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王蒙1980年創作的中篇小說《雜色》，具有思想意蘊的豐富性與藝術形式的先鋒性。本文從“時空體”、道家思想、媒介間性和“圖畫型小說”等四個維度對該小說進行新的解讀，并將其置于當代文學史視域中，探討了其在當前文學語境下的重要價值與啟示。

關鍵詞：《雜色》 時空體 逍遙游 音樂性 圖畫型

王蒙在共和國文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1950年代的“青春萬歲”到當今的“霞滿天”，耄耋之年，他依然筆耕不輟。而在新時期文學的反思文學階段，他是文壇執牛耳者，復出后他的創作處于井噴狀態，其小說《雜色》《布禮》《蝴蝶》《夜的眼》《春之聲》《海的夢》《風箏飄帶》《相見時難》《如歌的行板》等，短時間內遍地開花。評論家李陀在1990年代初指出：“王蒙的寫作是八十年代文學中十分獨特又十分重要的現象。不僅他八十年代初期的寫作對文學的變革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他后期的寫作也應給予特別的重視……。”1

本文重讀王蒙1981年發表的中篇小說《雜色》，通過新的解讀，發掘其1980年代初的寫作“對文學的變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以此管窺王蒙1980年代創作的重要性和文學史價值。《雜色》是一部具有深刻隱喻性與哲學思辨的作品，它既延續了王蒙復出后對歷史的反思，又突破了傳統現實主義的藩籬，以隱喻形態和詩化語言，構筑了一個充滿象征意味的文本世界。小說題目《雜色》具有豐富的意蘊：主人公曹千里（暗喻千里馬）的生存狀態就像那匹雜色老馬一樣處于非黑非白的境地，紅色年代的“純色”崇拜和“純潔性”追求與個體存在的雜糅特質構成一種張力關系，而“雜色”本身則構成對歷史復雜性的視覺化呈現。“雜色”同時也是該小說藝術特征的隱喻：王蒙有意打破長期以來單一色調的美學規范，以“雜色”挑戰“單色”“純色”以及單一的、教條化的創作理念，暗指真正的、優秀的文藝作品應如生活般色彩斑斕、駁雜豐盈、絢麗多姿。

這是作者以親身經歷為素材，帶有自傳性質的一部回憶式小說。王蒙寫道：“他永遠記得這一匹馬，這一片草地，這一天路程。他記得在奔跑的時候所見的那絢麗多采的一片光輝。他懷念這一切，他充滿了由衷的謝忱。”2于是，誕生了這部感謝生活，感恩人民的回憶之作。正如李白詩句所言：“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一、時空體

《雜色》的故事情節非常簡單，寫的是主人公曹千里騎馬去山里牧區索取一個無關緊要的統計數字，一路上的見聞、遭遇和所思所想，它其實是關于“馬和草原的無所事事的故事”3。寫馬其實是寫人，寫作家本人1970年代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表面上看，《雜色》講述了一個平淡甚至瑣碎的故事：曹千里騎著雜色老馬前往牧場公干，途中所遇所見的店員、牧民、風景構成了看似散漫的旅程。然而，這場騎馬而行具有精神漫游的隱喻和生命哲學的揭示，王蒙通過消解線性敘事的確定性，將現實經驗升華為對生命本體的叩問。小說通過曹千里與老馬的相互救贖，人馬合一，探討逆境、苦難如何淬煉出生命的韌性、豁達和樂觀。

《雜色》寫作的時間、地點和文本內部時空一起構成了多重時空交疊，在此，有必要引入一個文學理論概念——時空體加以分析。巴赫金這樣定義“時空體”概念：“文學中已經藝術地把握了的時間關系和空間關系相互間的重要聯系，我們將稱之為時空體。……我們所理解的時空體，是形式兼內容的一個文學范疇。”4在文本中，“時空體承擔著基本的組織情節的作用”5。

《雜色》里存在多重時空和多重自我。第一個時空和自我是曹千里騎行當天：“今天是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曹千里現年四十三歲六個月零八天又五個小時四十二分。”6年齡精確到分鐘，生活中一般沒有人這樣說，作者這樣寫有調侃的成分，但無疑凸顯出此時此刻的時間的重要性以及此時此刻的“我”的存在意義。這一天在曹千里的生命中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他獨自一人騎行在大自然中，對自我生命、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都有新的思索、新的感悟、新的體認，對他而言某種意義上是：新的自我誕生了。同時，他反觀來時路，屢屢回憶起自己的一生：童年的率真任性、少年的少不更事，青年參加革命，壯年自愿申請支援邊疆，其一生在河北、天津、北京、湖北、新疆等地時空流轉，他在不斷的“閃回”中對“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的命運進行觀察、審視、反思，這是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的對話、溝通、交流，而昨日之我又裂變為數個自我，一個個自我像一面面鏡子，組成一個相互映射、折射的裝置，形成一種“長廊效應”。“作為形式兼內容的范疇，時空體還決定著（在頗大程度上）文學中人的形象。這個人的形象，總是在很大程度上時空化了的。”7毫無疑問，曹千里這個人物形象是“時空化了的”，是由“時空體”所決定了的，脫離以上種種“時空體”，他將不復存在，無從談起。

而將《雜色》文本中的時空（1930年代至1970年代）、作者寫作時的時空（1980年代）、下一個世紀的解讀者閱讀時的時空統籌在一起看，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跨度又構成一個更大層面的時空體的對話和交流。1980年8月底至12月底，王蒙在美國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在此期間的1980年9月至10月，他在美國完成了中篇小說《雜色》的寫作。據王蒙自述：“此篇主要來自我在新疆特克斯軍馬場與尼勒克夏牧場騎馬行走的經驗，尤其是一次在茫茫的大草原上遭遇雷雨的經驗。”8王蒙其時客居在離大學城不遠的一所公寓，這是另一個全然不同的國度，他寄身的這個世界與他很隔膜。他每天吃過西式早餐后便是一上午神游新疆草原了。王蒙有言：“我在這里天天寫著新疆，草原，老馬，雷雨，這是浪漫嗎?這是悲愴嗎？這是一種平衡嗎？這是對于自我認同、對于自己的身份與角色的時刻提醒與堅持不懈嗎？在此篇馬和草原的無所事事的故事里有著我的牽掛，我的珍惜，我的摯愛，我的核心依戀嗎？”9在一連串情不自禁的反問和質詢中，答案不言自明。王蒙寫作《雜色》時的時空對該作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影響是絕對不能忽視的，這是八十年代身居異國他鄉的新的“今日之我”對又一個“昨日之我”以及“昨日復昨日之我”的審視和觀照，因了時空的轉移、延展和國度的差異以及個人心境的變化，作者對心目中的草原、老馬和那次騎行的感受更加濃烈、珍惜，對自我的身份認同更加明晰、強烈，對祖國和人民的依戀更加矢志不渝，因此，作者落筆生風，筆筆含情，成就一部佳構。

21世紀的今天，我們和文本之間構成另一種意義上的“時空體”，我們對文本的解讀其實凸顯的是文本與當下的關聯方式以及我們的存在狀態、社會生活。有必要在新的歷史時間里釋放、敞開《雜色》文本所擁有的歷史潛能和現實意義：比如，小說中對草原母親的謳歌，對人民的景仰；又比如，小說中描繪的民族和諧團結，其樂融融的場景氛圍所隱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再比如，小說所彰顯的作者扎根新疆時“千金不易”的、豐富的、鮮活的生活經驗和毛茸茸的、敏銳的、多感官感覺（后文詳述）的還原、呈現、描繪，在當今AI時代、人工智能時代，這一點變得尤其重要，相形之下，許多當代作家生活經驗匱乏，感官感覺喪失。總之，在多重時空的疊加、交匯中能夠生成一種復合結構，它建構自文本之內，又出乎文本之外，它釋放出文本自身的歷史潛能又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到當今社會文化意義的生產中來。

二、逍遙游

王蒙對《莊子》素有研習并有獨特心得，他著有《莊子的享受》一書，對《莊子》評價甚高。而王蒙談莊子有他自身的優勢，首先，他是一位才華橫溢、成就卓著的作家，有過多種文體的寫作實踐；其次，就是他豐富的人生經驗，“特別是逆境中生活與思考的經驗”10。王蒙1980 年的中篇小說《蝴蝶》，題目就來自“莊周夢蝶”的典故和意象，王蒙晚年不無得意地說：“我當時是怎樣地為起了這個題名而興奮呀。”11

小說《雜色》蘊含了莊子的道家思想。主人公曹千里初見這匹老馬，對它的印象是：“蕭蕭然，噩噩然，吉兇不避，寵辱無驚。”然后，他發出以下感慨：“大家都說騎這一匹灰雜色的老馬最安全。是啊，當它失去了一切的時候，它卻得到了安全。而有了安全就會有一切，沒有了安全一切就變成了零。這可真是顛撲不破的金玉良言噢！”12這令人想到《莊子·人間世》中的一棵樗樹，它“不中繩墨”“不中規矩”，做啥都不合適，“立之于涂，匠者不顧”。于是，這棵“不材之木”在“無所可用”、為世所棄中得到了“安全”。這匹老馬的命運即如是。而它“馱著一個無用人的身軀”行走著13，人和馬都是無用之身，“不材之木”。外表的“蕭蕭然”掩蓋下的內心的“寵辱無驚”正是道家的處世哲學。

《雜色》中描繪了曹千里日常生活中的的三種表情，這是一種表情類型學和表情管理學，其中一種是：“他兩眼發直，對周圍的一切失去了反應，又似傻呆，又似悲哀，又似蒼老。”14而那匹馬和他相似：它是“形神枯槁的老馬”15。這恰如《莊子》中南郭子綦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狀態，這是一種坐忘、無我、喪我的狀態，這是逍遙、齊物的前提。曹千里是個“逍遙派”，他的生活哲學是與世無爭、心平氣和、謙遜克制。

曹千里騎著一匹老馬漫步在河流、山谷、草原中，游走在大自然懷抱里和天地之間，他是在“逍遙游”，他的精神狀態是閑適自在，悠然自得，他暫時擺脫了復雜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系的羈絆和束縛，擺脫了世俗事務的打擾，無責任、無憂愁、無煩惱，他猶如出世的隱者，獲得精神上的獨立、解放、自由、優游、逍遙，這一天是他生命中的最佳狀態。“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莊子·讓王篇》）；以“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篇》）足可形容曹千里此時此地的精神狀態，或如唐代詩人高適的《古樂府飛龍曲·留上陳左相》中的詩句所描繪的境界“天地莊周馬，江湖范蠡船。逍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來形容曹千里這一天的旅程庶幾近之。

“逍遙游”的實質是“吾喪我”，即我忘記我，所謂“至人無己”，達到精神突破形骸，靈魂突破肉身，生命充溢在天地間的境界，是個人精神世界的超脫解放、無拘無束、徹底自由。王蒙對“逍遙”的理解是：“逍遙就是精神的自我完成，精神上的巔峰化、高端化、超越化、超常化。”16

但是，“吾喪我”，又談何容易？就《雜色》中的主人公曹千里而言，“吾”是現在的我，隱逸的我，超脫的我，無欲無求的我，主體精神的我；而忘記的是過去的我，世俗的我，功利的我，患得患失的我，客體的我。這里有兩層悖論，第一層，“我是我的主體，同時是我反思反觀的客體”；“這是關于自我的悖論”17。上文已分析了曹千里多重自我的鏡像。第二層悖論是，現在的我其實無法忘掉過去的我，曹千里無法做到“心如死灰”，他一路上不僅在回憶中昭示了其心路歷程，并且面對沿途如畫風景感情起伏波動不已。

因此說，《雜色》的思想意蘊是復雜豐富的，其前半部分是道家思想的隱晦表達，后文是儒家思想和革命精神的昭示。主人公前面想的是“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行程過半想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或者說，道家其表，濟世其里，體現一種辯證關系，正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體現一種辯證法思想一樣。這一點非常明顯地表現在小說最后一段描繪灰雜色老馬化身為俊美、強健、威風八面的神駿、千里馬的濃墨重彩之中：它飛奔起來，“耳邊是一陣陣的風的呼嘯，山風，海風，高原的風和高空的風，還有萬千生物的呼嘯，虎與獅，豹與猿……它所有的那些毛病也都沒有了，前進，向前，只知道飛快地向前……”18這一段文字描繪的意境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是銳意進取的革命意志，表現的“是左翼思潮加君子自強不息的大志，是革命者的自信與團結起來到明天的崇高理想。悖論在于，以絕對積極有為的人生觀武裝起來組織起來的人們，卻一度制造了凝固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雜色老馬們的悲哀”19。這一個更大的悖論似乎是曹千里們的宿命。

以上種種是《雜色》這部小說思想意蘊上的“雜色”，或曰豐富性。

三、音樂性

王蒙與音樂的關系之深之長久，在當代作家中或許無人出其右。20王蒙有一個志向：把“小說寫成音樂”。那么，這是音樂化的小說，還是小說化的音樂？在王蒙的想象中，“把自己的小說作品寫得像音樂一樣動情無言，一樣純潔透明，一樣震撼多姿，一樣開闊無邊，一樣八方四面、天花亂墜；像音樂一樣穿透靈魂，深入靈魂；像音樂一樣成為一個世界”21。

《雜色》作為一部回憶之作，正如王蒙所言：“一切的往事都有它的意義與痕跡，有故事，有戲，有詩，更有不同樂器的紛繁與搖曳的樂段。”22《雜色》小說音樂性的第一個層面是，主人公與音樂的關系。音樂在主人公生命中的意義是什么？音樂如何影響了他的人生？曹千里十三歲時，音樂老師組織了一次西方古典音樂唱片欣賞會，欣賞會結束后，“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他醉迷了，他發狂了。他從來沒有聽到過，沒有想到過，在人們的沉重的灰色的生活里，還能出現一個如此不同的，光明而又奇妙的世界。他從來不知道人們會想象出、創造出、奏出和發出這樣優美、這樣動人、這樣絕頂清新而又結構井然的作品”。這些作品是“人類的情操與智慧的極致”23。他醍醐灌頂，獲得精神升華和音樂啟蒙，他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的人生命運自此發生很大改變。他渴望用這些音樂原理“去創造一個更加完美和合乎理性的世界”24。這種強烈的精神動機使他成為中央音樂學院的高才生，而音樂卻給他帶來了厄運。直到他外放新疆伊犁牧業公社，他徹底忘記了音樂。這次進山，他在牧民氈房里喝了一大盆含酒精的酸馬奶，在醉意朦朧中，他向女主人要了一把冬不拉，放聲高歌起來。這一令他終生難忘的場景和氛圍，激活了他大腦里的“音樂設置”，喚醒了他的“音樂記憶”，他的生活中不能沒有音樂，在這美好而又永恒的“瞬間”，音樂成了他歌唱生活、抒發情感的最好媒介。

所謂“音樂化的小說”或“小說的音樂化”，其實就是小說和音樂兩種媒介之間的轉化、轉換、融合、相生，是借助音樂的形式、特征進行敘事，使小說的敘事藝術在敘述結構、形態、節奏、速度等方面體現出音樂的媒介在場，這是一種“媒介間性”或曰“互文性”。如果是明顯地或者作者有意識地進行“小說的音樂化”處理、表現，就是顯性的媒介間性；如果是不明顯的，不明確的，只是暗合，有可比性，可視作隱性的媒介間性。

《雜色》音樂性的第二個層面是，該小說的主題、敘事與古典音樂構成隱性的媒介間性關系。

《雜色》的整個敘事過程與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曲即《田園交響曲》具有相似之處，構成一種隱性的媒介間的互文性。《田園交響曲》表現了貝多芬對自然的熱愛和對鄉村生活的向往。第一樂章表現抵達鄉村時的愉悅心情，第二樂章描繪了溪水潺潺的景象，第三樂章展現了村民們歡聚的場景和歡快的氣氛，第四樂章描繪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第五樂章表現了暴風雨過后的寧靜與祥和，這一樂章是溫暖的主題，音樂形式又帶有民間音樂色彩。該樂曲第四樂章與第五樂章構成戲劇性對比：前者是動態的、狂野的，后者是靜態的、寧靜的。從敘事結構上看，《雜色》中曹千里騎馬渡過塔爾河，然后走進一個村莊，他在村莊逗留期間心情愉悅，感受到“這里簡直是世外桃源！”25進山以后，他看到溪谷、瀑布、山溪，穿行在山地草原中，欣賞大自然的如畫風景，繼而遭遇暴風雨，接受大自然的“洗禮”；雨過天晴后，曹千里來到哈薩克牧民的氈房，痛飲馬奶子酒，放聲歌唱。氈房里氛圍融洽，其樂融融。《雜色》和《田園交響曲》在主題和敘事結構上非常相似。當然，《雜色》的敘事結構和《田園交響曲》的樂章結構并非嚴格的對應關系，此處以它們為個案，通過比較，闡釋的是音樂和文學兩種媒介間的暗合和神似。

具體到曹千里在草原上遭遇冰雹、雷雨、閃電、狂風的段落和場景，其敘述和描寫又猶如奧地利作曲家小約翰·施特勞斯的《雷鳴電閃波爾卡》。該曲以快速的節奏和音色的變化，模仿雷聲和閃電的音響效果，營造出緊張的氛圍，生動描繪了自然現象的震撼力，展現了作曲家對自然力量的敬畏與贊美。《雜色》濃墨重彩地描繪了山地草原上的電閃雷鳴、疾風暴雨，與《雷鳴電閃波爾卡》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主人公在暴風驟雨的“洗禮”中感受到暢快、愜意和純真，享受著“野人式的快樂”。他由衷地“感謝這時代的風云和生活的巨浪”26。主人公不也是在大自然帶來的震撼、擊打中表現出對生活的樂觀和熱愛嗎？

《雜色》主人公在鄉村、山間、草原之中騎行的形象，猶如一個“鄉村騎士”，一個行吟詩人，與其說他是敘事學意義上的主人公，不如說他是抒情主人公。意大利作曲家皮埃特羅·馬斯卡尼創作的獨幕歌劇《鄉村騎士》，是世界歌劇史上的杰作。《鄉村騎士》間奏曲是全劇最著名的器樂段落之一，它以悲憫的主題、優美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而聞名于世，馬斯卡尼以弦樂的綿長線條表現出情感的張力。《雜色》中的主人公對人民的深摯感情，對祖國和家園的摯愛，對生命的沉思等情感主題，在敘事的徐徐展開中，猶如洗滌心靈的《鄉村騎士》間奏曲一般，具有深邃的意境和抒情性，蕩氣回腸，獲得情感升華和心靈救贖。

《雜色》的敘述速度、敘述節奏猶如樂曲《如歌的行板》，該曲是俄羅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創作的《D大調第一弦樂四重奏》中的第二樂章。“如歌的”即歌唱一般的，“行板”是音樂的速度表情術語，意謂“行路”，即慢步走的速度，是指在自然放松狀態下人的步態速度，這樣的樂曲速度舒緩又富有優雅的氣質；《如歌的行板》感情沉郁，旋律優美，曲調如歌唱一般抒情而憂傷，流傳甚廣。《雜色》的敘述速度、節奏是和主人公騎馬行走的速度、節奏相合拍、相一致的：“馬若無其事地邁動了它的不緊不慢的步子。”27“他騎著灰雜色馬平穩地行走。”28即音樂速度所謂的“行板”，不過，《雜色》在感情基調上一掃《如歌的行板》的沉郁、憂傷，盡顯逍遙、曠達、安詳。

當然，《雜色》的敘述速度和節奏并非一味地是“行板”，其實，該小說主人公路途行程和文本敘事過程的協調一致，體現在敘述節奏由慢到快，再到飛快的過程：如歌的行板；歡快的小步舞曲；快板；小說最后一段是迅疾如風般的急板，奔向高潮：“老馬奔跑起來了。它四蹄騰空，如風，如電。”它“好象一枚火箭在發光的天空運行，群星在列隊歡呼，舞蹈……”29駑馬變赤兔，劣馬變烏騅，然后戛然而止。這一段是整部小說音樂性敘事的華彩樂章，好像是在演奏意大利作曲家羅西尼創作的歌劇《威廉·退爾序曲》終曲，該曲表現了革命軍沖鋒的激昂畫面，是“勝利”“沖刺”的象征。它以極快的速度（“急板”）展開，營造勢不可當的沖勁和氣勢，在節奏方面，以密集的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組合，模仿馬蹄聲和軍鼓節奏。它以激昂的節奏、奔騰的旋律，成為西方古典音樂中最具標志性的高潮樂段。該曲表現的主題、藝術處理和《雜色》思想主題的最終升華以及終篇神駿騰飛的描寫相契合。

音樂性在《雜色》中表現出不容忽視的故事情節構件、人物命運起伏因素、情感抒發的載體和鮮明的敘事特色。《雜色》整部小說一氣呵成，氣韻貫通，顯示了作者高超的敘事藝術。

四、圖畫型

《雜色》這部小說敘事藝術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它不以“敘述”見長，而以“描寫”為要，正如作者在當代文壇較早地以“元小說”筆法在《雜色》中所言：“這是一篇相當乏味的小說，……他騎著馬，走著，走著……這就是了。”30就是說，《雜色》不追求情節曲折的故事性和矛盾沖突的戲劇性敘事，整部小說講述的就是主人公曹千里在廣袤天地間、在大草原上騎著一匹雜色老馬行走，僅此而已。支撐這部中篇小說的主要文字是大自然的旖旎風景描寫：塔爾河、那拉提草原、雪山、溪谷、瀑布、荒漠、村莊、木房子……主人公所見風景美如圖畫，他時時“覺得自己是身在畫中”：瀑布如“一幅風景畫掛在畫廊”31；老馬在草原中向他走來，“這簡直是一幅畫”32。即便是他路過的“補鍋匠”村也是一幅畫：“這幅雖然不那么富足，但仍然是親切暖人的、和平而又快樂的圖畫使曹千里如釋重負。”33

《雜色》就是由一幀幀圖畫組成的風景畫、“連環畫”“敘事畫”。它們是一種“大自然時空體”34。在《雜色》中，雪峰、森林、草原、河流、山谷，均被納入到敘事鏈條之中，成為動態敘述的對象，而不是靜態描寫的對象，它們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景物描寫，而是起到組織情節的作用。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認為，以托爾斯泰為代表的一類作家擅長訴諸讀者的圖畫想象，他稱他們為“圖畫作家”35。帕慕克堅信“小說本質上是圖畫性的（visual）文學虛構”，“寫作小說意味著用詞語繪畫”36。而以他的觀點衡量《雜色》，它無疑是這樣的一部“圖畫型小說”。

當然，風景不是孤立的，純客觀的，寫景是為了寫人，如果我們要理解小說主人公的思想情感，“我們必須理解世界是如何在那個人的視野里呈現的”37。因為景觀是主人公情感、心境的外化和折射。在《雜色》中，草原、河流、雷雨等，均具有主人公心境和情感表達的屬性和功能。《雜色》中的草原是一個蔥郁而又豐富的世界，是莽莽蒼蒼的、溫厚的、充滿愛意的大草原：“一個無邊的大世界，到處是茸茸的綠草，起起伏伏，象是綠色的波浪。這片草地既不平坦，也不陡峭，只是緩緩的斜坡，時而上升，時而下降，馬走在這里就象船走在海里。”38“草的海。綠色和芳香的海。人們告訴過他，融化就是幸福，那就融化在草的海里，為草的海再增添一點綠色的芬芳吧!草海就象母親的胸膛”。39曹千里在草原面前心境安詳，復又流下熱淚；草原使他鼓起勇氣放聲歌唱，他唱罷，“覺得很痛快”。他注視著游絲一般的云，“喜悅著，微笑著”40。大雨將他渾身澆透，他感到很暢快，想唱歌；雨后的日光和溫暖的和風令他感到很愜意，他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可以說，主人公一路的情感起伏變化和心路歷程的展開主要是受目力所及的視覺性的風景圖畫所影響。

但是，《雜色》不僅以視覺描寫風景和外部世界，還動用了其他感覺，曹千里在供銷社門市部“嗅見”煙酒醋等各種獨特的氣味，他在草原上聞到草的香氣，“曹千里幸福地閉上眼睛”；他“聞著世界”，同時，他清晰地聽到“馬蹄碰到草的時候發出的沙沙聲”41。“除了描繪世界，小說還描寫——以一種其他文學體裁所不能匹敵的豐富性——我們的嗅覺、聽覺、味覺和觸覺所激發的感受。”42《雜色》中還生動描繪了主人公饑餓的感覺，進食的感覺，醉的感覺。王蒙在擔任《人民文學》主編時，曾編發莫言的小說《爆炸》，對該小說感覺描寫的汪洋恣肆、細致入微自嘆弗如，頗有“廉頗老矣”之感，但在新時期文學初期，王蒙《雜色》中的感覺描寫還是不遑多讓的。

帕慕克有言：“我相信描繪手法應該有一個更宏觀的解釋。”4319世紀、20世紀現實主義小說非常注重風景描寫。而新時期文學中，除了王蒙的《雜色》之外，像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鄧剛的《迷人的海》等小說均是風景描寫的翹楚。進入21世紀特別是近年來，當代小說越來越重視敘述，忽視描寫，以情節曲折、懸念迭起吊胃口，博眼球，這與高科技時代人的生活方式、節奏以及感知方式、感受能力的變化密切相關，同時這也表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發生了重大改變，這是關乎人類文明重大而復雜的根本性問題。也許，這就是關于描寫的“更宏觀的解釋”吧。就此而言，《雜色》這種“圖畫型小說”在當代文學史上的標本意義不容忽視。

結 語

《雜色》構建了交疊的多重時空：主人公騎行當天的具體時空、其個人生命歷程的閃回時空、王蒙寫作時的異國時空以及當下的讀者解讀時空。曹千里是“時空化”的人物形象，其多重自我在鏡像映射中形成“長廊效應”，構成自我反思的核心機制。《雜色》在思想意蘊上有著道家“逍遙游”的精神內核與悖論，曹千里在草原上的騎行，就是“逍遙于天地之間”，達到心意自得的超脫狀態。然而，其悖論在于，小說結尾雜色老馬化身為神駿的飛奔，象征性地轉向了儒家自強不息的精神和革命理想主義，形成了“道家其表，濟世其里”的思想“雜色”，也暗示了特定時代個體精神追求與現實困境的矛盾。《雜色》的一個顯著藝術特征是“音樂性”的敘事與情感載體。在顯性層面上，音樂深刻影響了曹千里的精神啟蒙、命運軌跡和情感表達；在隱性層面上，小說的敘事結構、節奏、速度、主題與多部西方古典音樂高度契合，形成隱性的媒介間性。《雜色》的另一個顯著藝術特征是它以“描寫”為核心，“風景”描寫占據了大量篇幅，一幀幀如畫風景組合成一幅幅動態的圖畫，咬合為“敘事鏈”，它是“圖畫型小說”。王蒙不僅調動視覺，更細膩描寫各種感官體驗，豐富了文本的感知維度。

總之，《雜色》是一個跨時空、跨思想、跨媒介的文本：它跨越多重時空，融合道家、儒家、左翼思想，跨越文學、音樂、繪畫三種媒介。從當代文學史坐標中看《雜色》，它的標本意義不容忽視，它是一部思想深邃、形式創新、且具有強烈感官性與抒情性的作品，在突破現實主義藩籬、探索小說藝術可能性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其形式實驗可視作1980年代中期先鋒文學浪潮的先聲，而其思想深度至今仍未被充分挖掘。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項目“新時期文學的歷史化研究”（項目編號：22BZW14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參見李陀《1985》一文注釋。李陀：《雪崩何處》，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頁。

2 6 12 13 14 15 18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8 39 40 41 王蒙：《雜色》，《王蒙選集（二）》，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169、160、172、167、180、210、177、188—189、175、195、165、190、210、210、182、209、174、186、189、190、187頁。

3 8 9 19王蒙：《大塊文章》，《王蒙自傳》（第二部），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08、108、107頁。

4 5 7 34 [蘇聯]巴赫金：《小說理論》，白春仁、曉河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451、275、451頁。

10 11 16 17王蒙：《莊子的享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4、176、84頁。

20 關于王蒙小說與音樂關系的論述，可參閱筆者論文《當代小說敘事藝術中的音樂表現》，《山東社會科學》2024年第11期。

21 22 王蒙：《小說寫成音樂》，《文匯報》2024年2月4日。

35 36 37 42 43 [土耳其] 奧爾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彭發勝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86—87、64、86—87、94頁。

[作者單位：張莉莉 曲阜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張伯存 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