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0年1月1日，紐約市停車計時器的信用卡支付軟件突然失效，波蘭公司生產的收銀機無法打印收據，華為手表和部分設備丟失了當天的睡眠數據……一夜之間全世界幾乎都面臨著紛至沓來的電子故障，而這一切源于20年前的一場千年蟲危機。

1957年，葛麗絲·霍普受邀開發計算機編程系統，她首次采用了六位儲存法存儲日期。然而，該存儲法每逢千年的整數年便無法被系統識別，造成系統的故障。2000年正是該儲存法誕生后遇到的第一個千年整數年，這一消息無疑成為當時的熱門話題。在2000年正式到來的前一年，作家石一楓剛滿二十歲，正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碩士。那時他不曾想到，二十多年后，他的新作《一日頂流》會從1999年的“千年蟲”危機開始。

1999年，《一日頂流》的主角——胡莘甌正值五歲，身邊是尚未失散的青梅竹馬李蓓蓓，樓上是與“千年蟲”危機搏斗的父親胡學踐。對當時的胡莘甌而言，千年蟲是樹林深處的一雙“眼睛”，窺探著時間的流逝和顛覆。二十多年后，手機與互聯網的普及，是另一雙暗處的“眼睛”，凝視著賽博空間外的世界撕裂。

“眼睛”，是小說中頻繁出現的意象，它與數字技術緊密相連，暗自呼應著邊沁式“敞視監獄”的隱喻。從小說的內容來看，“眼睛”所代表的“敞視監獄”更接近麥謝森所言的“單視監獄”，即強調少數人被多數人的單向觀看。互聯網時代，人的生存狀態無非是伊德歸納的三種：在屏幕上（on the screen）、通過屏幕（through the screen）和在屏幕里（in the screen）。李貝貝直播賣熏醬，四舅與關公直播表演民俗，胡莘甌從直播間外的看客，變成屏幕里被觀看的人，樁樁件件皆表明：互聯網時代人人都可景觀化。

無論是童年時對黑暗的天然畏懼，還是二十多年后對頂流經歷的不自覺抵抗，胡莘甌真正要逃避的，是數字技術發展對實在空間的控制。這種控制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第一層是對肉身身體和實在生活的控制。技術直接影響著人類的現實生活方式，如石一楓在書中所言“手機已經內化成了人體的某種器官，須臾不能離身”，器官化的比喻與斯蒂格勒對算法社會的認識不謀而合，算法與數字技術的普及使得現實社會直接淪為技術器官的外置存在。看似是技術與人的共生并存，實則是技術穿越虛擬空間對實在空間的權力控制。如同書中對兩個世界的關系表達：“原以為另一個世界存在于虛幻之中，沒想到它不斷膨脹，侵蝕著真實的世界。那個世界不再是真實世界之外的隱秘角落，反而追得真實世界中的他無處可逃。那個世界本身已經真實了起來。”虛擬控制實在，算法控制人類，人類的肉體身體實則被技術身體控制。對胡莘甌而言，其肉體身體是失業在家的年輕人，技術身體是新晉網紅“求管哥”，因給發小直播間打雜時一句“誰來管管我”走紅網絡，從而影響了他的實在生活。“求管哥”的技術身體只是暫時的表象，是胡莘甌想要舍棄的網絡軀殼，他真正想要找尋的技術身體是海角論壇丟失的郵箱賬號，這關乎著他丟失的童年、愛與記憶，亦即技術的第二層控制。

第二層是技術對時間與情感的控制。技術與時間的關系，并非是千年蟲的時間顯示障礙那么簡單，而是指向人類的存在危機。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中指出，人類通過技術外化記憶，形成第三持存。換言之，人類特定的記憶逐漸被技術記憶取代。記憶的淡化催生了情感的失落和內在的荒蕪，間接加劇個體虛無主義泛濫。李蓓蓓是胡莘甌念念不忘的童年、愛與記憶，然而當李蓓蓓離開北京后，他們便失散在人海中，唯一的聯系方式是郵箱，而郵箱的密碼是李蓓蓓媽媽的bb機號碼。郵箱與bb機是不同時期媒介技術的代表，胡莘甌對六位數的遺忘，與bb機媒介退離生活不無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尋找郵箱密碼成為尋找李蓓蓓的象征，胡莘甌要想找到與李蓓蓓相處的記憶，必須要先找到被自己遺忘的技術記憶。密碼的復歸同樣是由于技術記憶，人工智能機器人慧行記錄下胡莘甌的夢中囈語，從而喚醒了胡莘甌的人類記憶。在這里，石一楓展示了一種新的可能性：技術記憶不僅能取代人類記憶，也能喚醒人類失落的情感記憶。

二

此前，在《逍遙仙兒》的創作談中，石一楓曾提到：“從新現實中寫出新看法與新觀念是新時代文學最大的價值。”而在《一日頂流》中，石一楓創造出具典型性的“Z世代”新人形象胡莘甌。作為最早一批z世代青年，胡莘甌見證了互聯網在中國社會二十年來的迅猛發展，也目睹了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橫行的種種圖景，光怪陸離之下，胡莘甌依舊保持著本真之心，這正是難能可貴之處。石一楓試圖以胡莘甌為眼，窺探中國步入后現代社會后面臨的新現實問題，尤其是如何面對高度發展的技術世界。

當直播意外爆火后，胡莘甌與父親胡學踐展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胡莘甌的選擇是關機、逃離，胡學踐則是借兒子的流量直播尋人。父與子，同樣遭遇愛人離開的情感創傷，同樣與互聯網世界命運勾連，卻呈現出相悖的姿態。對互聯網世界的沉溺，抑或逃離，如同一體兩面的鏡像，照見不同的自我療愈之道。

胡學踐是典型的初代宅男形象，整日不聞他物，一心撲在機房的“數字堡壘”中，直到小說后半部分才揭露出原因——為了尋找妻子趙美娟意外離世的真相。發小李蓓蓓的失散、愛人李貝貝的不告而別、意外走紅的眾多關注，胡莘甌的第一反應是逃離與找尋——“自從離家出走，他總有一個暫時的目標，開始是找四舅，后來是上島、進廟，再后來是找李蓓蓓；現在連暴露都沒那么可怕，找個‘沒人認識他的地方’也不再是迫切的需求，他卻發現自己沒處可去。”

同樣都是逃離，但胡學踐的逃離是為了更專心地尋找真相，目標較為清晰，胡莘甌的逃離則更加迷惘，他尋找的對象不停變換，或許是某個人，或許是某個空間，軌跡的波動是內心荒蕪的投射。約斯·德·穆爾借用帕里斯勒的“離心定位”概念，指出電子顯現和虛擬現實技術可能導致人類對自我產生“多元離心定位”，即缺失“安全，調諧命運，理解現實世界，擁有一塊與生俱來的土壤”等體驗，加劇人類存在的“無家可歸”之感。童年多舛的遭際、長大后與社會規則的疏離，胡莘甌既無法融入賽博空間，也無法融入現實社會，最根本的問題在于自我的定位迷惘。人是社會關系的產物，身份的定位與其身處的社會關系結構相關，母親早逝、父親忙碌使得胡莘甌的家庭結構先天殘缺，失業在家使得他的另一重社會關系消散，愛人李貝貝的不告而別如同導火索，“求管”是他對身份定位的渴望，希冀成為某一結構中的一體，從而得到靈魂的安放。

這一結構，并非是賽博空間帶來的系統與分體的結構，而是實在的具有情感交織的親密關系結構。當胡莘甌通過監控技術監視李貝貝，導致了李貝貝的消失，親密關系結構成為泡影。這是胡莘甌首次從“被看”轉為“看”，其結果卻是現實生活的摧毀，極具隱喻意義。賽博空間本應是“作為勞動產品的柏拉圖主義”，卻間接重創了胡莘甌的實在幸福。于是，便催生了胡莘甌的三重追尋。

從四舅的鄉村，到沒有信號的小島，再到李蓓蓓的小城，三重空間的追尋中也映證著多位群像的不自由處境，李貝貝的容貌不自由，四舅的貧窮不自由，互聯網大鱷的心靈不自由，李蓓蓓的性向不自由，各人有各人的不自由，各人有各人的禪與道。在多重群像的共同成長中，胡莘甌尋找的重心逐漸內移，從尋求物理空間的隔絕到尋求心靈空間的釋懷，他逐漸意識到他的虛妄源于自身。

胡莘甌的頓悟契機，源于機器佛慧行的點化。慧行者，謂能受持讀誦問論勝決擇等。它強調的不僅是自明見心的覺知體悟，還有勤修習慧的實際行動。以“慧行”命名ai，借機器佛之口，點悟深陷技術靈籠之人，隱隱有“借技術他者觀照人類自我”的深意。然而，為什么不直接以ai之口，反而要以機器小沙彌形象出現？為什么在賽博時代，人們反而愈加向往裊裊禪音？技術與宗教到底有怎樣的關系？

從慧行的形象來看，慧行是具有佛學儲備的具身智能，它的本體乃是處理大數據的ai，肉體則是壞了的送餐機器人。具身的設置，以及結尾慧行對胡莘甌記憶的拷貝，暗藏著人機融合的未來預言。有意思的是，慧行的處理器藏于佛像之中。這是否是ai走上神壇被頂禮膜拜的隱喻呢？二十世紀時，阿多諾認為科學理性逐漸成了新的神話。而在人工智能迅速發展的二十一世紀，人工智能逐漸成了新的神話。

近幾年來，“元宇宙”“ChatGpt”“DeepSeek”爆火，電子木魚app的上線，宗教網站的開設，用ai算命的玄學活動興起，其實質都是對賽博技術的造神運動。因為未知，于是有神話。因為對未知的推崇，于是有宗教。然而，“這種關于神的全在、全知、全能和永恒的數碼夢想注定是烏托邦空想的結論”，造神運動的根源還是內心的荒蕪。小說中將鄉村的孤山視為另一個世界，將小島比作桃花源，將逼走同性戀老師的家長群名為“凈土”，愈加明確的含義指向，對應著胡莘甌愈加澄明的內心。

凈土，意在無五濁之垢染。鄉村、小島、小城，都不是凈土。那么，凈土何尋呢？印光法師有言：由有凈心，方有凈境。凈與垢，真與假，我與無我，實在與非實在，一切明晰的劃分本就是分別心的映照，因有分別，于是有我執、我癡、我嗔等諸般煩惱。其破解之法，便是放下和正視。胡莘甌為了隱藏身份離家出走，卻又為了幫助李蓓蓓自爆身份，也是在自爆的這一刻，胡莘甌真正理解了現實世界，尋找到自我存在的凈土。

在小說后半部分，父與子都在打破鏡像，父親胡學踐離開機房，接觸具煙火氣息的現實生活，兒子胡莘甌正視被觀看和不再被觀看，流量也好，創傷也罷，真真假假的一切，都是虛空的幻象。然而，作為人，即使胡莘甌參破了空的實質，他也始終無法脫離這空，而是繼續在幻與真的賽博空間中踽踽前行。小說結尾胡莘甌與慧行分身的重逢，醞釀著作者對技術未來的期待——技術在制造幻象的同時，也在幻象中陪伴著孤獨的人類，人與技術互為共生體的具身關系或許是未來人與世界的重要意向性模式。

總之，石一楓的小說《一日頂流》不能簡單地用烏托邦/反烏托邦的二元區分界定。從其主旨刻畫而言，它的基調始終是以后現代社會為藍本的新現實主義小說。如果硬要求全責備的話，結尾稍顯匆促，成年李蓓蓓的形象似乎過于符號化，與童年李蓓蓓的形象黏性不高。