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有不少類似建法這樣“一意孤行”的文學刊物主編。他們深愛這份工作，把雜志當心頭肉呵護著。而建法又是那樣超愛《當代作家評論》，超愛其所選擇的編輯崗位！他無疑是上述二十年最出色的文學刊物主編。

一

朋友們通常稱林建法為“老林”或“建法”。稱“老林”的可能比他還老，稱“建法”的往往比他小很多。他一律笑呵呵應承著。他長我十六歲，按大學里多年養成的規矩，我始終尊稱他“林老師”，他也從不拒絕。他是全心全意辦實事、不在乎別人怎么稱呼自己的一個有點特別的中國人。

寫這篇遲到的紀念文章時，我倒想從眾，也稱他“建法”，這樣顯得親近一些。在他生前我們沒機會親近。大家都太拿文學當回事。有限的接觸總圍繞“文學”二字打轉，來不及說家長里短，更別提推心置腹秉燭夜談之類的雅趣了。確有一次跟他同宿上海衡山路某招待所，然而所談論的左右還是“文學”。

建法每次來滬，敲開他所住賓館或招待所的房門，桌上總是整整齊齊攤著《當代作家評論》某期校樣。這個細節我總是不能淡忘。催稿，閱讀和編輯催來的稿件，他大概就這樣度過壯年的大部分時間。

建法的相貌和風度描寫起來并不困難。程紹國君《林建法印象：一顆星穿空而過》說：“林建法的頭發合圍著雙耳和脖子”“他手長腳長”“對于是非之言，不聞不問，不說一句話”“說話嗓門不大，輕聲細語的，好像也不清亮。也沒見他喝很多的酒”。寥寥數語，頗為得當，無需再添加什么了。值得一提的是建法自述提供的一條有趣注釋。原來他也曾年輕氣盛，當兵（重機槍兵和炮兵）時胸懷天下，居然直接上書領袖。所幸沒捅出大婁子，有關部門還指示“保護寫信的戰士”。那次魯莽和沖動應該在他精神成長上留下了無法磨滅的烙印，養成他日后謹言慎行的習慣。他認同關于他的一個說法，“跑的路最長、認識的人最多，但每次會議上說的話最少。”前兩條我不敢確定，但每次以文學和學術為題的研討會上他說的話肯定最少。

豐富的閱歷將他規訓成不想惹是生非、只想專注于一件小事并立志干好這件小事的特別篤實的一個人。

因為長得高大，又長期擔任遼寧作協《當代作家評論》主編，很長時間我誤以為他是東北漢子，跟同樣高大的《作家》主編宗仁發一樣。慢慢才弄明白，仁發是正宗東北人，建法則生于福建，屬“當代閩派作家批評家”序列。只因他自認做不成一流作家或學者，才毅然選擇做編輯，并立志要做一流編輯。很難說建法這個選擇是對是錯。但一流編輯，他絕對做到了。

建法早年在鄉下做過木匠，接著參軍，援藏，恢復高考后考上大學。1982年夏他從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我剛考入復旦中文系。雖然先后“同城”，卻無緣相識。等到我首次在《當代作家評論》1986年4期發文，他剛從福建《當代文藝探索》雜志社調到《當代作家評論》做編輯，翌年升副主編。他的工作關系跟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同年到達《當代作家評論》，這也算是一種緣分吧。

那時《當代作家評論》還沒有派編輯四處出差的制度。全國各地有的是熱心寫評論的人，“稿源”充足，編輯們大可南面而坐，等待來稿。再說當初我向各雜志投稿，都是班主任陳思和老師一手代辦，我沒機會跟編輯打交道。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先是認識了從《當代作家評論》調到《上海文化》的顧卓宇先生（人稱“老顧”），不久又在復旦南區食堂跟辛曉征和老主編陳言先生匆匆見過一面。另一位有過通信聯系（后來出國）的許振強君，作家兼編輯刁斗君（我曾多次寫過他的評論），至今緣慳一面。

二

也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建法的身影頻繁出現于滬上。《當代作家評論》也開始組稿了。他先是去母校華東師范大學，后來漸漸將基地轉移至復旦。這也許因為他覺得陳思和老師特別好打交道，也許那時候恰逢王曉明老師及其弟子們紛紛轉向文化研究，死抱住文學不放的建法多少感到有點撲空的緣故吧。

建法為人極謙和低調，但目標宗旨也極明確。概括起來不外兩句話——

“給《當代作家評論》寫稿吧！”

“把你自己認為最好的文章給《當代作家評論》吧！”

最早鼓勵我寫評論，終于將我從“文藝學專業西方美學方向”硬生生拉到當代文學評論和研究隊伍里的人，首先是陳思和老師，其次就是建法。我每次感謝他們兩位，心里總有說不出的滋味。人不能同時踏進同一條河流。我被他們拽進文學評論這個小圈子（當時可是大世界），就像釘釘子一樣，牢牢釘在這個位置上，再難挪動。

其實也干了一點別的事。但積習難改，明知早過了寫評論的最佳年齡，然而看到新出作品，還是忍不住要翻翻，以至于有些作家誤以為我尚有余勇可賈，不斷寄來他們的長篇，我因此又欠下許多難以償還的文債。這份尷尬，追根溯源，還是跟建法有關。

從1986年建法加入《當代作家評論》編輯團隊，到他2013年卸任主編，二十六年間我在這份刊物發表了將近四十篇文章。這些長長短短、篇尾幾乎無一例外注明“責任編輯林建法”的文章無疑也凝結了他的心血。建法長期交往、為之慷慨付出心血的作者，總得以數十上百計吧？我不過其中之一而已。其實我在《當代作家評論》出現頻率并不高（平均每年發表1.5篇），但從未有哪年突然間斷過。其中不乏要“給小D王胡等輩笑話”的漫與之作，但也不盡然。

那些為文學燃燒的歲月怎能輕易忘懷？在復旦研究生集體宿舍寫下的《淺俗與高蹈：新時期小說五家合論》（1988/5）曾引起彼時的王蒙先生的注意，到處打聽作者是誰，并很快寄來一封辭若對面的短信，順便還問我是否來自新疆（他有一位流浪在新疆跟我同姓的青年朋友）。同樣寫于研究生集體宿舍與晚自習教室的《向生存的邊界沖擊——評殘雪〈突圍表演〉》（1989/1）至今還有朋友提起。寫得最暢快（可能也最離譜）的要數完成于復旦青年教師公寓的《保護大地：〈九月寓言〉的本源哲學》（1993/6）。1994年出版第一本評論集，書名《拯救大地》就來自這篇文章。也因這篇被一位同窗譏笑為“唾沫四濺販賣海德格爾哲學”的評論，我開始了跟作家張煒一言難盡的交往。《〈呼吸〉的詞物分離現象》（1994/1）是跟當時仍在“訪問夢境”的作家孫甘露反復討論之后仍然固執己見的評論。《在“斷裂”作家“沒意思的故事”背后》（2001/1）則跳進論爭的旋渦，并由此結識了“南京青年作家群”好幾位生龍活虎的作者。

但建法更喜歡被他集中發表于“×××評論小輯”或“批評家論壇”的那些故作學術狀的文章，比如《頹敗線的顫動》《離開詩》《音本位與字本位》《工具論與本體論的交戰》（2022/2）。這四篇一共四十五頁，占整本雜志四分之一多篇幅。《評尤鳳偉〈泥鰍〉兼談“鄉土文學”轉變的可能性》（2002/5）跟建法對“老尤”的推崇不謀而合。《作家缺席的文學史》放膽評說洪子誠、陳思和、“董丁王”三部當代文學史著作，《談哈金并致海外中國作家》（2006/1）提出我至今仍然堅持的關于海外華文文學的基本看法。后兩篇都是建法約稿，跟他的想法也多有暗合之處。

三

歷數舊作，既出于敝帚自珍的文人心理，也想借此追憶我跟建法的交往。建法所謂“你自己認為最好的文章”當然只是“自己認為”，但無一不帶著他的囑托，凝結著他的心血，我豈敢妄自菲薄？

“小輯”“論壇”少則一組兩篇，多則一組三四篇，建法自稱這是他的“一意孤行”。你能想象他說這話時如何喜形于色，自我陶醉。現在看來這也并非沒有問題。一則讓少數人霸占版面，有損學術民主。二則嚴肅的作者真想對得起這個欄目，勢必要打破正常的評論節奏，努力做長線研究，會從評論第一線退守第二或第三線的文學研究崗位。這固然有助于引導評論家轉型為學者，由此促成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就備受爭議的“文學批評學院化”趨勢，但對上世紀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青年批評家”評論生涯的可持續發展也有諸多不利因素。

建法曾自豪地宣稱“像孫郁、郜元寶、陳曉明、張新穎、王堯、吳俊等很多人都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可以說很多學者、批評家年輕時就給《當代作家評論》寫稿，一寫就是三十多年”。對他的看重我心存感激，但至少我本人也正是連續發過幾次“小輯”、上過幾趟“論壇”之后，便漸感氣力不支，慢慢降低了給他寫稿的熱情，將精力轉向別處了。

這當然也因為另外還有幾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蒸蒸日上的評論刊物在分散著建法的“稿源”。建法曾流露過某種遺憾和不快。2008年他在溫州以《當代作家評論》名義頒發第一屆批評家獎，給我的授獎詞有“異秉”二字。我能感到他的復雜態度。我在給建法的一篇文章中慨嘆“中國是個人情大國”，其實是向他暗示我和其他朋友為那幾家同樣由林建法式的好編輯主持的刊物寫稿，乃人情之常。但我的評論越寫越少，其他刊物類似“小輯”“論壇”竭澤而漁的做法不能不說也是一個原因。

饒是如此，每次想到在建法主持《當代作家評論》的最后幾年，不能再像當初那樣“把你自己認為最好的文章給《當代作家評論》”，我仍深感內疚。要是那時更加珍惜光陰，更加努力一點，該有多好。

四

上世紀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有不少類似建法這樣“一意孤行”的文學刊物主編。他們深愛這份工作，把雜志當心頭肉呵護著。那時候文學市場盛況空前，盡管一度有過“文學失去轟動效應”的說法，但經濟持續上行，主編們各顯神通，總能獲得多方面援助。主管部門也樂于放寬尺度，授予主編們盡可能多的自主權。這些因素又強化了主編們對所管雜志的愛護。那真是文學雜志的黃金時代。

而建法又是那樣超愛《當代作家評論》，超愛其所選擇的編輯崗位！他無疑是上述二十年最出色的文學刊物主編。離開《當代作家評論》之后，建法還編輯了多種文學叢書，并相繼主編了《東吳學術》《渤海大學學報》《西部·華語文學》《學問》等大型綜合性文學與學術刊物。但建法跟文學的蜜月期，正如我輩一度旺盛的寫作欲和評論欲，無疑都僅屬于往昔了。

建法過早離世，固然因為難以抗拒的自然規律，但我總覺得他最熾熱的生命之火在交出《當代作家評論》一剎那，或許就開始衰萎了。嗚呼哀哉。我哀建法，也哀自己目送手揮之際悄悄溜走的三十多個春夏秋冬，并哀無數熱愛中國文學的同道在傾力付出之后，突然發現收獲竟如此微薄。

但歷史不允許后悔。歷史只叫我們順服于歷史本身的漫長曲折。中國文學真正的繁榮或許并不在我們曾經為之歡欣鼓舞的“新時期”“新世紀”，而在那更茫遠的將來。昨日的付出只是為文學史通向美好將來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幾天前出席“上海魯迅紀念館”展陳計劃專家咨詢會。從該館一樓“序廳”上到二樓（也是頂樓）多功能展廳，要走數十級寬闊的臺階。臺階左側是一面巨大的三角形墻壁，館方不知如何利用。我強烈建議，何不就按魯迅《生命的路》的立意設計一幅圖案，或者干脆就把這篇不長的“雜感”抄在上面？那簡直就是天造地設。

“想到人類的滅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們的滅亡，卻并非寂寞悲哀的事”，“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著跳著，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魯迅的話至今還讓人感到如熱風撲面。坐在“上魯館”會議室，我首先想到魯迅寫這篇短文的“五四”時期，也想到暮年愛這篇短文超過《世說新語》的錢谷融先生，想到“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的“無數的人們”，當然也想到三年前就這樣走進我們所看不見的另一個國度的建法。建法安息吧。

2025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