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二字，從字面看，就是曾經發生的事。寫小說者，記錄的便是已然發生的世事糾葛。在很多時候，這些故事并非一個個各具形貌的孤立敘事。在每個時期，共同的時代坐標與美學測度會將寫作者的內在經驗離析出一些相近的講述，有時在人物，有時是情節。所以當近似的語言碎片反復出現時，我們便能辨認出那些由共識所組成的協奏——一個凌駕于個人之上的命運共同體。這是讀同一時期、近似年齡段作家的作品最有意味之處。

本期新作家小輯中的六篇小說，皆出自九〇后、〇〇后作家之手，所講述的又都是同齡人的故事，因此辨識背后的意識共性變得更加容易。這幾篇作品皆是有關年輕人的敘事，有在北京漂泊的年輕人、打工又失業的年輕人、回鄉尋父的年輕人、愛好文學的年輕人，還有因性別問題而備受折磨的年輕人。在作品中，這些年輕人懵懵懂懂闖入世界的旋渦，在品嘗苦楚后陷入茫然，似乎尚未從生活的震悚中清醒。于是，這些小說似乎都沒有明確的結尾，它們懸停在“苦”處，又留有一絲影影綽綽、不知照向何處的微光。開放性結尾也許不應僅被視為文學創作技藝的呈現，更可能的是，它們來源于一種現實的限制。從作者與小說人物的年齡看，這些作品寫的是置身歷史洪流中的自己與他人，由于生活經驗過于切近，這些故事尚未形成具有某種遠景和規劃意味的寓言性講述。但也由于故事的近、事件的新，以及凝視時間的不夠充分，小說中生活洪流與個體的纏斗顯得格外直觀，全因生活背后的“痛”還沒有被概念所覆蓋，它們正裸裎著血淋淋的創口。如果籠統概括閱讀感受，可能用一個比喻會更加合適：這六篇小說試圖從不同維度袒露當下年輕人的苦痛，并尋找不知在何處的藥。

他們的傷口從何而來呢？尼采在《偶像的黃昏》中呼吁重估道德，因為“在地球上找不到比善和惡更大的權力了”。但是這六個故事中的人物，卻很難說因明確的善惡而受傷。道德已被懸置，刀鋒來自日常。

他們不約而同寫到了“漂泊”，似乎遷移已經是書寫年輕人命運不可或缺的部分。不過，遷移從來不只是九〇后這一代人的配置，但不同代際面對它的心態卻截然不同。如果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城鄉遷移帶有昂揚的生命氣息，高加林、孫少平們為了更好的生活、更廣闊的視野而心潮澎湃，而到了當下的小說里，遷移被轉換為漂泊和居無定所，相較于跨越階層的渴望，我們從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執拗、不甘和茫然。祝源鐸在《黑箱》中刻畫了人物羅映，她北漂兩年，勤奮工作，渴望闖出一點名堂。但很快，她感到身心不堪重負并遭到公司裁員，被裁后就只能回到故鄉宏州暫歇。北漂失敗后的羅映深感羞恥和不甘，并謀劃著再次前往大城市闖蕩，但諷刺的是，工作并不能提供給她說服自己努力奮斗的價值、意義和邏輯，“我一到工位搞那些事情，就在想這些比來比去的活動有啥意義，特痛苦，找不到答案也干不好事”，似乎個體的驅動程序僅剩一個名為成功和進步的空殼，內里是價值和熱情的虛空。鄭禮的《智化寺》是這幾篇小說中凝視“漂泊”最深的一篇。主人公漂泊于北京，居住在智化寺附近。明代主持修建智化寺的人是太監王振，他原是秀才，屢試不第，才進宮做了太監。主人公抑或作者，恍然發覺古人王振也是一個“北漂”，他同現在的很多人一樣，體驗過背井離鄉的煎熬。小說還設置了另外一個人物，她在醫院工作，因職業緣故，見識過很多令她無法接受的痛苦離世。作品的這兩條脈絡共同組成了作者對“漂泊”的形而上的認識——如果從更高的視角來看，世人不過都是人間的漂泊者，人們在此停留，但終究是要離去的。既然如此，那不如就看看此時此刻的景色吧，就像小說結尾所寫，主人公短暫忘記了痛苦，沉浸在看花的一瞬，“長滿毛茸茸新葉的梨樹枝頭，一朵雪白的梨花靜靜地開著”。由此，遷移書寫中的政治經濟學意味被抽離，取而代之為價值觀叩問和帶有禪意的自我紓解。

從這六篇作品來看，除去漂泊，驅動故事生成的另一個元素是“病”。偶然抑或社會發展的必然，這六篇小說都寫到了疾病，鄭禮的《智化寺》、茍海川的《巴蛇》和婁源章的《墓螢》涉及生理性病痛，祝源鐸的《黑箱》、曹譯的《虛構》和張芷涵的《兆女》則偏重人物心理方面的功能失調，這些小說對焦慮、抑郁甚至癲狂的描繪令人隱隱不安。張芷涵在《兆女》中通過視角的交錯和性別認同的錯置，使作品在主題和敘事方面都無限逼近“瘋狂”。作家講述了想要通過生女兒來討丈夫歡心的瘋癲母親和將自己打扮成女孩來討好父母的兒子，這篇小說表面上看是在批判性別的暴政，但是作者將社會性的“重男輕女”觀念轉變為家庭內部的“重女輕男”，這一想象使小說的矛頭指向了更大范圍：任何偏頗觀念都會導致人類精神的錯亂，只有認清“觀念的騙局”才能獲得救贖。因此，這篇小說探討的并非“性別”問題，而是“權力”問題，作者想要通過小說復現的是福柯曾經進行的思考：“‘真理’是如何被賦予價值，以至于把我們置于它的絕對控制之下的？”①但是，作者雖對該主題進行了深思，卻沒有設計救贖的發生，作品中沒有對抗，也沒有改造，整篇小說縈繞在瘋癲和絕望中，只有未曾出場的大兒子，通過離家出走的方式逃離了觀念的地獄，似乎逃離才是唯一的解法。曹譯的《虛構》是氣息十分特別的一篇。作者語言質樸卻極為鋒利，幾乎不依賴技巧而全憑一片關照生活的真心。小說的前半部分，正在上高中的“我”通過閱讀網絡作家知非的小說獲得了精神力量，她用對方作品中的話來鼓勵自己——“我不放棄任何使自己變得更好的機會”。在知非的影響下，“我”明白了專注的作用，并順利通過了高考。讀到這里，我松了口氣，甚至為主人公感到喜悅，但故事情節卻急轉直下。“我”發現大學里認識的朋友卓凡就是網絡作家知非，現實中的卓凡雖然成績優異卻飽受抑郁癥折磨。就像“我”以知非為精神寄托一樣，知非以賞識自己的研究生導師為寄托。但進入師門后，她才發覺原來老師也并不是可被信賴的對象。“我”與知非的精神信仰一同幻滅了。

談到精神上的病苦，恐怕不能繞過魯迅的《狂人日記》，五四時期“病”的源頭猶有舊書中的字縫可供挖掘，但隨著現代性進程的推進，當下的年輕作者們似乎找不到一個明確的對手，只能徒勞地將精神痛苦抽象為文字演繹。痛苦來源于學校、家庭、婚姻、工作嗎？答案模棱兩可，似乎生活的每一塊拼圖都埋伏著失敗的危機。茍海川的《巴蛇》講的就是個體全面潰敗的故事。“我”經濟拮據，居住在破舊的房子，又先后失去了工作、友情、愛情，連親情也搖搖欲墜。不僅如此，在小說結尾，“我”爬上佛塔試圖登高遠望，但連這個極為微小的夢都因天黑下來而面臨破滅。作品看似輕松的敘事內部匯集了當代青年書寫中工作、遷移、病痛等多個主題，全方位呈現了傷口的形狀，但同時也遺留了疑問，青年的絕望是否已經凝固為一種單一性的書寫程式，真的沒有救贖之法嗎？

也許拯救不在世俗生活的層面，而在超驗性的認知中。婁源章的《墓螢》與茍海川的《巴蛇》一樣，凝聚著作者對人們困窘生活處境的同情。作品中的人物遭遇了生活多維度的打擊，房價驟降、丈夫失業、貸款斷供，直至房屋法拍、夫妻離婚，經濟問題令一家人分崩離析。對當下社會話題稍作了解，便知道這同樣是一篇近距離凝視社會狀態和年輕人處境的作品。作者精準捕獲了歷史性的生活難題，并將它們記錄在小說中。令人慶幸的是，主人公冉然并未被生活擊倒，她甘愿在墓園擔任銷售工作，并積極推銷墓地以賺取微薄的薪資。小說結束在充滿詩意的景觀描繪里，在加班的深夜，冉然看到陵園中飄動著的螢火蟲，那些閃動在生與死交界處的光點令她迷醉其中。看起來，向死而生的哲學理念在此刻發揮了巨大的拯救性功用，而實際上，這使人產生了一個更大的困惑，是否只有調取“死亡”這樣一個巨大的對照物，現實的困難才能顯得不那么難以忍耐？出口到底在哪里呢？讀完這六篇小說，這個問題不斷縈回在我的腦海中。

詹姆斯·伍德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極為推崇小說這種文體，因為相較詩歌、繪畫和雕塑，“在小說里，我們能審視自我所有的演繹與偽裝、恐懼與野心、驕傲與悲傷”，“你能看到他們周圍和身后的事物”②。我認同他的說法。小說創造的是對自我與他者的全方位審視。盡管從文學史角度對這些年輕的作家進行定位還為時尚早，但從這六篇作品中能夠看到寫作者對自我、他者的豐沛充盈的關切，以及寄放于文學中的敏感、同情與悲憫。可潛藏于這幾篇作品內部的某種隱秘的共性，讓我想要提出一個更高的要求，青年作家對青年生活的塑造是否能夠更加周全抑或獨特？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就像我相信這幾篇小說中不斷出現的廟宇與佛寺（《智化寺》《巴蛇》《黑箱》都寫到這一空間）并不是精神的逃避，而是一種短暫的內在療愈，也許一種超越現實苦痛的新的法則正在生成的前夜。

畢竟，凝視黑暗是為了看見光。

注釋：

①[法]米歇爾·福柯著，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頁。

②[英]詹姆斯·伍德著，蔣怡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4年，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