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般閱讀狀況而言，很多現代詩往往被讀者指認為晦澀難懂。這也成為一種基本的接受障礙。因此，如何“讀”詩、“解”詩，如何在詩人與讀者之間架設一座溝通的橋梁，已經演化成詩歌批評家的一項重要工作。在此意義上，評論家顏煉軍的詩論集《海豚說著我聽不懂的語言》或許提供了某種方法論啟示，即建構一種“詩歌知識學”。

事實上，由于現代新詩如同 “海豚說著我聽不懂的語言”，加上詩歌創作與批評的共生關系，新詩的評論與解讀經常被詩歌本身的難解所裹挾，每每以“玄”對“玄”，要么專注于文本內部的語言游戲，要么借助外部理論進行強力切割，批評形同詩歌的二次創作，時常如詩作本身一樣不知所云。顏煉軍在書中著重談到了詩人奧登所強調過的“批評家的職責”：“介紹好的作品或作家；指出不同時代和不同文化的作品之間的關系；給出對一部作品的一種‘閱讀’方式，可以加深讀者對它的理解；闡明藝術‘創造’（making）的過程；闡明藝術與生活、科學、經濟、倫理、宗教等的關系。”從這一批評的要求出發，顏煉軍生發出一套批評方法，即“覺察詩歌史常識對文本之間潛在關系的忽略，在看似疏遠的創作主體之間，發掘出不同詩心虬結的‘原型’和興寄的情狀，為相關詩歌打開有效的闡釋和想象空間”。實際操作上的程序是，為文本相關細節追尋“可能的經驗與素材淵源，以及技藝‘前因’，盡力‘還原’鑄成文本的‘隱蔽’材質”，順著線索，“觸類相推”，“沿波討源”，以重新“編織”細密的文本結構和廣闊的文學史景觀。

具體而言，搭建理解詩歌的知識階梯之第一級，是還原歷史語境。如解讀卞之琳《距離的組織》一詩，學者的重點一般在于“距離”如何“組織”，亦即文本內部邏輯的梳理。顏煉軍則似乎更加關注文本細節中包含的歷史信息。因此，面對詩歌的第一句：“想獨上高樓讀一遍《羅馬衰亡史》”，顏煉軍追問的是，為什么卞之琳在寫作此詩的那一歷史時刻，偏偏讀的是這本書，它承載了詩人怎樣的心情，又隱含了何種歷史語境。在這一前提下，顏煉軍言簡意賅地介紹、梳理了愛德華·吉本的《羅馬衰亡史》（也有譯為《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以及羅馬帝國的歷史，并將此聯系到彼時中華民族危機加重的局勢，指出“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讀到《羅馬衰亡史》這樣的書時，難免心有戚戚”，因此，“詩里不但有詩人個體的頹然，也含有民族國家的憂慮”。通過對詩歌中意象、細節的知識考掘，還原了文本所處的整體語境，也由此重新編織了詩歌的內部邏輯，打開了更有歷史與詩學效力的闡釋空間。

階梯的更高層級，或可稱之為閱讀史的考證，即對“前文本”的追溯。以顏煉軍對魯迅《頹敗線的顫動》的重釋為例，顏煉軍一方面將其中的老婦人形象還原到近代以來的“狹邪”話語慣性與歷史經驗中，另一方面又步步追索魯迅何以塑造這一形象的文藝閱讀歷程，為人物形象確證其前史。《頹敗線的顫動》之“典型‘前文本’”是魯迅翻譯的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幸福》，顏煉軍抓住魯迅于譯者附記中提及的“羅丹雕刻”，進一步提問，在創作《頹敗線的顫動》之前，魯迅“在哪里讀過羅丹或看到他的藝術作品”，以及“兩者之間的文本關聯”。顏煉軍先是據此梳理了“羅丹相關的文字和作品在日本譯介與傳播”可能對魯迅創作造成的間接影響。而更重要和直接的線索，則是顏煉軍沿著魯迅曾購買英文版《羅丹之藝術》一書，查證到該畫冊“以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羅丹的著名雕塑The Old Courtesan（老娼婦）”。“四個多月后，《頹敗線的顫動》面世”。顏煉軍由此“揣測”魯迅該散文詩“有來自羅丹雕塑的直接啟發”，因為在文中“魯迅連續三次用‘石像’”來形容老婦人的形象，并以文本細讀的方式論證了這一猜測的合理性。可以看到，對文本之“前文本”的爬梳，是建構詩歌知識學的難點和重點，因而也是核心的環節，既要“大膽假設”，更需“小心求證”，解讀者應具有細膩綿密的閱讀直覺、慧眼如炬的目光、博物學式的知識基礎以及求索考據的學術耐心。為了考辨張棗詩中的“飛蛾”意象與歌德“飛蛾”一詩或直接或間接的關系，顏煉軍借助張棗喜愛的作家托馬斯·曼在作品里對歌德“飛蛾”主題的演繹，以翔實的細節和解讀論證作家作品之間的意象重合和影響關系。顏煉軍的這一方式，力圖刻意壓制詩歌解讀過程中容易出現的凌空蹈虛般的批評姿態，不斷夯實作品證據鏈，確立詩歌批評本就應該具有的學術性。

如果說，對具有實證性的“前文本”的求考，代表著詩歌知識學“沉重”的一面，那么，它同樣具有“某種文本享樂主義的傾向”，呈現出知識的輕盈。用顏煉軍自己的話說，就是閱讀文本時，“試圖去接近詩歌的官能系統，傾聽不同文本之間的共鳴”。比如，從卞之琳《距離的組織》延展出一種古詩的對話結構，從而串聯起《詩經·風雨》、歷代經學家的注解以及陶淵明、杜甫、李商隱、魯迅等人的詩作，思路看似漫漶，卻又緊扣論述主題，構建出一幅漫長而風雨如晦的文學史圖景。又如，解讀宋琳“而我仿佛置身水底，仿佛一個幸福的幽靈”一句詩里，“幽靈”一詞所具有的文化內涵和思想氣質，顏煉軍以貌似離題的方式檢索了古代詩人韋應物、蘇軾作品中的“幽人”，以及西方經典《哈姆雷特》等中的“幽靈”等書寫形態，才又回到當代詩人張棗對“幽人”的使用，從而辨析出其中蘊含的漂泊者心態。在一種思路廣闊而又細心鋪排的作品與詞語的勾連中，詩歌知識學的思考路徑進入放松、冥想的狀態，求索之重的痕跡消隱，彌漫于文本間的是一股撲面而來的知識的愉悅與跳動感。

顏煉軍解讀張棗《橘子的氣味》一詩，首先從“橘子”說起，梳理了張棗詩歌中的一系列橘子、橙子意象，以說明“張棗的情有獨鐘”，再根據“與張棗的交往經驗”，論證張棗詩中“橘子”意象更為直接的出處，應源于其喜歡的詞人周邦彥，并從“纖手破新橙”一句，推測《橘子的氣味》中“肯定有一位女主人公”，更新了解詩的思路。此外，張棗乃湘楚人士，喜歡用長沙話背誦屈原的《橘頌》，顏煉軍又借此對張棗的“橘子”意象進行了一番人文地理學的探查。通過四面八方、上下求索式的知識發掘，張棗詩歌被“元詩”話語所包裹的諸多層次，如橘子一般被一瓣一瓣剝開，顯示出更為清晰有趣的文本理路。“詩歌知識學”既包含著文學與歷史的知識，更兼有日常生活的經驗，某種纖細的閱讀直覺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讀思路或許才可以由此生發。因此，“詩歌知識學”不只是詩歌知識的羅列、組裝，也不只是搭一個詩歌的知識腳手架，而是真正進入詩歌內部，回到文本本身的整體性。

書的后記里，顏煉軍自承，之所以如此解詩，“是個人趣味和學識所限”，也是作為一名文學教師“這些年的工作狀態導致”。《海豚說著我聽不懂的語言》也許更接近于一份課堂實錄，一本可以參考的教學工具書。而“詩歌知識學”的方法論探索，也就不只是身為批評家的“手藝”展示，或許更是一名教師的倫理擔當，在批評與教學的實踐層面上，尤其值得借鑒與應用。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學法學與人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