的‘解放區散文’研究雖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績，但是從總體上看，大多數的研究者都缺乏大散文的研究視野，很少能用整體綜合、縱橫比較的方法，從生活、作家、文本、讀者的多元互動方面對‘解放區散文’進行深入研究。并且時至今日尚未見到專門對‘解放區散文’進行綜合系統與縱橫比較的整體研究的理論專著。僅就現有成果來看，也存在著論題重復、領域封閉、觀念老化、方法單一、研究滯后等現象……”22這是其2005年的看法，但今天這種情況并沒得到根本改變。

宏觀與微觀。在當代散文批評中，宏觀研究成果甚多，如佘樹森的《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姚春樹、袁勇麟的《20世紀中國雜文史》，傅德岷的《新時期散文思潮概觀》，陳劍暉的《中國現當代散文的詩學建構》，汪文頂的《現代散文學初探》，姜振昌的《中國現代雜文史論》，張堂锜的《現代散文概論》，李一鳴的《中國現代游記散文整體性研究》，丁曉原的《中國現代報告文學論》，李林榮的《嬗變的文體：社會歷史景深的中國現當代散文》，王兆勝的《散文的張力與魅力》，沈義貞的《全球化與當代中國散文話語策略研究》等均屬此方面的研究專著。與此同時，宏觀研究散文的論文成果更多。這些成果既反映了散文批評所達到的發展階段，也是散文批評理性自覺意識的顯現。當然，更多散文批評屬于單個作家作品研究。還有一種“微研究”，它更重細節、細部、細化、潛在化研究，特別是借助形式主義批評、結構主義批評、微科學等理論方法進行研究。如余光中對朱自清散文的細讀，他從比喻、意象、錯句入手進行挑剔，可謂條分縷析的“細讀”典型。作者列出朱自清《荷塘月色》的比喻，認為：“11句中一共用了14個譬喻，對一篇千把字的小品文說來，用喻不可謂之不密。細讀之余，當可發現這些譬喻大半浮泛、輕易、陰柔，在想象上都不出色。”23又如鄭明娳以敘述學、結構主義等方法研究散文，均屬微研究之列。

史與論。應該說，散文史在散文研究中最為發達，也是最穩定和最具學術含量的，這為當代散文批評提供了新維度。透過各式各樣的散文史，可見當代散文批評的維度。目前，有影響的散文史包括：林非《中國現代散文史稿》，俞元桂、姚春樹、王耀輝、汪文頂的《中國現代散文史（1917—1949）》，朱德發的《中國現代紀游文學史》，范培松的《中國現代散文史》（上下）、《二十世紀中國散文批評史》，傅德岷的《中國現代散文發展史》，黃開發的《中國散文通史·現代卷》（上），劉勇、鄒紅的《中國散文通史·現代卷》（下），劉錫慶的《中國散文通史·當代卷》（上下），王堯的《中國當代散文史》，張振金的《中國當代散文史》，袁勇麟的《當代漢語散文流變論》，莊漢新的《中國二十世紀散文思潮史》，梁向陽的《當代散文流變研究》，滕永文的《中國當代散文批評藝術的歷史觀照》，唐小林的《中國白話散文百年史》，張清芳、陳愛強的《臺灣當代散文藝術流變史》等。這些“散文史”具有史識、史膽、史學，既注重散文發展變遷，又強調散文的特點與規律，還有思想和藝術的分辨，為當代散文批評奠定了地基和打開了視野。有學者談到散文史寫作：“我們以歷史通變的眼光，從‘文隨世變、代有創新的時代性’‘歷代積淀、古今貫通的民族性’和‘各師成心、文如其人的個體性’三個維度，考察歷代散文的沿革變遷和古今轉化，闡發和弘揚中國散文修辭立誠、重道崇文、匡時濟世、文質俱美的民族特色和優秀傳統。如此重寫散文史，當有古今貫通、守正出新的自覺追求吧。”24這種“通史”觀對于當代散文批評無疑具有重要價值和深遠意義。當然，當代散文批評在“論”上也有所加強，出現理論提升特別是理論話語突顯的現象，這對一向薄弱的散文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值得重視的有：林非的《論散文》，傅德岷的《散文藝術論》，鄭明娳的《現代散文縱橫論》《現代散文類型論》《現代散文構成論》《現代散文現象論》，姚春樹的《中外雜文散文綜論》，汪文頂的《現代散文史論》，朱世英等的《中國散文學通論》，孫紹振的《審美、審丑與審智——百年散文理論探微與經典重讀》，方忠的《當代海峽兩岸文化散文整合論》，丁曉原的《精神的表情：現代散文論》，陳劍暉的《中國現當代散文的詩學建構》《詩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論體系與文化話語建構》《現代散文文體觀念與文體演變》，歐明俊的《現代小品理論研究》，陳亞麗的《文海晚晴：20世紀末老生代散文研究》，王兆勝的《新時期散文的發展向度》，黃科安的《現代散文的建構與闡釋》，謝有順的《散文的心事》，段建軍、李偉的《新散文思維》，蔡江珍的《中國散文理論的現代性想象》，周紅莉的《精神生態與散文演變》，劉軍的《新世紀散文觀察》，吳周文的《散文審美與學理性闡釋》，李林榮的《散文新潮遠近觀》等。在散文理論薄弱的情況下，這些成果有特殊意義。如林非就“關于中國現代散文史研究的問題”“散文研究的特點”“散文研究的關鍵”“關于當前散文研究的理論建設問題”等展開理論闡述，有較強的學理性與理論高度；孫紹振從“視域：理論探微”“主體：從創作到理論的突圍”入手，進行散文理論的突破與建構；陳劍暉在散文理論上用力最多，他在散文的詩性、文體等方面有全面、系統、理性的研討。陳劍暉的散文理論自覺建構與創新意識非常突出，他說：“正是鑒于從‘五四’新文學確立至今，尚沒有一部較深入系統地研究現代散文文體的專著，筆者愿意在這方面做一嘗試，或者說愿意在文體路上做一次冒險。不敢說這個探究成果能填補中國現代散文文體研究的空白，但筆者自認這是一次在理論上有所開拓創新，在文本上有深入精細解讀的散文理論建構，這樣的理論冒險也許能拓展和深化當代散文理論的研究空間。”25歐明俊的小品文理論研究頗為精到，他從“現代小品理論界說”入手，針對“現代小品及其相關概念”“現代小品特征”“現代小品范疇”“現代小品功能及價值”“現代小品淵源”“現代小品理論的價值”進行論述，26可謂全面、系統、細致，是散文理論研究的重要收獲。應該說，“史”與“論”，特別是史論結合既是散文研究的基礎工程，也是向縱深推進和理論提升的關鍵，對散文創作與研究具有指導和引擎作用。

（二）當代散文批評的尺度

散文批評的尺度往往因人而異，更呈多樣性和多元化趨向。大致說來，可概括為以下方面。

廣義與狹義。衡量和判斷散文，最直接和關鍵的標準，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好散文？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狹義地理解散文，認為散文是抒情、審美、文學、藝術的，沒有文學性的散文就不是散文，更不是好散文。因此，將散文寫得精粹、美妙和富有詩意，是不少人的努力追求。當年，周作人提出“美文”，王統照注重“純散文”，到劉錫慶則提出“凈化散文”。劉錫慶說：“舊有‘散文’范疇的‘文體凈化’已是當務之急。”因此，他提出“藝術散文”的概念，希望它從雜文、報告文學、抒情散文中獨立和凈化出來，強調其高雅與純粹。27作者看來，只有散文真正成為純粹的藝術，有了文學性，才是名副其實的。不過，另一觀點認為，散文固然要有文學性、審美性、藝術性，但它不是固化的，更不是沒有聯系的獨立行為，“散文文體凈化得越徹底，散文之路就越窄，就越接近死亡”28。因此，有人主張，在注重“狹義散文”的同時，又要有“廣義散文”概念，并處理好二者的辯證關系。徐遲曾用“塔基”和“塔尖”作喻：“廣義的散文好比是狹義散文的塔身、塔基，狹義的散文好比是廣義的散文的塔頂、塔尖。塔尖、塔頂不能沒有塔身、塔基。有時，尖頂已塌，身基還在。然而，有了塔基、塔身，就會有塔頂、塔尖。”29林非借此闡發道：“如果說廣義散文由于充分發揮了這種文體的觸角，因而使自己積蓄著極為強大的生命力，并且給予狹義散文滋長的廣袤和深厚土壤的話，那么狹義散文卻由于自己最富有抒情和文采方面的成就，因而提高了對于撰寫這種文體的嚴格要求，要求它在更為自然流暢與率性揮灑中間，通向情感與藝術的極致，從而全面地提高了廣義散文的寫作水準。”30因此，應辯證理解散文的廣狹之分，以避免片面、單一、機械的認知。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散文可漫無邊際進行“跨文體”，愛怎么寫就怎么寫，散文的價值就是沒有規矩，于是對抒情散文、藝術散文、美文極為反感。當然，反過來，不少人站在文學性、審美性、藝術性批評包括大文化散文在內的“非驢非馬”式散文，認為那不是散文，是“四不像”，是散文的怪態與異化。這兩種判斷標準都是簡單思維和單一標準，忽略了散文的復雜性、變動性、創新性，也不顧散文的本體特點。因此，徐遲、林非的辯證看待散文的廣義與狹義，有助于全面、公正、科學理解和評價散文。

真實與虛構。作為散文的衡量標準，“真實”是根本性、標志性、穩定性的尺度，這似乎已成為共識。新時期之初，巴金《隨想錄》以說“真話”著稱，這是對長期以來人們不敢講真話的超越。季羨林強調散文要“真實”，他甚至強調，不僅抒情散文要“真”，議論文等也離不開情感真實。31林非一直強調散文之“真”，散文是“交心”的文體，并認為真實是散文的生命線。他說：“不僅狹義散文必須以情動人，就是廣義散文也應該提出這樣的要求，因為這對于散文家來說，無疑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自己作品能否存在和流傳下去的生命線。”“時刻注意摒除矯揉造作，杜絕虛情假意，時刻注意萌生、培養和鞏固自己的真情實感，這對于散文作者來說是兩個相反相成的關鍵，只有這樣才可能向廣大讀者獻出自己的心來，向他們傾訴自己的真情實感。”32范培松認為，散文是“穿泳裝的藝術”，是“立誠”和“裸心”的，因此，他表示自己是“反對把‘虛構’引入散文創作”的。33可以說，在散文的真實性面前，人們幾乎眾口一詞，認為沒有真實就無法談散文，更不要說寫出好的散文。因此，有人堅持散文“真實觀”，反對把小說等文體大量和無度引入散文。陳亞麗認為，“在散文創作中，有一道紅線是不能觸碰的，就是敘述者是不能虛構的”34。周紅莉則表示：“我所說的散文的‘真’，主要就散文的精神、思想而言。它是以現實主義或現實性為根基，將靈魂、真相、真情、真理、時代為觀念核心，以寫真實、講真話、守真理為基本職能的思想言說。”35不過，事物都不是絕對的，隨著社會變化，特別是文學的多元化發展，散文也面臨巨大變革和探索創新，其中最突出的是對真實性的重新理解和解讀，更有懷疑與批駁的聲音出現，還有對于“虛構”的認同。如王炳中坦承：“盡管真情實感是現代散文個性說的一致追求，但這種‘真’不是一種絕對化的‘真’，它是有一定限度的。”36孫紹振曾提出散文的“真情實感”有十大漏洞，主張散文要“虛實相生”37；陳劍暉主張“有限制虛構”，即“允許作者在尊重‘真實’和散文的文體特征的基礎上，對真人真事或‘基本的事件’進行局部的經驗性的整合”，當然，他又強調，“同時，又要盡量避免小說那樣整體性的‘無限虛構’或‘自由虛構’”38；沈天鴻認為，既然詩歌與小說已確立了求假精神，“散文，也應追求這種更高真實的自覺求假精神”39。莫言則表示：“我認為，散文可以大膽地虛構，而且我相信90%的作家已經在這樣做了。……所以我就說索性把散文真實性的定義徹底否定掉。”40這種散文的“虛構”甚至“虛假”觀現在頗有市場，這是對散文“真情實感”的沖擊、反駁，也表明了散文評判標準的乾坤大挪移。

自由與限度。與小說、詩歌等文體比，散文是最隨意和自由的，不論是選材還是寫法都是如此。因此，散文被稱為最具包容性的文體，林語堂辦《論語》雜志時說，“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入文，“凡方寸中一種心境，一點佳意，一股牢騷，一把幽情，皆可聽其由筆端流露出來”，“即是牛毛細一樣題目，亦必窮其究竟，不使放過”41。林非認為，“散文是一種自由自在地表達情感與思想的文體”42；范培松說，“我們提倡一種無拘無礙、自由舒展的寫作心態”43；陳劍暉提出，散文“以廣闊的取材、多樣的形式、自由自在的散文文句，以及優美和富于形象性、情感性和趣味性的表述，詩性地表現了人的個體生存和心靈狀態”44。隨著散文文體的破體與解放，其自由開始漫漶無度，有人還提出散文的最大價值是自由，即愛怎么寫就怎么寫，于是，“散文河里沒規矩”45成為一種新共識。不過，應怎樣理解“散文河里沒規矩”？如它針對的是散文的規矩太多，太墨守成規的散文寫作，那是有道理的；但若將散文的體性、個性、邊界抹殺了，認為散文可隨意甚至胡亂書寫，那就太過簡單。散文寫作可以“自由”，以充分發揮主體性；但如毫無“限制”，連散文的基本特性也置之不顧，那必然走向異化，將散文寫成“四不像”。吳周文從“自我表現”與文體革命、“自我”本真與生命寫作、人格審美與權重標準三個方面談“散文內在的審美特質”46，王兆勝從內在化的真情實感、平淡自然、開放自由與兼容并包、均衡悠然狀態四方面談散文的審美特性47，都在為散文文體設限，避免散文在“自由”書寫時陷入“沒有規矩”的泥淖。其實，與小說的虛構、夸張、奇異、神秘相比，散文更趨于自然、平淡、均衡、超然，這是自由中的內在規約與限度。

思想與審美。思想一直是文學研究的重點，也是散文批評特別關注和強調的，如魯迅《野草》的思想性廣受贊譽，也成為衡量其成敗的重要標準。林非高度重視散文的思想，他說：“散文批評的更為重要的膽識與慧眼，還在于能否發掘散文創作中出現了若干新穎獨特和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思想光芒，并且指出其重要的意義，大力去加以發揚。……這樣說來散文批評家就不僅應該緊緊抓住散文文體的本質特征，具有鑒賞散文的審美能力，還應該具有思想家的素質，盡可能成為推動時代精神的健康趨勢發展的弄潮兒。”48在此，思想特別是深刻的思想成為林非判斷散文的最重要標準。陳劍暉曾用“特立獨行的思想者”贊揚王小波的散文，對韓少功散文也給予思想者的評價，給筱敏以“思”的散文家贊譽，并總結道：“在散文創作中，精神的詩性即思與詩的契合，可以拓展我們的散文視域，這是一條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的散文之路。”49謝有順重視從思想角度評價散文：“說到散文的重，史鐵生的文字是極好的例子。他喜歡讀思想和哲學著作，這決定他的寫作既關注現世，也關注永恒，無論小說，還是散文，他總是持續地在思索人的存在如何才能獲得意義的確認。”50王冰用“思想的重量和現實的穿透”談散文主體的個性自覺，以便“用探求的廣度打磨思的亮度”評女性散文的主體性掘進，他還歸結說：“散文必須有思想，有思想的散文肯定是心態自由自立的結果。”51王堯批評當下散文缺失，是“人的思想、精神、胸襟、情懷、格調等從散文中退出，散文中已經沒有了名士、紳士、隱士和叛徒。缺少了這些要素，散文的‘內在結構’或蒼白或扭曲，甚而蕩然無存”52。看來，思想有硬度也是有高度的，它像鈣支撐起散文重量，也成為好散文的風骨和優劣高下的試金石。另外，思想如無審美作為血肉與氣韻，或者變成裸露的思想，那也不會成為好散文，因此，從文學性、審美、藝術研究散文者眾，也將它作為散文批評的重要標尺。如汪文頂《現代散文學初探》中有“冰心散文的審美價值”，司馬曉雯、陳劍暉有《論楊文豐科學散文的美學策略》，謝有順《此時的事物》中有“散文的美，美在適中”，等等。如果說思想是散文的精神骨架，審美則是溫潤的滋養，它讓散文變得風姿綽約，并從更深層次陶冶和改變世道人心。席揚稱，“許地山和豐子愷的散文作品都有一股‘仙’氣”，“與豐子愷一樣，創作成果里傳達出他對恬淡式悠達藝術趣味的倚重。而不同之處也很明顯，豐子愷的悠達是基于對人間俗見超脫的悠達，而許地山‘玄思’所表露的悠達怎么也掩不住其靈魂深處的深重來”53。這一評價標準是審美意義的，是富有靈性的審美判斷，它在同中有異的細微處進行區分判斷。

人的文學與天地文章。“人的文學”是五四新文學的關鍵詞，也是衡量文學乃至于散文的核心標尺。可以說，符合人的個性、人性等的散文就是好散文，反之，則是“非人的文學”。郁達夫說，幾乎每一篇現代散文里都有個性，是對人的發現；余光中認為，“散文家必須目中有人”。謝有順更直觀提出：“散文寫作應該面對人物，面對個人；散文家只有學會了如何與自己說話，他才能向許多人說話。散文的后面站著一個人，這個人在散文家筆下，是藏不住的，它隨時會站出來向讀者發言。”54因為有人在，有富有個性與人性的人在，散文才有活力、張力、魅力，才能引起讀者的心靈共鳴。周紅莉強調“散文”是“‘人’的復調式存在”，她說：“散文精神首先是關于人的精神。所謂的個人、自由（獨立）、現實、創造、時代精神、社會思想、個體精神、人性等語詞都是以‘人’為底色。而我所指的‘人’，既是知識分子又是知識群體，他們作為散文的一種復調式存在。”55基于此，“人”，大寫的人，一個有精神高度的現代人，成為衡量散文的重要標準。但另外，“人”又不是衡量散文的唯一標準，更不是絕對標準，因為人雖是天地精華，有創造性與審美精神，但也只是天地間的一分子，不能代表世界全部，何況人有其自身局限。因之，“天地萬物”“宇宙世界”也是衡量散文高下的重要尺度，有時比“人”的尺度更重要。林語堂曾提出“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這個宇宙文章就超出“人的文學”局限，進入更廣大的視域。王兆勝曾從“天地之寬的博大與仁慈”談好散文的境界56，從“文的世界”“人的世界”“物的世界”“天地大道”談散文的多維世界57，長期以來，散文批評忽略“物”，也缺乏“天地情懷”，容易以“人”代“物”，更不深究“天地之道”對人的內在性規約。強調天地文章，希望以多重標準衡量散文，以超越“人的文學”觀的局限。

當代散文批評已走出傳統的單一模式，不論在視角維度，還是價值尺度都呈現多樣化、多元化、辯證性的特點，這既拓展了范疇，深化了內涵，也提升了質量與高度。表面看，當代散文批評是零散和不成體系的，實際也有規律可循，即在觀念變革中不斷探索與創新，批評視角與標準亦變得愈加多元化了。

二、從社會學到文化學的拓展

當代散文批評與中國社會發展相伴而行、共同成長，其顯著特點在于，從重視社會、時代發展向更加重視文化的價值選擇轉變。究其因，一方面，中國當代社會確實走過了一條從社會意識到文化意識轉型的道路；另一方面，當進入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化反思、文化引鑒、“文化熱”成為時代大勢，這在散文創作與批評中均有所體現。有學者稱：“文化批評是1985年‘文化熱’的產物，是我國的文學批評方式不斷嬗變，從單一化走向多元化的又一證明。”58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及其文化批評熱潮就是典型例子，新世紀以來特別是進入新時代，這一趨勢變得更為突出，也為散文學的建構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由社會學到文化學的轉向

五四新文學就是以社會啟蒙為主要目標的，《新青年》與文學研究會以及社會問題小說、隨感錄等都具有社會學意義。隨著工人運動興起，農民意識覺醒，左翼文學產生，特別是抗戰文藝如火如荼，延安文藝座談會后，文學的社會學意識不斷得以彰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意識更成為文學主潮，以至于出現楊朔、劉白羽、秦牧、魏巍等高歌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散文佳作，就連長期以來與時代疏遠的巴金也創作了反映新中國的散文。

散文批評也是這樣，從1930年代瞿秋白評魯迅雜文，用馬克思主義敏銳評價魯迅是“清醒的現實主義”，是“社會論文”和“戰斗的‘阜利通’”，到郁達夫所說的，“現代散文的第三個特征：是人性，社會性，與大自然的調和”，其中的“社會性”占據重要位置。1960年代以來，人們對楊朔等人的散文多給予社會學關注和贊美，一度成為時代主潮。改革開放后，散文批評進入新時期較長一段時間，人們仍注重社會學研究模式。林非的《中國現代散文史稿》整體觀念與思維方式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傅德岷的《中國現代散文發展史》也是以政治學、社會學觀念架構和闡釋的，其中以“文學革命初期的啟蒙散文”“‘五四’運動后的覺醒散文”“飽蘸血雨腥風的論爭散文”“高張民族正義的抗戰散文”“催生光明與希望的曙前散文”為主脈，其散文敘事及其話語顯然是有時代社會的站位的。俞元桂等主編《中國現代散文史（1917—1949）》共三編，分別是“萌芽于思想革命的文苑新花”“在新的革命風濤中發榮滋長”“在民族民主革命戰爭中拓展”，其政治學與社會學的觀念意識特別鮮明。從歷史發展看，這無疑是對的也是有價值的，因為離開政治、社會、時代，沒有啟蒙、戰斗、斗爭、民主、平等、科學等話語，中國現代散文史就會失真，也是沒有歷史根據的。

但也要承認，中國現代散文史除了政治學、社會學的觀照，還有更豐富、復雜、多樣的景觀，否則其“文化”內涵很容易被忽略。隨著時代與社會發展，散文批評開始由社會學向文化學過渡。如林非《散文寫作的甘苦》提到“文化學的涵義”，他說：“由于散文創作是通過情感與形象的藝術途徑，記載整個人類生存與思維的方式，表現他們紛繁復雜的心靈活動，因此就不能不具有普遍和重要的文化學的涵義，從而可以潛移默化地升華廣大讀者的思想素質、道德情操和審美水準，這樣就為提高整個民族的精神世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59這與早期《中國現代散文史稿》有了明顯變化。當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興起，從文化學角度進行評析者眾。后來，“文化”成為散文批評的標識性概念，這從一些著述題目可見一斑。如丁曉原的《文化生態與報告文學》，陳亞麗的《文化的截屏：現代散文面面觀》，都具有“文化”的透視力。陳亞麗從“北京地域文化”“北京胡同文化”“北京民俗文化”和“北京名勝古跡”探討散文，60自然別開生面，多有新見和啟發性。喻大翔直接提出“學者散文批評文化學方法論”，他說：“以文化……的眼睛觀察散文，并將哲學的、審美的、文學的、心理的、歷史的等種種視角內藏其中，我以為能建立起最符合散文文體特性的文化學批評方法論”61。值得提及的是，在新時代，由吳周文、王兆勝、陳劍暉主編的“文化自信與中國散文叢書”出版多本散文批評專著，“文化”成為顯著標志，以“文化命名”者就有陳劍暉《散文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葛杰、何平等《家族文化再造與中國當代散文》，還有與中國文化息息相關的散文著述，如李繼凱等《“和而不同”與中國散文》，王兆勝《天地之心與散文境界》、楊慶存等《“文以載道”與中國散文》等，從中可見“文化學”之于散文批評的整個觀念變化，以及由此推演出的中國文化自信及其本位立場。正如該叢書的總序所言：“本叢書的理論起點，是基于中國散文與中國文化的一種內在邏輯關系。這種關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中國文化為散文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而中國散文則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是中國文化的一種載體；或者說，是將中國文化具體化、書面化和審美化的一種文體。二是散文與文化處于一種共構共榮、相長相生的狀態：它們既共同承載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追求，體現了一個社會共同的價值標準，又是現代人的精神、感情和心靈的棲息地。三是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文精神唯有在散文這種文體里，才能得到最為充分、扎實的傳承和發展，這是其他文體所無法比擬的。”62還有吳俊的《斯人尚在 文統未絕——關于九十年代的學者散文》，周海波的《最后的浪漫：九十年代的“新學人散文”》，李林榮的《新時期散文創作態勢的文化分析》，王琳、李怡的《人文關懷的多側面意義——20世紀90年代學者散文芻議》等也值得關注。這種文化使命感與文化學意義的標識度整體推動了散文批評的開放、拓展、深化。

因此，散文批評的“文化學”越來越突破“社會學”，進入深層的探索與創新過程中。

（二）文化學的多樣性與多元化

由于“文化”是個復雜寬泛甚至模糊的概念，很難給它下定義，也沒法對“文化學”作具體有效的闡釋。不過，從社會學向文化學轉換確實是當代散文批評的明顯趨勢，也突破以往散文批評的單一模式，賦予批評主體更大的自由度與闡釋空間。

如對林語堂散文，站在社會學角度觀之，當年的小品特別是幽默小品確如魯迅所說的“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63，但站在文化視角看就不那么簡單。林語堂說：“我認為文化本來就是空閑的產物。所以文化的藝術就是悠閑的藝術。在中國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來享受悠閑的人，也便是受教化最深的人。在哲學的觀點上看來，勞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決不勞碌，過于勞碌的人決不是智慧的，善于優游歲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他還說：“我很懷疑世人是否曾體驗過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對于改變我們整個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學術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機能與其說是物質上的，還不如說是化學上的。它改變了我們的思想和經驗的根本組織。我們須默認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64因此，文化學意義的幽默小品遠不是社會學、政治學意義的單面性，而是具有獨特價值功能意義的。同理，散文批評的文化學也不是單面的，而是有各自的不同理解和評價方式。

早在1988年，喻大翔就提出“文化散文”概念，1997年他出版《用生命擁抱文化——中華20世紀學者散文的文化精神》一書，2024年又提出“詩文化散文”概念65，可見其在散文批評的“文化”視域、執著與熱情。王堯從“文化鄉愁”“文化之至美的‘詩’與‘史’”來評價董橋、余秋雨、張中行等人的散文，并表示：“‘悲天憫人’與‘人琴之戚’的話多見于文章的結尾處，幾成一種結構模式。我不愿把它看成一種章法，而是視為心對心的緬懷。文化之至美可能會進一步消逝，但不滅的是文人的緬懷。”66陳劍暉提出“散文的文化詩性”，認為“站在散文的立場上來解釋散文的文化詩性，我認為‘文化詩性’應包含這樣的一些內涵：一是對于人類的生存狀態、生存理想和生存本質的探詢，并在這種追問探詢中體現出詩的自由精神特質；二是感應和詮釋民族的文化人格；三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守護；四是文化詩性還包含著對‘還鄉文化’的認同和感受”67。丁曉原重視歷史文化散文的“信史”與“心史”，即在史實基礎上有“我”，有以“心”來“‘化’文的能力和才情”，能“提供讀者所期待的、可以吸附讀者的且新且深且具有當代意義的個人話語”68。還有，范培松提出“以文化自我為中心”的散文批評理路與實踐，作者通過梁實秋、王了一、錢鐘書的散文，認為“更重要的文體意義，是他們對散文中實現‘文化自我’的自由，進行了實踐和演練”，并就“以文化自我為中心”做出以下概括：其一，文化散文的作家在恢復文化的尊嚴和人的尊嚴中創造了真正的“以文化自我為中心”的自由空間。其二，“以文化自我為中心”所持的立場是文化的廣場，奉行的是文化尊嚴政策，追求的是文化個性自由。69可見，散文批評對文化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

以上雖然都是從“文化學”上談論散文，但他們的概念限定、內涵、意義、理論與方法都有所不同，或者說在同中有異，有各自不同的偏重，這既是探索性、豐富性、創新性的展示，也反映了散文批評的多元話語掘進。

（三）社會學與文化學的兼容并蓄

整體概括散文批評從社會學到文化學的轉型，可見其前行步履；不過，這不等于說它是一種線性發展，而是包含交叉、疊合、回旋、反復、調整、諧和的一個過程。換言之，散文批評是在社會學與文化學的兼容并蓄、互為借鑒、相得益彰中向前發展的。

其一，不能簡單對社會學與文化學的散文批評進行優劣高下區分。因二者各有特點，處在不同的社會環境、時代背景、學術語境、話語表達、理論方法中，今天，文化學的散文批評雖有社會學批評不具備的特點，但其社會反響、理論高度、學術分量卻很難達到當年瞿秋白用社會批評研究魯迅雜文的水平；反過來，用社會學觀點研討周作人、林語堂的散文，恐怕也難免誤讀和誤解了其價值意義。因此，看散文批評的文化學研究要充分意識到，不能無視社會學研究的長處與價值，更不能以“此”貶“彼”，最關鍵的是看其效果、深度、高度。

其二，社會學與文化學的散文批評并非孤立存在，散文研究前后甚至在某一研究者身上也是有交融的。縱觀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文化學”并非從某一點拔地而起，突變成一種現象，全面超越社會學研究。事實上，社會學研究離不開文化學，文化學研究也離不開社會學，二者很難絕對分開。以費孝通的社會學研究為例，它處處充盈著文化學的光照，“文化”及其“文化學”成為費孝通的社會學研究之根脈與底氣，這是他有文化眼光，能做到高瞻遠矚和富于前瞻性的關鍵。散文批評也是如此，林非的《中國現代散文史稿》主要是社會學意義的，但其中也不乏文化氣度與審美韻致，他寫道：“梁遇春的小品寫得瀟灑自如，跌宕多姿，俊秀嫵媚，玲瓏晶瑩，在‘五四’以后涌現出來的大量小品創作中，是明顯地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的。他將知識、哲理和情感凝結在一起，猶如匯成一條淙淙的小溪，既是那樣的清澈見底，又映出大千世界中若干明亮的光和影來，給讀者留下了鮮明的印象。”70當然，后來的文化學的散文批評也不乏社會學批評的理念與方法，如范培松2009年出版的《中國散文史》就有社會學視野與理論方法，他從“憤”“怨”“怒”概括五四散文以及魯迅雜文，用“蛻變”書寫1920、1930、1940年代散文，用“工農兵”代言研究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散文，其時代感、社會性、政治色彩是比較濃郁的。當然，顯性結構是如此，在更深層的歷史敘事、修辭運用、觀念闡釋中，散文批評都是以社會學為主的。當前，社會學與文化學的散文批評已具有雙向互動、共通融合、辯證發展的趨勢。

當代散文批評從社會學向文化學轉向，既是研究深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對以往過于重視時代、社會、政治的糾偏，還是社會多元化發展及其文化軟實力得以突顯的表征。文化學視角在觀念更新和方法論變革中，為散文批評打開一些新視域，也克服了簡單用社會學研究散文的局限，還從更廣泛、長久、細致、深入的方面推進了散文批評邁上新臺階，進入新境界。需要說明的是，這不只是文化學之功，它離不開社會學的奠基、底色、動力，還有社會學本身在散文批評中不斷優化、發展、深化的更新能力。

三、從印象批評到文本細讀

中國傳統文學批評雖不乏《文心雕龍》式的體大思精、邏輯嚴密的學理性著作，但主要是印象式點評，這不能不影響當代散文批評。不過，中國現當代以來的散文批評深受西方理論與方法的影響，如文本研究和作品細讀是典型例子，這構成當代散文批評的發展變化、復雜面貌、相互生成特點。分析從印象批評到文本解讀的細化，有助于總結當代散文批評的成效，為今后提供新的經驗和應注意的問題。

（一）印象式散文批評

印象批評也可稱為感悟式批評，是注重感覺、體悟、靈性的審美批評，這在中國傳統主要體現為點評。這種批評方式充分發揮批評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與個人喜好，特別是調動其鑒賞力與審美情趣，于是在批評者與批評對象之間形成更直接的交互作用。好的印象批評能達到高超的藝術效果，不好的印象批評則會變得云山霧罩，甚至與批評對象無關。

長期以來，散文批評主要是印象式的，由于散文是交心的文體，印象式的散文批評就更容易發揮批評主體的創造能力，給人以思想的穿透力與強烈的審美愉悅。林非1980年出版《現代六十家散文札記》就屬于印象式散文批評，這本小書初版竟印行15萬冊，除了特殊年月人們對知識的渴求，也離不開林非的清麗優雅的文字、思想的力量和審美的光澤，這是讓讀者能親切感到批評家與散文家一起心動、心跳的散文批評著作。王堯的散文批評偏于印象式，他以詩意之筆、心靈之光、生命質感、智慧閃現評論散文，頗得美文的文化之妙。王堯寫道：“所謂艱苦歷盡、風塵壓身和云散雪消、花殘月落之感，這是一位長者在‘黃昏’說人生。與其說是消極低沉，毋寧說蒼涼肅穆。在孫犁，這是人生經驗，生命體驗和晚年心境的‘綜合’。它汰洗了鉛華，生命更接近于其本真狀態；逝者如斯，生命長河中的浪花所濺出的泡沫也在‘夕照’下幻滅。于是生命和作為文體的散文之間不存在距離，技巧與手法只得隱去，否則便成為生命與藝術的累贅。滄桑感、本真感與人格精神都在老到的狀態下凸現出來。這是80、90年代一批文化老人的散文給人的印象之一。”71這不只是在評論散文，也是作者在以自身的閱歷、思考、趣味、智慧與作家、讀者對話，更是心靈的對語與映現，其思想和藝術感染力是浸潤的、彌漫的。席揚用“散文的風流”作為他散文批評的“代前言”，其中也多有詩意的表述。這樣的散文點評深得中國文化精神，也是個人化的智慧顯現，在詩眼般的高度凝練與概括中盡顯批評家的靈光與氣度。謝有順的散文批評整體也是印象派，是用心感悟和折射思想與智慧，其靈思與見解常在不經意間流出，給人以明晰、親切、溫潤的透亮感。他寫道：“阿來的散文，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一種多維度交織的散文，一種有聲音的散文，也是一種重的散文。它的重，就在于他那干凈的文字后面，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世界、人生和存在的追問。”72這種價值判斷與審美旨趣充分發揮了印象式散文批評之長，有言簡意賅、以少勝多、畫龍點睛之妙。

當代印象式散文批評還有一個長長的名單，這包括孫犁、汪曾祺、賈平凹、馮驥才、鐵凝、張煒、王劍冰、韓小蕙、古耜、李敬澤、葦岸、馮秋子等人，他們中間多是作家，但作家的散文批評往往很有特色，其點評式論斷常能一語中的。

（二）文本細讀批評

隨著時代和社會發展，特別是新科技的日新月異，西方文論對中國文壇與學界有著深刻影響，人們已不滿足于傳統的印象批評，而是加大了理論與方法的引進力度，努力強化學理性、學術性、技巧性。散文批評由印象式向文本細讀轉換就是其突出標志。

席揚將胡適、李大釗、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散文稱為“‘直派’散文”，并將其特點概括為：飽滿的激情、價值取向的功利觀、潑辣的戰斗風格、率真和科學的態度。73且不說這種判斷是否準確，只是“直派”這樣的話語命名就有失表面化和簡單化。又如奚學瑤的印象式散文批評給人不少啟發，特別是獨特的思考多有靈光；不過，由于概念命名和話語表達隨意，有時顯得不夠嚴謹。作者提出并闡釋“意緒散文”概念說：“意緒散文，思維軌跡模糊、朦朧，是一種意緒的漾溢與皴染，有時甚至是一種潑墨或大寫意，來去自由，揮灑自如，顯得十分瀟灑。它的思維往往變幻莫測，呈橫向發展，多聯想，多跳躍，像晚風一樣悠忽，像浮云一樣散淡。其中許多文章，漫無明確的主題，信馬由韁，如夢如幻，似真似假，顯示了一種自在的心態，給人以一種撲朔迷離的感覺。與此同時，在虛與實之間，真與幻之中，造成了散文意蘊的多義性，形成一種含蓄、蘊藉、豐富、浩大、靈動的內涵，有的還能給人以一種聯綿抑揚的音樂旋律感。”74這樣概括以意緒見長的“新散文”無疑是印象式的，也有精彩的一面，可充分調動想象力，將此類難以把定的散文樣式形象化、想象化、浪漫化。問題在于，這一印象批評過于隨意，特別是在概念運用、話語表達上都不準確，因為用“意緒散文”是很難代替“新潮散文”“現代散文或朦朧散文”“虛幻散文”的。而且，作者還表示：“意緒散文，亦可稱作‘瀟灑散文’。”這就變得更加隨意，因為“瀟灑散文”就如同席揚命名的“直散文”一樣，很難成為嚴謹的概念和科學的話語。這恐怕是印象式散文批評的不足或軟肋。

文本細讀有助于彌補印象式散文批評的局限，它更重科學性、學理性、學術性，充分表現出專業化、學院派、嚴密化的特點。當然，文本細讀的散文批評既包括對作家作品的細致分析與理解，更是指受形式主義批評等西方理論影響的文本研究，這在散文批評中主要表現在用結構主義、敘事學、心理分析等理論與方法所進行的新探索。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辮子》就用“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女的散文”批評散文的華而不實，以及“素”得沒有質地，這顯然是印象式批評。不過，余光中在民初散文的文本細讀中頗見功力，他用的主要是細讀法，是對譴詞造句的精讀法。他通過比較徐蔚南《山陰道上》與王思任《小洋》的落日，認為前者遠沒有后者來得精彩。鄭明娳用敘述學、結構主義研究散文，她結合作家作品進行文本細讀，呈現出科學的精度和密度。在談散文敘述時，她從敘述者、敘述觀點、敘述時間和敘述內容入手；談散文結構，她用形式結構、情節結構、體勢結構、思維結構進行條分縷析；談散文的“敘述時間”，她又用“直線敘述”“倒裝敘述”“交錯敘述”“扦插敘述”和“平行敘述”，可謂極盡細分之能事。以“形式結構”為例，鄭明娳認為，它包括題目與正文，正文又有開頭、中段與結尾，這都是散文形式結構不可或缺的。作者分析散文的“題目”，認為“題目的消極功能是提示全篇的重點，但是如果見了題目并讀了文章，讓讀者感到從題目就一覽無余，則是失敗的題目。所以定題應該努力建設積極的功能。除了切合文義，還要機智警策，使讀者一見題目就想看內文，例如錢鐘書的《魔鬼夜訪錢鐘書先生》，張曉風的《生生世世說不完的兩個字》，吳魯芹的《閑人請進》和梁遇春的《‘失掉了悲哀’的悲哀》《無情的多情和多情的無情》等，這些題目必然會使讀者一見就想詳讀內文”75。接著，作者還對張曉風的《關于爸爸這種行業的考核制度》的開頭與楊朔的《茶花賦》的形式結構進行了非常詳細的分析，足見其文本細讀之妙。陳劍暉有“敘述：散文藝術革命的突破口”的說法，并用敘事學研究散文。丁曉原也注重敘事細節的散文研究，他通過李歐梵《我的哈佛歲月》的敘述細節，顯示作者與費正清的內在特質與獨特情懷。于是，他總結道：“從某種意義上說來，細節決定著敘事文學的質量。細節不僅可以使概述式的‘線性’敘事模式變得富有深度，而且由于細節所濃縮蘊含的情思能量和高效的造型功能，所以更能抵達作者表達理想的彼岸。我不知道李歐梵的寫作是否有著細節的自覺，但是我們閱讀他的散文，可以發現他的‘自我獨白’也是注重以細節說話，借此顯示自己的某種獨特。”76還有歐明俊《現代小品理論研究》、黃開發與黃科安的散文研究都是注重文本細讀的，顯示了學院派研究的全面、系統、嚴謹、細致、深入。黃科安在《現代散文名篇：審美創造與文本細讀》中提出：“中國現代散文的詩學批評，應該具有宏觀現象的審視與微觀文本的剖析相結合的特點。”“新批評派的這一理論對于我們散文‘文本’的研究同樣也是富有啟發意義的。”77于是，黃科安解讀了包括魯迅《墓碣文》、周作人《烏篷船》、冰心《霞》、何其芳《畫夢錄》、余秋雨《風雨天一閣》等作品。這是借鑒西方新理論與新方法對中國現當代散文所做的文本細讀，有不可忽略的價值意義。

（三）辯證理解印象式散文批評與文本細讀

文本細讀有其優勢特長，不足在于學院派批評的刻板，以及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局限。當散文批評進入科學公式的條分縷析，很容易被概念、邏輯、規范、理性束縛，變成科學主義和技術主義的奴隸。特別是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文本細讀的散文批評在借鑒詩歌與小說等理論時，面臨是否接地氣，是否合國情、世情、人情的情況，還有散文批評的有效性等問題。因為散文畢竟是中國傳統文類，它與中國人的心靈直接相關，因此，散文批評要考慮到特殊的時代語境，一味用敘事學、結構主義恐怕只能看到散文的一面，難以盡顯其精神風貌與心靈高度。所以，學院派的文本散文研究要吸取印象批評的長處，盡量在印象批評與文本細讀之間達成協調融通，并做到取長補短。

以范培松的散文批評為例，他擅長做文本細讀。范培松從文化心理學角度談林語堂、朱自清、冰心在1930年代的消極，并指出其在無奈狀態下的逃避，都是從細處著眼，是在文本字縫見內心的研究。在“文本說散文批評”中，范培松通過朱自清的“辨異辨味，崇尚寫‘獨得的秘密’”，于是引朱自清下面一段話：“于每事每物，必要拆開來看，拆穿來看；無論錙銖之別，淄澠之辨，總要看出而后已，正如顯微鏡一樣。這樣可以辨出許多新異的滋味，乃是他們獨得的秘密！”為此，范培松闡發道：“這一過程概括起來便是一‘拆’二‘辨’三‘融’四‘得’。‘拆’要透，既要‘拆開’，又要‘拆穿’，還要反復‘看’。‘辨’要細，細到‘錙銖之別’、‘淄澠之辨’均要能予以顯示。‘融’要合，‘物’‘我’合，‘人’‘景’合，‘形’‘神’合。此時才水到渠成，乃得‘獨得的秘密’。”78這樣的文本細讀令人佩服，反映了范培松如剝繭抽絲般的細讀法。不過，貫通其散文批評的又不乏印象點評，是那種點到穴位的精到處，如“散文脈絡的玄機”“論散文的三重境界”“京派散文的文化思鄉夢”“注重圓通，追求流行色的海派散文”“‘散文熱’：重塑‘自我’靈魂的狂歡”“梁遇春的‘懶洋洋’散文觀”“精粹的小品文是一個極端”等均是充滿靈性的印象批評。陳劍暉也是如此，在學院派的學理性、學術性、理論性追求下，他一直重視文本細讀，但同時也貫穿著印象批評的點睛之筆、詩意情懷、通透之感。陳劍暉提出：“散文尤其是散文中的隨筆是一種需要智慧的文本，但智慧不是聰明的滑頭和技巧，不是知識的炫耀和賣弄，也不是冷冰冰的理性推理和演繹。智慧從根本上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精神的境界和心血的燃燒，一種帶著生命體溫的可觸可感的文字。散文中的詩性智慧，只有具備了上述的品格，它才能真正燃燒起來；相反，有‘智’而沒有‘詩’，或者只有一味的抒情而缺少智慧的穿透力，這樣的散文從本質上都不能稱之為具備了‘詩性智慧’的散文。”79某種程度上說，文本細讀是一種掘進，印象式點評是鏡與燈，二者合力方能推進散文批評不斷前行。王堯和謝有順的散文批評整體是印象式的點評，且多有靈光慧眼，均重思想與智慧，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品質、品位、境界；只是前者更講究氣勢與陽剛，后者更重視平和從容，也柔韌一些。還有，兩人的散文批評都有穿透力，并能從文本的細部甚至縫隙中看到散文的獨特之處。如王堯細讀出韓少功散文的內在隱秘：“在韓少功的散文中，與‘靈魂’相對立的是‘技術’和‘技術主義’。‘靈魂’與‘技術’是韓少功散文最重要的關鍵詞。‘靈魂’有時又表述‘心想’、‘心血’、‘心魂’。”80謝有順《散文中的心事》是一本關于文本細讀的書，其間不只是用“敘述學”，還有“心”的穿越，以便能抵達散文家的靈魂深處。在“沒有偏見的敘述”中，謝有順表明正確理解文本細讀的敘述問題的重要性，他說：“敘述問題從來是為大多數散文家所忽略的。敘述不僅是一門語言藝術，也是散文風格化的醒目路標。余華是一位先鋒作家，在現代敘述上的嚴格訓練，使他建立起了高度自覺的文體意識和語言覺悟——這是多數專業散文家所匱乏的。我認為，這么長時間來，散文之所以無法從那種陳舊的、急需批判和清理的話語制度里解放出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數散文家都對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學遺產——現代敘述藝術——所知甚少。”81在此，對文本細讀的敘事學有了更急切的呼喚與更深切的理解。目前，散文批評以印象批評為主，文本細讀雖有進展，但還處于初級階段。不過，也要看到，在印象批評向文本細讀轉型過程中，二者有互相滲透交融之勢。只是年輕的學院派的散文批評有陷入文本細讀誤區的危險，他們對中國傳統點評多有忽略，易陷入生硬、固化、僵化的學術生態。

印象批評與文本細讀應該取長補短、互相借鑒、融合發展。前者需有大局觀、識見、鑒賞力、思想、智慧，還要有才情、靈性、膽識，是一種藝術人生的綜合能力與經驗智慧；后者也不只是技術，要有深刻的洞察力，還要對世界人生有覺悟與感知，更要有自我的獨特體驗與創造生成。然而，當下這兩種狀況雖各有所長，并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但還有較大的完善和優化空間，這對豐富復雜和多樣多變的當代散文批評來說尤為重要。

結語

在紛繁復雜甚至有些碎片化的當代散文批評中，不論是選題、內容、形式還是思維方式、理論視野、觀念形態、話語，抑或是研究方式與審美情趣，都呈現出多元化的景觀，這是對單一、簡化、固化模式的突破與超越。不過，在這些眾聲喧嘩的音調中，尋求變革創新、強化批評的主體性、追求自由與個性、重視文體建構卻是主要的，這是與時代、社會、文學、散文發展一脈相承的。從當代散文批評的多元闡釋中，似乎能聽到散文家、讀者與批評家一起形成的合唱，也顯示了巨大聲勢和感人力量。只是要注意的是，當代散文的多元闡釋還有些雜音，也缺乏純粹性與經典性，這是今后需要努力突破和加以完善的地方。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當代散文理論話語建構研究”(項目編號：20AZW0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林非：《林非論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374頁。

2 吳周文：《二十世紀散文觀念與名家論》，遠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頁。

3 丁曉原：《行進中的現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3、155、212頁。

4 周海波、王金勝：《現代傳媒語境中的散文藝術精神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6頁。

5 汪衛東：《文章傳統與中國現代散文理論的重構》，《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

6 李繼凱、任競澤、馬杰等：《“和而不同”與中國散文》，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7 葛杰、何平：《家族文化再造與中國當代散文》，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8 74 奚學瑤：《散文的傳統與現代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79、121—122頁。

9 李復興、蔣成瑀：《中國現代散文家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201頁。

10 王風：《〈野草〉：意義的黑洞與“肉薄”的虛妄》，《學術月刊》2021年第12期。

11 車鎮憲：《中國現代散文詩的產生發展及其對小說文體的影響》，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92頁。

12 中國散文理論研究會、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編《中外散文比較與展望——’94中外散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3 傅德岷：《中外散文縱橫論》，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4 徐治平：《散文美學論》，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4頁。

15 參見黃科安《現代散文的建構與闡釋》，海峽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散文：在與詩的參證互釋中推進自身的文類建設——以西方相關的理論文獻考察為例》，《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4期。

16 呂若涵：《中西現代文類理論中的“散文”界說》，《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17 蔡江珍：《中國散文理論的現代性想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4頁。

18 喻大翔：《兩岸四地百年散文縱橫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范伯群：《〈臺灣散文縱橫談〉序》，《華文文學》2009年第2期。

20 李寧編選《小品文藝術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頁。

21 黃開發：《論語派小品文話語的政治意味》，《文藝研究》2019年第4期。

22 江震龍：《解放區散文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4頁。

23 余光中：《論朱自清的散文》，《余光中散文選集》（第3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頁。

24 汪文頂、王炳中：《“深挖一口井”的現代散文研究——汪文頂先生訪談靈》，《新文學評論》2024年第3期。

25 陳劍暉：《現代散文文體觀念與文體演變》，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3頁。

26 歐明俊：《現代小品理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3頁。

27 劉錫慶：《世紀之交：對“散文”發展的回顧與思考》，《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

28 王聚敏：《散文“文體凈化說”置疑》，《海南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

29 徐遲：《說散文》，《徐遲文集》（第6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459頁。

30 32 42 48 59 林非：《散文的昨天和今天》，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1、42—43、39、31—32、151頁。

31 季羨林：《漫談散文》，《三真之境：季羨林散文精選》，樂黛云編，海天出版社2001年版，第３頁。

33 43 69 范培松：《散文脈絡的玄機》，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10，199、312—314頁。

34 陳亞麗：《關于散文是否可以虛構》，《長江文藝評論》2018年第3期。

35 55 周紅莉：《精神生態與散文演變（1976—201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2、95頁。

36 王炳中：《現代散文理論話語中的“真情實感”》，《泉州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

37 孫紹振：《真情實感論在理論上的十大漏洞》，《江漢論壇》2010年第1期。

38 44 陳劍暉：《詩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論體系與文化話語建構》，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4、27頁。

39 沈天鴻：《中國新時期散文沉疴初探》，《百家》1988年第6期。

40 莫言、王堯：《莫言王堯對話錄》，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頁。

41 林語堂：《論小品文筆調》，《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3頁。

45 劉江濱：《散文河里沒規矩》，《中華讀書報》2016年10月12日。

46 吳周文：《散文審美與學理性闡釋》，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69頁。

47 王兆勝：《散文的審美特性與文學性問題》，《天津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

49 67 陳劍暉：《詩性散文》，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19頁。

50 謝有順：《散文的常道》，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頁。

51 王冰：《散文：主體性的攀援與表達》，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頁。

52 王堯：《紙上的知識分子》《自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53 73 席揚：《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中國現代散文名家新論》，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22—223、1—5頁。

54 謝有順：《從俗世中來，到靈魂里去》，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頁。

56 王兆勝：《好散文的境界——以2018年〈人民文學〉為中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1期。

57 王兆勝：《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的多維世界：以散文為中心——在常熟理工學院“東吳講堂”上的講演》，《東吳學術》2019年第1期。

58 陳劍暉、宋劍華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885頁。

60 陳亞麗：《文化的截屏：現代散文面面觀》，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210頁。

61 喻大翔：《用生命擁抱文化——中華20世紀學者散文的文化精神》，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頁。

62 陳劍暉：《散文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總序》，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頁。

63 魯迅：《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頁。

64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155、79—80頁。

65 喻大翔：《李元洛：詩文化散文的樹旗人》，《名作欣賞》2024年第13期。

66 71 80 王堯：《鄉村關何處——20世紀中國散文的文化精神》，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34—235、182頁。

68 76 丁曉原：《精神的表情：現代散文論》，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152、260頁。

70 林非：《中國現代散文史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頁。

72 謝有順：《散文的重量》，《此時的事物》，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頁。

75 鄭明娳：《現代散文理論墊腳石》，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143頁。

77 黃科安：《現代散文的建構與闡釋》，海峽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379頁。

78 范培松：《中國散文批評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33頁。

79 陳劍暉：《中國現當代散文的詩學建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頁。

81 謝有順：《散文中的心事》，海峽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118頁。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人文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