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中國古典舞道具的綺麗魅力
在舞蹈表演中,道具作為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表現作品內涵與傳達情感的作用。學生通過對道具的運用和訓練,不僅能夠深化對作品內涵和藝術特點的理解,還能有效提升自身的舞蹈表演能力和藝術鑒賞水平。與此同時,在創作中恰當地融入道具,能夠輔助作品表達,進一步深化主題,使作品的意境得以升華。
在中國古典舞作品表演與編創實踐中,借助道具完成的作品不勝枚舉。道具的運用,能夠提升作品的表現力與觀賞性,使情感表達更為飽滿,也可以豐富舞蹈的語言與技巧體系。例如,在獨舞《點絳唇》中,演員借助一面小鏡和一把椅子,既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又為舞臺構圖增添了空間美感。又如,筆者與另一位編導過節共同編創的女子群舞《醉春風》,通過動作與道具之間形成的共生關系,推動舞蹈技巧的創新與情感表達的深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扇子是極具代表性的物象之一,深受文人雅士青睞。扇子不僅融入文學作品,成為抒懷言志的載體,也常見于舞臺,為表演增添獨特韻味。古典詩詞中常以扇喻美人姿態,如“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云母輕,裊裊瓊枝細。”生動描繪出女子手持折扇的嬌羞模樣。在舞蹈創作與表演的過程中,扇子同樣扮演重要角色,它既能塑造豐富的舞臺意象,如通過開合、翻轉表現花開蝶舞等自然景觀,也衍生出多樣的舞扇技術。不同扇類,如羽扇、團扇、綢扇、折扇等,各具獨特的藝術表現力。以女子獨舞《扇舞丹青》為例,作品精心設計身法與扇韻的配合,將扇子喻為揮毫的筆、游走的劍,通過舞者身姿與扇舞的融合,展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與藝術魅力。這些成功案例為《醉春風》的創作提供了寶貴借鑒,也讓道具的藝術魅力在該作品中得以延續與彰顯。
在筆者承擔的學校科研項目《中國古典舞道具組合教學實踐研究》中,筆者系統梳理了中國古典舞表演與創作中常用的經典道具。首先是對中國古典舞道具的歷史淵源、種類、特點等進行概述,引導學生了解道具對于中國古典舞的價值所在,進而闡述組合訓練的基本原則、意義和方法。然后通過編創典型道具的訓練組合,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通過梳理和觀看歷屆“桃李杯”“中國舞蹈荷花獎”“全國舞蹈展演”中的中國古典舞作品,筆者遴選了水袖、折扇、紙傘、翎子、劍等五種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道具進行組合編創。這些道具各具文化象征,如“水袖”以飄逸靈動之態象征東方女性的柔美與含蓄;“折扇”的扇面題詩畫喻“文心”,扇骨材質顯“品階”,在開合之間傳遞“收放自如”的處世智慧與儒雅氣質;“紙傘”演繹“遮風擋雨”的守護意象與“煙雨江南”的詩意美學;“翎子”的輕揚與垂落象征“威嚴與柔情并存”,在動態美間暗喻著“英雄氣概”與“兒女情長”的沖突與交融;“劍”的中正之姿象征“君子之風”,其舞動中的陰陽、太極、八卦等傳統符號,及以意領氣、外松內緊等理念,呈現出中國傳統的身體觀念,和“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最后是在教程中闡述道具運用技巧,介紹中國古典舞道具運用的基本技巧和方法,包括手持道具、身背道具、腳踩道具等,在舞蹈與道具的融合方面則探討如何將道具與舞蹈動作相融合,形成舞蹈組合或作品。
以教程中“傘”的綜合性組合編創為例,此次教程共創作了女子持傘、雙人戲傘、男女傳傘三個組合。首先,傘選用的是中國古典舞創作與表演中常用的“油紙傘”,這是漢族古老的傳統用品之一,已有一千多年的使用歷史。油紙傘以手工削制的竹條做傘架,以涂刷天然防水桐油的皮棉紙做傘面,其材料全部取自天然,是中國古人智慧的結晶。其次,傘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是身份、庇護、愛情、藝術與智慧的多元象征。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愛情傳說《白蛇傳》中,傘成為許仙與白素貞結緣的信物,傘在這個故事中,既有相遇的寓意,送傘、還傘也有開啟二人愛情的含義,許多舞蹈中也有這種創作。舞臺上的“傘”作為道具,其“遮蔽”功能被賦予了“守護”的浪漫化解讀,成為忠貞愛情的象征。再者,傘的優雅造型與使用方式被文人賦予高雅情懷。杜牧詩句中“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通過雨景營造出想象中傘下的朦朧意境;戴望舒詩歌《雨巷》中“撐著油紙傘,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勾勒出江南煙雨之美;繪畫中傘的點綴體現古人對自然與生活的審美情趣。油紙傘以“撐開一把傘,收攏一節竹”的精巧設計,成為文人畫家揮灑筆墨的載體。在此次創編的三個組合中,油紙傘既刻畫了組合中呈現的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讓學生了解和掌握傘的文化內涵和執傘、撐傘、抖傘等傘技運用在組合中與人物之間的關系,構建超越現實的審美空間,達到從“形”到“神”的升華,激活觀眾的文化記憶,達到美學與詩意的表達。
道具在中國古典舞中不僅是表演工具,更是動作設計的靈感源泉、意境營造的核心媒介、文化傳承的活態載體。創作中國古典舞經典道具的綜合性組合,不僅旨在提升學生的表演能力和角色塑造能力,更關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道具的保護與傳承。這不僅是對物質文化遺產的尊重,也是對中華民族“天人合一”與“和合共生”哲學思想的延續,更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落地實踐。
作者唐興華系北京舞蹈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北京舞蹈學院校級科研項目“中國古典舞道具組合教學實踐研究”(項目編號:0624108/011)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