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開頭重要，結尾比開頭更重要，因為結尾可以燭照、顛覆、升華或叛逆全篇。以山西應縣木塔為重要故事背景和原型的《上重樓》的結尾顯然就具備這樣的力量感。

由于我在高校既教小說創作又教小說批評，故而，接下來我將更多地從技術層面，從語言的準確性和細節的推動力、家庭婦女的命運背負、懸念和伏筆的精妙設置三個層面來剖析這篇小說。

語言的準確性和細節的推動力

嚴格意義上來說，《上重樓》的故事性并不強，甚至在前半部分的情節推進中有滯澀之感。然而，重讀之時，娓娓道來的筆調依然沒有影響小說的可讀性和故事的節奏感。我想，這主要得益于以下三點：一是優秀小說家的一個核心技能就是從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萃取意義，并藝術性地呈現出來，而崔君做到了。二是疫情防控背景下，《上重樓》在史實與虛構之間自如切換，閃轉騰挪，把一個農婦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命運嵌入寺廟生活中。題材鮮活，描述真切可感。尤其是“柜中人”的形象成了主人公許仕農一生命運的縮影和寫照。三是語言的準確性和細節的推動力。美國康奈爾大學英語系教授威廉·斯特倫克在《風格的要素》中表示，“細致、確切、具體的細節是小說的生命，而這樣的寫作能夠引起讀者的注意，并讓其保持注意。”

衡量一部小說優劣的標準，我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宏觀層面，思想性是否深刻、藝術性是否獨特、作者是否準確把握住時代最深遠又強勁的脈搏。另外一個是微觀層面，具體是異質性、邏輯性（自洽性）、可讀性和故事性。《上重樓》的明顯之處在于可讀性強于故事性，而這要歸功于細節展示調動了讀者的感官，而準確的語言既生動形象，又增強了畫面感。譬如，“湯底鼓起濃稠的氣泡，蒸發進夜色里……夕照溫熱，橘光滿山，密蟲兜著頭飛。” 這篇小說正是以這樣準確又富有詩意的語言，印證了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的觀點：“在造詞和表現思想與想象力的微妙時，盡可能使用確切的語言。”

與此同時，具體的，有用的，有意義的“細節”呈現也像八爪魚的吸盤一樣，從四面八方將讀者的目光牢牢吸附。我在小說課堂上，曾經對細節描寫做過這樣的闡釋——

如果一個細節能夠調動某種感官，讓讀者形成自己的理解，讓他們有一種身臨其境的參與感，那么它就是“具體的”。

如果它也能暗示故事情節的發展或人物命運的變化，那么它就是“有用的”。

如果它還能夠傳遞作者的某種思想或評判，那么它就是“有意義的”。

而這樣的例子在《上重樓》中不勝枚舉。譬如，“俗世之路多艱險，朝向五蘊皆空的世界，想必也有長長的樓階要走”；譬如，“我也有小算盤。我盤算著我好好干，他們有缺兒了，能想著我，給我個有工錢的活兒。我喜歡在這兒干活。許仕農道。活著的時候就在這里干活，臨了的話，臨了怎么都好說了，別太給人添麻煩。她吐出這些話，抖掉一些命運的微粒。”

柜子里的人生：一個家庭婦女的命運背負

從故事核與人物塑造角度來看，小說主要講述了山東農婦許仕農不為人知的隱秘人生，她的丈夫藺金寶（吝寶金）是個文物盜竊犯，丈夫去世以后，許仕農為彌補他的過錯，以贖罪之心，用后半生的光陰在清瀑寺里做義工，而“手潔心清，步上重樓”的救贖故事。小說以此為據點，以“我”為見證人視角，把時空打散，并輻射開來，將一個普通農婦在柜子里度過一生的命運背負故事鋪墊得層層遞進，絲絲入扣。

許仕農這樣一個人物形象以及她的命運變遷，“大概和她恪守的‘嘉言懿行’相關”。實際上，我的家鄉山東省泗水縣和崔君的家鄉蒙陰縣距離不足一百公里，民風民俗乃至農村婦女這種從一而終的思維都是相似的——哪怕她的丈夫是個有污點的盜竊犯。我在中篇小說《老年房》（發表于《野草》2019年第2期）中，曾經借主人公之口表達過魯南農婦這種根深蒂固的潛意識——“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個泥瓦匠就得提著瓦刀走。” 命運給許仕農嵌入了盜竊犯藺金寶，她就接受了，在婚姻大事上，許仕農沒有自主意識，或許也是受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觀念的影響——小說的些微不足之處也正在于此，作品中并沒有對此進行明示或暗示。

后來，許仕農主動去承擔、去背負作為母親和妻子的責任。“ 藺寶金去世。（兒子）藺國棟結婚后兩年，妻子懷孕。夫妻在房山買下一套小兩居。這位堂堂男子漢，挺直的腰桿是他媽用自己的骨頭撐起來的。女人村里拆遷，得到一套補給的縣城郊區房，雖不值幾個錢，但女人賣掉它，好歹為兒子出了部分首付。”

從一個魯南出生的男性角度來看，我認為這種自我犧牲和自我感動恰恰是魯南農婦潛意識里的原動力，它堅韌而熱烈，無關褒貶。許仕農“住到樓梯拐角的柜子里，柜子讓她的尊嚴有棱有角。” 柜子的幽閉、逼仄在此充滿了象征意味和多向度的能指。與其說許仕農囿于柜子一隅，毋寧說她的命運囿于丈夫和兒子的命運之中。

而這，何嘗不是每一個傳統女人的命運？女人一旦嫁人，對于娘家，你是客人，對于婆家，你是外人。只有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了，才算自己人。然而，許仕農即便是熬成婆了，依然是“局外人”，是“柜中人”。我們且看小說結尾，“女人無法原諒藺寶金的偷盜，她認為丈夫造了毀佛之重業，她要想出一個好主意，彌補原屬于他的過錯。在千百次隱忍之后，她出擊了。用一只包袱，偷偷揣上銀盒，行迢迢千里來歸還。手潔心清，步上重樓。”命運就像一張無形的蜘蛛網，它由個體慢慢織就，并將個體困于其中。那些生命中閃爍著幽光的暗物質，那些光陰流逝中的歲月黑洞，都是造就我們命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我們，一個個鮮活的小人物，應該如何實現自我救贖呢？崔君以結尾點題的方式，告訴我們，要“手潔心清，步上重樓”。

懸念和伏筆的精妙設置

結尾點題是作家慣用、好用、耐用又出彩的技巧之一。我在《創意寫作·開頭與結尾》課上，曾經以《百年孤獨》《飄》《塵埃落定》的結尾進行過例證。從藝術成就上來說，《上重樓》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佛經偈語在傳遞作者某種思想或評判的傾向之時，與人物的性格、命運的傾向渾然一體。由此可以看出，崔君對佛教的深度浸染和深刻領悟。我在和選刊責編、《中篇小說選刊》編輯部主任劉曉閩探討本篇小說時，她表示，“將俗世生活同寺廟日常并置，這類題材的小說不太多。”由“手潔心清，步上重樓”這句壓軸文眼反觀全文，無不彌漫著作者的慧智禪心。從結構設計來看，小說的懸念和伏筆的精妙設置讓文本洋溢著一種精巧別致又渾然天成的藝術美感。

“盯得久了，如同有個滑輪突然空轉，瑣事恰切地咬合離散的時間。所有的幾何圖形自行尋找秩序，一條線有了意志般流暢行進，與邊平行，與圓相切，包繞起零散的碎星，輝光閃現著穿入針孔。通了。一切都通了。”

這段內容在故事情節上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令整部作品整飭而流暢，前面圍繞著“‘四哥’在京郊清瀑寺寶宮塔四層偷寶、藏之三層”的“人生第四恨”的無數懸念有了被照亮的可能，而關于許仕農自己將“放著七珍和佛牙舍利的銀盒”放進寶宮塔，然后又“發現”銀盒立功的自導自演的散落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多處伏筆，也在此處乃至后文產生了被呼應的可能。對于優秀的小說家而言，字里行間所有的不經意都是一種刻意為之。對于《上重樓》而言，我尤為喜歡它淡淡的筆調、舒緩而精致的敘事，以及在水到渠成之際的有力反轉。在此，同為寫作者的我，不太清楚這種有力反轉是崔君的精心布局，還是繆斯的格外垂青？

在技巧層面，本篇小說以“鼠”喻人而產生的“命運”互文性也值得稱道，此刻，我更愿意相信這是靈感對崔君的眷顧。“吝寶金仔細回想，講了最后一個細節。臨走前，他用木工工具，艱難地把佛像盤膝部開了一個小洞，往里窺視。亂糟的經卷碎片里，沒有別的寶物，倒有一副骸骨，黃鼠的骸骨。黃鼠就愛在洞中鉆來鉆去，有時候是在玩，有時候卻很認真。對吧，許仕農。有一段歲月，神的肚子是它的臥室，它的家。又有一段歲月，成了它的墳墓。”

“鼠”猶如此，人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